「防疫」中國・對話劉紹華(上):在審查之下,大家的文章常常活得比病毒的命還短

「防疫」中國・對話劉紹華(上):在審查之下,大家的文章常常活得比病毒的命還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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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訊息不透明會對公共衛生防疫形成巨大的障礙。我覺得某種程度也有點像是中國政府把公眾的反應當「細菌」,然後拼命地施加「審查」抗生素的劑量。

文:曾金燕

「防疫」中國:對話劉紹華

劉紹華,哥倫比亞大學社會醫學系人類學組博士畢業,現為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其研究從疾病的角度切入,例如愛滋、吸毒、或麻風病等,去分析當代社會變遷的本質與傾向,以及身處變遷中的個人生命經驗與轉型。此外,也從公共衛生與環境變遷面向,去理解如國家或市場等外力、制度在此變遷中所扮演的角色。

個人專著有Passage to Manhood: Youth Migration, Heroin, 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及其譯寫而成的醫療民族誌《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群學出版社,2013)、《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近年出版《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衛城出版社,2018),《人類學活在我的眼睛與血管裡:從柬埔寨到中國,從這裡到那裡,一位人類學者的生命移動紀事》(春山出版社,2019)。

一、審查與新型冠狀病毒防疫

曾金燕(以下簡稱「曾」):紹華老師您好,2018年出版的《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是一部針對1949年後的當代中國防疫史。您花了十多年的時間,從政治(國族、階級、宗教的政治)、科學(生物醫學發展)、社會文化(疾病隱喻帶來的情緒勞動、汙名等)相互扭結的維度,書寫了麻風醫生集體的個人生命史、全球公共衛生視角下的防疫政策和實踐史,以及中國的社會政治史。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從2019年12月在武漢爆發到現在全球流行,可否請您先簡單介紹對新型冠狀病毒防疫的觀察?

劉紹華(以下簡稱「劉」):作為中國之外的人,不是身在其中日常生活的人,再加上中國政治控制和訊息不透明,從一開始我們就沒法獲得充分的訊息去了解這個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所以對於一些事情的因果關係、一些機制是否起作用,有些事還很難說。但即使這樣,以現在看得到的資訊,大家至少已經可以去作一些檢討,提出一些問題,特別是針對不合理的情況,例如:檢討怎麼做應該可以不會造成這麼多人死亡、更少的醫護傷亡、付出更少的人類福祉代價。

1月23日武漢封城,後來其他省市也有區域性的封鎖。兩個多月過去了,現在湖北逐步解封,疫情卻在世界蔓延開來,導致世界各國也採取隔離、封鎖閉關的措施。封鎖、隔離作為流行病控制的有效措施從19世紀到現在一直在用,只是規模看疫情而定,但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麼普遍且大規模的隔離。這一次,雖然每個國家採取隔離措施,但每個國家的具體情況都不一樣,存在政治制度和文化差異,必須對封鎖的時機、封鎖的配套措施、封鎖的代價等方面進行綜合評估,才能說清楚什麼是有效的公共衛生防疫和良好的社會治理。

一場有效的公共衛生防疫一定是在特定處境下有綜合的配套措施才能起作用的。幾個關鍵因素會影響防疫的效果:是否尊重流行病控制的專業實作,而不是將政治議程凌駕在醫學專業判斷之上;資訊和社會治理是否透明;媒體和公民的協作等。

中國的情況,一開始是隱瞞疫情,然後突然迅速拉高警戒。武漢封城期間,所有公共交通都停擺,整個社會陷入混亂和恐慌,沒有做好封鎖的配套。剛開始那種防疫方式,好像就是你在裡面自生自滅,只要不要傳染出來,就叫做防疫,並沒有在防疫之時還是要照顧病人的概念。病人有沒有得到照顧呢?民生有沒有得到照顧?封鎖和疫情對身在其中的人帶來怎樣的心理影響,以及會給社會帶來怎樣的次生災害?病人死了,人被隔離了,儘管具體的數字還是不清楚,隨著時間過去疫情終究會緩和下來。但這究竟是有效的公共衛生防疫起作用?還是封鎖隔離機制下疫情本身就可能緩解?我們現在還不能獲得完整的訊息來充分分析。

武漢封鎖初期,我看到很多志願者,比如當「擺渡人」,騎自行車或者是電動自行車、開車之類的,去接駁醫護人員,在醫護人員的家跟醫院中間做接駁,因為沒有公共交通。從這點來看,我覺得中國的民間不是沒有進步,我蠻感動。因為疫情爆發時,當志願者是一件很難的事情,有一些家屬會強烈抗議,大家需要承受很大的身心壓力。

各國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爆發的作法,都是一場大型的公共衛生實驗,公共衛生防疫的反應在社會治理透明與不透明的社會有很大的區別。中國通過高壓手段來控制疫情,從功利的角度來看,會有立即的效用,但背後的代價相當大,而且不一定能被看見。如果考慮到新型冠狀病毒的特殊性——潛伏期長、無症狀傳染、病症多樣表現以及檢測結果的偽陰性,中國的國情又很特殊,中國是否已經真的控制疫情還很難說,中國和其他控制得較好的國家是否會有新一輪的爆發,也都需要警惕。

在台灣,由於一直對中國保持高度警戒,也不信任中國不透明的政治話語,加上2003年SARS疫情的經驗,一開始就採取了「超前部署」的策略——比如很早就針對武漢停止往來、然後是世界各地的旅行者、入關者進行檢疫,用疫調方法追蹤調查確診者以及與確診者有過接觸的人,採取隔離措施——不是整個社會的隔離封鎖,而是針對確診者和有風險者的隔離。台灣以這樣的方式來阻斷病毒的傳播,配合公眾戴口罩等衛教方式來控制疫情。雖然確診者數量有上升,但就其和中國鄰近的情況下來說,疫情控制的效果確實很明顯,對公眾生活的影響也不至於像武漢的封城那樣巨大。

韓國的情況不一樣,由於疫情在新天地教會突然爆發,韓國沒有機會做到「超前部署」,但馬上採取了「普遍篩檢」加隔離的策略,算是在相當程度上控制了疫情,是屬於危機處理得好的情況。

日本的情況又不一樣:在一開始,各國已經逐步採取斷航封關等措施時,日本出於外交考慮沒有對中國封關。後來雖然採取了針對性的禁航政策,但也沒有超前部署和全面篩檢,甚至戴口罩的現象也不如台灣普及。他們是靠什麼來控制疫情不至於像歐美、中國等國家那麼嚴重的呢?我還沒有看到很詳細的報導。也許是他們個人衛生的習慣一向非常良好的原因嗎?比如回家進門第一件事是洗手,社交上也不是很多肢體語言如擁抱等的文化習慣。我不懂日文,可以獲取的資料不多,但我覺得日本是蠻值得研究的案例。

而美國,其實和中國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醫療專業聲音被政治壓抑,川普嚴重削弱了CDC醫療體制在防疫中可能起到的作用,嚴重耽誤了防疫。但美國畢竟在醫療發展和工業方面是世界頂尖的,還是可以迅速恢復能力,很快發展檢測試劑等手段來配合隔離,控制疫情。

中國的封鎖、隔離作法,是無法完全複製到民主國家的。這一點,西方社會也很清楚。同時,西方社會一些國家也面臨了在不同程度的封鎖、隔離措施中,該如何防止對民主制度和人類福祉的傷害的問題。

曾:有人說,如果沒有政治審查,李文亮發出預警時公眾就獲知新型冠狀病毒的情況,也許就不會有這場疫情,不會有全世界的大流行。過去這幾年裡,中國的公民社會,從NGO組織被解散,從大量的活躍人士被抓捕,特別是律師被大量的抓捕,到國際NGO法限制國際NGO在中國的活動,以及限制本土NGO的資源獲取和能力成長,公民社會的活動空間極度萎縮。媒體大受打壓,調查新聞嚴重受限。在這樣的情況下,這次疫情爆發,哪怕審查重重,仍引發了公眾很大的反彈。

國內一些媒體也在和審查機制博弈。我覺得公眾的反應、反彈和批評,跟比如說紅十字會以前冒出的郭美美醜聞、四川地震時的政府部門的醜聞引發的公眾反應是一樣的、激烈的,有很多的批評——也就是說公眾是有自己的判斷力。但是這種社會應急的荒謬混亂情況和官方慈善團體如紅十字會控制防疫物資的醜聞,一而再再而三發生,甚至更加變本加厲的發生,令人感到憂心。

劉:訊息不透明會對公共衛生防疫形成巨大的障礙。我覺得某種程度也有點像是中國政府把公眾的反應當「細菌」,然後拼命地施加「審查」抗生素的劑量。可是,這樣的控制終究會潰散的,而它眼中的那個「細菌」是會病變的。這一次,雖然看到很多非常荒謬——比以前還荒謬或者說跟以前一樣荒謬的事情在發生,可是中國人的反應跟以前比,當然不能說是非常戲劇性的變化,但是完全沒有變嗎?不是。

在審查之下,大家說話的文章常常都是活得比病毒的命還短,然後被刪,但另外就會有人又從別的地方冒出來,又刪又再冒。這說明中國裡面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見,就是要表達要行動。因此我們在外面的人其實不能停止,我們在外面的人沒辦法停止關注跟發言,因為哪怕在裡面的人也許沒有辦法自己做發言,但是可以做動作,就是幫你把那個發言轉來轉去。我會覺得可以分工,對吧?光是為了在中國內地已經有共鳴的人,在外面安全之地的人就不能停止,就不能停止有任何作為。

至於說公共輿論的形成,對中國抗疫的具體實施,是否起到監督、糾錯的作用,這個因果關係還很難說。我們同時看到,中國政府一方面更加快速地封鎖輿論和疫情訊息的傳播,另一方面,它也快速地、加大力度地進行「抗疫成功」的宣傳,對外和對內宣傳中國的「成功」。民主國家需要面對的是假訊息氾濫、後事實的情況;而在中國,新興科技成為國家機器進行龐大宣傳的重要資源和手段。在本來、從來就是壓制事實、壓制聲音的國家宣傳中,現在又有了更龐大的力量、資源進行更加快速的國家宣傳。

比如今天我看到網上歡送支援湖北的醫護人員離鄂的各種視頻,人民夾道歡送,康復患者跪地、磕頭感謝。這些在中國很傳統很質樸的人情表達,透過視頻這些廣泛普及的手段,非常有效地傳遞了政權所需要的「愛國」、「歌功頌德」效應,可以利用這種情緒、情感的共鳴來取代潛在的批評。這種刻意生產出來的宣傳,每個人都參與其中,夾雜了國家政治的個人和集體表達。對於我們以及比我們更加年長的世代來說,習慣了以眼見為憑、白紙黑字,或在威權社會長大沒有經過獨立思考訓練缺乏公民意識的民眾,這些影像會形成直接的影響。

曾:此波疫情,科技在公共層面的管理、支持民生、醫療安排上,似乎沒有起什麼大的作用。而對疫情的跟蹤,應該是政府內部完全知情,但是不披露,或部分披露,政治議程而不是民眾和防疫需要優先。

劉:從監視的角度,它有大量的科技。可是在這次疫情的監控裡面,怎麼沒有一開始就發揮大數據的功能呢?從流行病學大數據的功能角度,一下就可以看到流行趨勢了,中國科學家在《柳葉刀》的投稿文章也畫出流行趨勢了,不是嗎?怎麼善用、有效利用大數據來保護公眾福祉?大家批評中央的CDC(疾病控制中心),批評他們只是為了自己發文章。我也想說,CDC在中國有多大?我的意思是說CDC的政治決策權有多大?沒有上層授意,他們敢隱瞞這個疫情嗎?新聞也報導了,中國政府1月3號開始就給美國作了30多次的通報。CDC可能就只是替罪羔羊吧。

二、「後帝國」防疫

曾:您說到CDC,要談中國的防疫機制以及政治力量對CDC的影響,跟您在書裡用「後帝國」這個詞來做時代劃分有關係了。這首先是一個政治議題,不僅是一個醫學專業議題。「後帝國」是什麼意思?在這場防疫工作中產生什麼影響?如果1949-1978年的中國是「後帝國」,那1978年至今的中國,又是什麼?

劉:是,在書裡面我寫這不只是醫療、公共衛生史的問題,而是政治社會史的提問。你問「後帝國」是什麼意思,在書裡面寫得很清楚,「在全球邁向後殖民的時代,中共以強制性的社會主義政策,讓中國進入後帝國的集體精神狀態,雷厲風行祛除新舊『帝國』(反帝、反封建)與『殖民』(教會、文化)的影響」。你主要是要問我後帝國在這場新冠肺炎防疫工作中產生什麼影響吧?我覺得影響就是這種後帝國的mentality(思考方式和精神氣質)就沒有消失過。中國的「後帝國」從未脫離帝國的架構,但裡面有兩個層次。

在我們談論後殖民和後帝國主義的時候,理論上無法擺脫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架構。原先我說的那個帝國,在它政權初期指涉的是民國(1912-49)時期延續下來的傳統中國的、受西方影響包括教會影響的延續。但到了1978年以後,我指涉的帝國是新一波的全球化這種無以名狀的帝國,同時它又深受蘇聯對中國體制的影響,因而具有雙極性(bipolar)。所以有一批人,包括像CDC的這些人會拼命地在世界頂級刊物去發表。

某種程度上,這就是一個我在《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一書裡講的那種無以名狀的新的帝國架構,是哈德和納格利意義上的「帝國」——「主權已經有新的全球形式,即在一種單一邏輯整合而成的一系列國家和超國家機體」(Hardt and Negri 2000, location 28 of 5564)。它削弱政治意義上的主權影響,強化主導國際生產、交易、交流的單一統治邏輯的影響。這個帝國並不是一個特定的實體。他們一方面去追逐這樣一個東西。另外一方面,還是一樣維持著原先那個「後帝國」的mentality,尤其在這個防疫的對外公布上。

曾:「中國夢」還是一個「帝國夢」。

劉:是,它從來沒有脫離過帝國,其實我想說的就是這句話。當時,它全面驅逐帝國主義的勢力,特別是以美國為代表西方的頭號敵人,但是實際上它自己就是要建立一個帝國。而且它以另外一個西方帝國蘇聯當模範,以全盤仿效蘇聯來推廣其「後帝國」的政治及科技改造。

中國在1950年代末開始跟蘇聯交惡了,1960年代初就斷交了,斷絕關係了。那一個時期蘇聯對中國體制的影響,中國學者常常都是否認的,在中國沒有多少人會做蘇聯對中國的影響的那段歷史的研究,基本上都想把它拿掉。

那一段歷史,尤其在醫療體制上形成的影響,也許已經不是那麼全面地都還看得見了,大家好像當成沒這回事似的。可是,那十年對中國醫療、防疫史的影響很大。最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個是防疫機制,就是中國的醫療衛生機制是蘇聯化的,分門別類的疾病防疫站工作機制,2000年左右開始轉向美式CDC統一管控的形式。我相信這次新冠肺炎政府的防疫反應,政府機構內部的混亂跟這個蘇聯體制的影響、未完成轉變是有關係的。但它具體到底什麼關係,那需要有很多內部資料去做研究,包含裡面權力的問題,人的位置、安排、工作協調機制,組織裡面的資源分配等等。

在體制上,蘇聯的影響在2000年以前的公共衛生機構裡面是很明顯的,但2000年之後轉到美國化的時候,中間的那個轉型到底是成功還是不成功,每個地方都不一樣。中央的、省級的、市級的、甚至直轄市級的,都不一樣。之前張作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流行病學資深終身教授)講的,我就非常同意。上海CDC的轉型,他認為是比較成功的案例,所以當時可以成功地控制非典。上海也是中國第一個宣告麻風根除的省級直轄市。每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重點已經不是「蘇聯」這兩個字,而是那舊的機構的影響,後來都是中國特色了。

另外一個層次的影響,是對人員訓練的層級、格局跟規模的影響。中國專業人士的訓練是採取那種普及式、快速、低階的方式去養成,很多不合格的人都可能拿到醫師執照。這在21世紀,除了中國很多其他地方也充斥這種現象。不僅蘇聯,當年比如說國際聯盟(就是世界衛生組織的前身),對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也有類似的建議,就是要積極發展中階人才,而蘇聯是更明顯地強調這樣做。

共產黨走蘇聯路線的時候,在策略上非常強調要發展中階人才。中國到後來不只是發展中階人才,而更往下走,發展低階人才。我在書裡有一些表格,描述麻風醫師人數、麻風防疫機構(包括麻風村數量)的成長趨勢,可以看出來1949年之後,高階人才一直沒有增加太多,但是中低階人才大量增加。這個趨勢規模,剛開始確實是以蘇聯為模仿對象的一個政策趨勢的結果。

差不多2000年左右,整個中國決定要改成美國CDC的制度。那個時候衛生(所)局或者是防疫站很多,要把各種疾病和機構,全部統整在一個疾控中心之下。很多的舊機制裡面的人員很不習慣,甚至憂心。因為整個劃歸到一個疾控中心,那就是中央統一來決策,包括決策資源要如何分配。以前是一個單一的防疫站,一個單一的疾病或是兩三個疾病湊成的一個防疫站,那經費給你了,你們自己去公平分配吧。現在全部人都集中在一個中心下,到底是哪一個疾病出頭?

比如說有一陣子愛滋病很出頭,所有的錢都往愛滋病跑。又比如說像麻風,認為它「被消滅」了就沒有錢了。所以很多麻風的防疫工作者就不願意機構合併,他們覺得自己是弱勢的病,政府又從來不公開哪些地區已經根除哪些地區沒有根除。大家都高高興興地認為,在整個中國的層面麻風可以被視為是根除的話,那誰還會管這種受到忽略的疾病,對不對?比如說像四川省就不願意被合併,四川的麻風病還是放在皮炎所來防疫。從一個體制轉到另一個體制,內部有很多的震動,裡面的人事或很多制度可能還不是完全的,因為中國實在太大了,層級太多了。

曾:蘇聯式的疾病防疫模式,轉成美式的CDC疾控中心模式,但是它跟美國CDC疾控中心的工作環境、政治環境又不一樣。

劉:對,關鍵就是透明度的問題。一個機構體制引進之後,政治文化環境可能適應不了。我們已經走向以英美尤其是美國為主導的全球化體制,大家都不可避免地參與其中,歐洲甚至連法國都向美國的這種CDC模式看齊,尤其20世紀前後重大的新型傳染病及其應對,讓CDC的形式更主導了全世界的疾病控制模式,不走它那條路好像也就變得很難了。這是其一。

第二,就是疾病控制變成類似大數據的概念,一個中央中心,進行疾病控制的數據收集、監控和指揮。這樣的一個疾控中心放在民主國家裡面,會受到其他的民主機制的監督。可是,在中國,這樣一個中心,把所有東西都抓起來了,所有資源都抓起來了,內部怎麼分配,資源怎麼收集,收集之後怎麼行動,在中國,沒有其他東西可以去監督。決策也沒有監督、糾錯機制。

中央先把所有資源、資訊都集中了,攸關眾人疾病的問題集中到這麼高的層次,卻沒有一個機制去監督它,唯一能夠監控它的,是比它還高的政治層次。也就是說,所有人都只能去相信、服從那個最高的政治層次的時候,是很可怕的。這次大家都在罵中國的中央疾控中心,著急自己發研究文章。張作風也講得很含蓄,你們是製造了很多很優秀的論文給全世界來研究使用,但是,到底是發表優秀的論文重要,還是拿這個重要的資訊去做防疫的指揮重要?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香港:破局與困局(思想40)》,聯經出版

作者:吳玉山、何乏筆、林滿紅、陳康寧、郭亞珮、呂大樂、王超華、龔立人、陳景輝、葉蔭聰、曾金燕、徐振國、許偉恒、胡成、郭于華

本期的專輯是「香港:破局與困局」。香港由「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引發了持續超過半年的抗爭,引起全球關注,觸動了中港台的地緣關係,改變了香港的政治版圖。如今運動的激烈與激情暫時沉寂下來後,困在新冠肺炎全球蔓延的當下,回望幾個月前的一切,頓然有一種不真實、不確定的感覺,到底一切都成過眼雲煙?還是化成潛流留待日後再次爆發?

幾位論者雖然立場及關懷迥異,但都指出了此次運動作為「非常態政治」的一面。不單原有的政治秩序無法運轉,運動的激烈抗爭手段更衝擊倫理、道德規範及底線,也引發更多暴力、更大規模的警察打擊,數以千計示威者被捕,這都是香港前所未見的。同時,運動也無法重建早已失效的政權與社會互動機制,更遑論政治解決與改革方案,卻把政權的管治權威推向更深的危機。

在原有大局已破、懸疑未決、前景不清之際,專輯的五篇文章從幾個方面點出香港「非常態政治」的意義,但絕無蓋棺定論之意,反而指出當下為居間、膠著、過渡的時刻。在這樣的困局中,我們都需要有著與它共存的耐性,以及克服它的日常鬥志。

本期還有對疫情關注的兩篇文章,以及其他學術論文。

香港:破局與困局(思想40)-_ISBN9789570855432
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