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中國・對話劉紹華(下):「武漢病毒肺炎」最早是中國政府和媒體自己在用,它們是始作俑者

「防疫」中國・對話劉紹華(下):「武漢病毒肺炎」最早是中國政府和媒體自己在用,它們是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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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這是一個歷史教訓問題。一開始在公共衛生上做命名和指涉的時候,就不應該這樣做。全世界,媒體、政府、NGO、公眾,都應該有約束。就算後來更名,這個汙名也不太可能去除。

文:曾金燕

曾:CDC模式恰恰是哈德和納格利意義上的「帝國」,典型的全球化框架。這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爆發,將如何改變全球化的框架?

劉:這次疫情爆發,從中國開始到美國,已經充分展現出CDC的醫療專業深受政治的影響。但CDC的功能不可能消失,因為對人類有很大威脅的傳染病,一定是未來世界的趨勢,不同的新興傳染病會越來越頻繁、密集地發生。在未來世界裡,人們需要一起面對世界的各種新疫情。

但是這一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我們看到,本來就存在很多問題的世界衛生組織(WHO),它作為相當於全球的、世界層級的「CDC的角色」在淡化。美國CDC曾經作為世界領先的疾病控制中心的角色,在川普的領導下也淡化——甚至連對內的疾病控制功能都受到很大的壓抑。世界各國基本上是回到各自的民族國家的狀態,通過重申民族國家的領土邊界來重申主權與防疫。哪怕貿易和國際交流的全球化不可能終止,全球化也是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之前全球化所建立的普世價值、國際規範,很明顯受到民族國家的進一步挑戰和影響。

這種轉折和危機,在川普上臺、希臘齊普拉斯當選、英國退出歐盟、法國和德國的大選過程中已經展示出其趨勢。雖然國際間互動往來的原則基礎依舊存在,但在具體的事務上,判斷和決策縮回了民族國家的主權內,內捲化,向內生長。即使全球化仍將繼續下去,薩森(Saskia Sassen)所說的「民族國家是全球化的容器」的說法會更為明顯,全球化議題還是放在民族國家的結構下與範圍內去討論。如果沒有出現能引領國際的國家領袖,這種全球化的內縮會到什麼程度?全球化自身固然有許多問題,但在本來就專制的國家,如果忽視普世價值和基於全球利益的行為標準與價值體系,會向什麼方向走去?這些問題都值得進一步觀察與探討。

三、流行病防疫:汙名與倫理

曾:講到價值和原則,談到中國的CDC以及醫療界的倫理、職業操守和專業機構政治文化,我自己在中國工作過程中體會很深的是,一般而言,(上下游)合作夥伴/同仁在具體的工作交往中,政治正確、面子(可以讓上級榮耀或得到上級認可的好大喜功的「結果」)、利益輸送,往往被放在專業工作的考量之上。這種無法誠實地面對事實和不尊重專業的文化,不僅僅集中在政治決策領域,而且由社會各界人士主動地、分散地、積極地滲入日常生活中,成為威權政治彌散整個社會的常態。

在流行病防疫中,疾病的汙名常常是和資訊不透明和政治性的決策失誤糾結在一起,結果會優先考慮政治需要並不斷強化疾病的文化隱喻。這種社會政治文化在疫情控制工作中會進一步令防疫專業意見邊緣化,使前線專業醫務工作人員暴露在高風險下,並給防疫控制下的社會帶來巨大的障礙。「武漢肺炎」、「中國病毒」等詞語被媒體、政治家、政府、NGO、社會活躍分子廣泛使用。

劉:「武漢病毒肺炎」這類名詞最早是中國政府和媒體自己在用,它們是始作俑者。我第一個反應是怎麼又犯這個(汙名化的)錯誤。我相信他們剛開始完全沒有思考,就是方便行事,一個技術層面的方便行事,它一開始並沒有帶有任何疑似汙名的意圖:在某個地方發生了某種疾病。雖然後來沒多久就更正了,可是大家已經這麼耳熟能詳了,誰會去記那個醫學術語?重點是人心不變的話,改名字也沒有用了。

這是一個歷史教訓問題。一開始在公共衛生上做命名和指涉的時候,就不應該這樣做。全世界,媒體、政府、NGO、公眾,都應該有約束。就算後來更名,這個汙名也不太可能去除。比如說,武漢的人已經跑出去,也不是武漢的人才會得這個肺炎,可是武漢封城時,中國其他各地的人基本上就是只要你是武漢人,誰管你的旅遊史、居住史、接觸史,就變成是你這個人和病毒、疾病聯繫在一起。就跟以前河南人是愛滋病一樣,這很糟糕。全世界愛滋病明明就是異性戀得的比同性戀多,可是大家就還是認為首先是同志的問題。現在,在一些國家,中國人、甚至延伸到亞洲人又成為肺炎的代名詞而受歧視。那根本是人心的問題,不是科學事實的問題。

中國作為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起源地,政府又隱瞞疫情和訊息不透明,中國政府到今天既沒有向武漢也沒有向世界道歉。大家都很憤怒,都認為必須要記住歷史,反對中國政權,所以要用「武漢肺炎」、「中國病毒」的說法,這個情緒我充分理解。但是,我們要看,「中國病毒」、「武漢肺炎」這樣的說法,最後受影響、集體受到排斥的,還會是中國的人,具體的尋常中國人。而這樣的說法真的能中傷那個政權嗎?我懷疑,政權用人民來作盾牌或武器,並不是什麼新鮮的事,最終倒楣的應該不會是它,而是尋常的一般人。就像美國有人呼籲叫它「CCP病毒」啊,不要讓尋常的人受到汙名的傷害。

曾:歧視分類,在中國這樣的政治文化下面,不僅僅在政治決策領域、在政府領域是這樣的思維方式和心態,就連社會各界人士,幾乎每一個人都是很主動的、在分散層面上、很積極地以這種思維方式、用這種方法來參與日常生活。在您的書中,專門討論了「強制的人道主義」,以犧牲個人自由和福利來實現公共衛生防疫的效益。通過汙名把人群分類處理、對待的思維方式,是中國的政治治理基礎。

汙名化疾病,把病人當作敵人、他者排斥對待——防疫只是整個中國社會政治版圖的縮影,國家從宏觀的政策到個人身體的具體規訓,無孔不入地全面管控。公共衛生防疫以集體健康之名,十分容易對個人權益和自由造成侵犯。如何平衡這兩者的需要?如何檢視過時了的防疫措施?如何確立新的生物醫學倫理以保護具體的人的福祉?我們看到各地粗暴的、違反人權、給大家的基本生存都造成傷害的各種隔離、封鎖「土方法」。這種情況,中國社會最缺乏的是信任嗎?

劉:我覺得不只是缺乏信任,不只是缺乏基於對基本價值、理念、倫理和現代社會規範下處事的人際信任與政治信任。我覺得這場疫情根本就是一場共業。業就是業障的業,就是一場共業,這是佛教用語。我的研究,在書裡寫的,中國的民眾是主動或被動地配合這種政治文化,既然這個政治文化沒有一個倫理的規範,所以到後來大家根本不需要對任何事情任何人包括他們自己的integrity(完整性)負責。

像中央CDC的那些人,我雖然相信不可能是由他們來主導壓制疫情訊息的。但是,這些人居然可以在頂級國際學術期刊發文發得那麼精緻、那麼高興的時候,沒有一個人良心不安,沒有一個人出來透露真相。而且這些人是從上到下,不只是CDC的人——因為數據是由下往上送的,作者署名有他們一連串的名字,大家都會拼命地想要把自己的名字放上去。所以這個疫情爆發,從地方到中央有不曉得多少人涉及在內,都是知情的,可能還有沒有掛名在上面的人也都知道情況的。

那些人沒有一丁點的專業倫理,沒有一丁點的做人的基本道德?這些人都是知識分子——他能夠寫這種學術英文的話,他就有這種國際交流能力,他沒見過世面嗎?他不知道國際規範嗎?《柳葉刀》之後應該將這樣的論文下架,因為它嚴重違反倫理。這等於是不當取得資料。舉例來講,比如說你要給一個病患做實驗研究,你明明知道他有生命危險,那你到底是要用你的藥來提升你的專業聲譽,還是要先給他一個你知道可以馬上有效救他的藥?

曾:第一個層面是研究資料的不當獲取,第二個層面是研究者明明了解這些情況,但是不作為。

劉:對,所以我想之後這些論文真應該下架。而且要有關於倫理方面的大量討論。如果中國的醫療衛生訓練裡只有技術而沒有倫理,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四、中文書寫被壓抑的防疫歷史

曾:《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一書以中文寫成,首先在台灣出版,其中一個考慮是和您交流的麻風醫生不少已經年老並陸續去世,您希望在文稿完成前得到他們的閱讀和反饋,也是搶救集體個人生命史的一個過程。但英文世界對此書的了解甚少,中國大陸也沒有發行——內容上無法通過審查。

劉:我覺得英文世界尤其學術界不可能對中國的防疫史沒有興趣。但我為什麼先用中文寫,而不是像以前一樣先寫英文版再寫中文版?寫中文,我所需要的史料、敘述遠遠難於寫英文。寫英文書的時候,是以當前的情境為優先的描述、討論;可是,寫中文書的時候,重點是歷史。我要解釋為什麼現在的防疫是這個樣子,就必須去挖歷史。有能力做中國研究、需要這麼細緻歷史材料的英文讀者,應該本身就具備閱讀中文的能力了。對於那樣的學者而言,他可以直接看這本(中文)書。可對於一般的讀者而言,如果史料這麼細緻、充分,反而是一個閱讀障礙。我很清楚這本書很難被直接翻譯,它只能由我自己來寫。

曾:這個情況,是不是其實也是中文學術界集體面臨的一種處境?以及一有資料就去發表的學術體制對青年研究者形成的壓力?

劉:我剛剛講的是我們非英語系的學者的處境:要讓這個書在英語世界的人可以讀。那種大家一有資料就發稿的情況在很多地方也都是一樣,就是現在學術界「輕、薄、短、小」的一個趨勢,有東西就發,然後做深入的、困難的研究好像變得只是歷史學家的事情而已。有些人覺得為什麼我用中文做這個研究,做得這麼深入,然後在中國又發表不來,覺得「沒有用」?就是因為中國的學者既然不能做,我們在(中國體制)外面的人便更不能不做,不是嗎?中國的學者、內部的學者獲得資料的可能性、豐富性可能比我們高,他可能有各種人際管道和資料來源,可問題是他根本不可能發表,根本不敢那樣去思考,根本不敢寫。

我覺得不能期待中國內部的學者來做這樣的研究,或者是說做了這樣的研究寫出像我們這樣子的東西。很多中國的好學者,我相信他們有一大堆資料,但是都發不出來,他們能夠做的事情,可能是收集資料,收集歷史,但是他們沒有辦法書寫出來。少數能夠書寫的人,可能都是在外面寫,在外面發表,跟我們作為非中國體制的「外面的人」情況比較類似。所以說在外面的人就必須寫。那在外面的人必須寫的情況之下,英文就會是一個很關鍵的文字。

還有一些西方學者,他們跟中國有一些資源交換的合作關係,他們會拿到中國(比如醫療衛生)體制裡的一些內部資料去做一些研究。但是,他們做研究的口徑,我覺得跟中國學者會做出來的東西差異不太大。他們不會做比如說類似政治跟文化分析或政治性分析的東西,只能做一些相對技術性的描述。不過,這樣子也好,起碼有描述,我們還有第二手的資料可以看到,就當不同的分工吧。

《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若我是先用英文的話,很多材料放不進去,我的受訪者又讀不到。比如,寫第一本書《我的涼山兄弟》時,我的受訪者們本來就看不懂中文,送給他們中文書和送給他們英文書,對他們來講沒有差別。可是《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的受訪者不一樣,他們(麻風醫師)都是知識分子,年紀又這麼大。我那時候覺得沒辦法,只能先寫中文,為了兩個原因:第一個是保留歷史,第二個是為了給他們(受訪者)看(和討論),我必須先寫中文。

曾:讀您的《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一書,除了知識和思考方面的受益,我還覺得很療癒。它有一股……安撫痛苦的力量,人文的力量。這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我們也看到許多人,尤其醫護人員在一線冒著巨大的風險,作出很大的犧牲,在工作、服務。看到他們缺乏物資以及冒風險工作的視頻、照片,包括我自己朋友的家人或親人,他們是醫生、護士,發著高燒或者沒有防護也(不得不)要上治療前線工作之類,主動或被迫地做了許多高風險的行為。同時在香港,各行各業迅速成立新的工會,與治理能力被大大削弱的政府談判、抗爭,保護醫護人員的安全,防止疫情在香港的社區爆發。這是在有常識教育和公民意識的社會裡,人們對社會危機、災難事件的反應。

這次新冠狀病毒疫情爆發凸顯出來,我們中國人生活、工作的處境,是多麼野蠻、粗放。我的感受非常複雜,一方面是非常尊敬竭盡全力有所作為的公眾,因為專業人士堅守職責和犧牲,因為志願者的動員和行動;但是另外一方面,正是因為專業人士往往輕易地成為這個國家政治文化制度的犧牲品,危機到來時反而無法自我保護,行動時被壓制、打擊。這反過來也能理解,為什麼香港乃至國際社會對中國大陸這麼警惕,特別是香港醫護界這麼緊張,包括面臨大陸病人不配合、逃跑的狀態。

在您的書裡,您寫了這些麻風醫師的集體的個人生命歷史,他們就是在受非常嚴重的汙名壓力以及缺乏資源的情況下,去從事防疫工作的。麻風醫生還有防疫工作者和病人,他們是怎麼樣在這個極端壓制的政治環境下發展出自己的主體能動性的?

劉:我想主要針對高階醫師來談。這些高階醫師讓我一直很強調一個東西,就是他們的專業傳承很好。我要指出和中國大陸的論述不同的是,或者說被壓制的歷史是,這些高階的醫療人員,很多是在1949年之前培養的,或者他們的老師是在1949年之前完成培訓的。也有一種說法說,文革之前的大學生是真才實料,也就是說,不管是他們的師資還是醫療專業培訓體系,還是他們對自己作為知識分子跟國家存亡的關係這些理念,在他們身上,某種程度是根深蒂固的。即使在非常困境的情況之下,被邊緣化的情況下,也能堅持職業素養。因為被邊緣化,有時候他們沒什麼機會去參與文革的政治鬥爭,他們自己是被鬥的對象,被鬥完之後又要回去崗位工作。

對這種知識分子而言,在那種情況下能夠去工作,反而是一個寄託。所以他們在那個時候反而把全部精神都放在專業議題,去處理跟他們一樣非常邊緣的一群人、非常邊緣的一種病。把他們的專注力都放在治病防疫上面,從中去獲得在科研上的發現,或者是治療上的一種互動的成就感——哪怕防疫績效會被官方用來說成是解救了中國廣大苦難的底層農村,諸如此類的愛國情操的論述。這點我覺得是非常關鍵的因素。

曾:現在中國的環境不一樣了,至少某種程度上社會的開放度更不一樣了,有選擇的人,可能就會選擇跳到更好的一個崗位。

劉:後來大量培訓出來的那些人,絕大多數都跳走了,守住原來崗位的基本上就是這一群老的人。所以我在書裡面提到1980年代之後還是這群老人在幹。可是這群老人已經習慣低調了,很少人知道他們是誰。後來加入的一些人反而很高調,大家都知道他們是誰,甚至會亂寫得好像全中國的防疫成就是他們做的,所以寫到1980年代後的時候,我也挺難受的。很多人還佔據著很高權勢的位置,壓制著這些事實。

五、面對疫情,回歸日常

曾:這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哪些中文疫情書寫值得我們關注?如何面對中國政府的「成功」防疫論述?

劉:我看了幾篇「方方日記」,郭晶的《武漢封城日記》一書訂了但還沒寄到,《財新》也做了很多深入的疫情報道,還有一些年輕人寫的疫情相關的文字。儘管審查機器非常發達,但可以看出,大家都在很努力地找發言機會,有很多明白人,說明白話,試圖喚醒不明白的人,說這些話至少能讓明白的人看到感覺不孤單。許多人在努力保持記憶,比如還有叫「404博物館」的平臺,本身就很有意義。為了突破審查,也有很多行為藝術,比如針對艾芬的「發哨人」的各種文章變體。

但也有一種擔憂,並非沒有道理,就是說中國政府也樂見這樣的行為藝術,因為它可以成為情緒的共鳴和發洩,一次性洩洪。但行為藝術就是一些點子、創意,如果缺乏條件和落地的資源,讓它變成正常化、物質化的日常事件和日常實踐,那麼,對於政權來說,特殊化和不能落地的創意,反而有助於專制延長壽命。

像「方方日記」,並不是說它是多偉大的文學,或者多麼犀利的陟罰臧否,它就是是疫情當中的日常生活紀錄。這種日常紀錄在審查下的中國也是稀缺的,因而格外引起公眾的共鳴,具有重要的意義。所以,如果這次我們看到的各種書寫,要能成為日常的、實踐的、物質生活的常態一部分,才能完成正常化、而非特殊化的行動作用。

曾:回歸日常,建立現代社會的常識,我想用您的書的結語(頁42)這段話來再次強調檢討公共衛生防疫的意義:

必須認知公共利益與個人自由之間是一場拉鋸,辨識當中無可迴避的政治理念與社會道德,才可能盡量免除「以集體之名」為理所當然的公共正當性,傷害個人。即使疫病再起或其他緊急狀態出現,若欲對個人自由進行暫時性的約束,以保護集體利益,也不該忘卻對個人權益的盡力維護。如此才能將犧牲個人所導致的傷害降至最低,也才能避免國家或專業以集體之名而濫用權力。

參考目錄
  •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0.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Zeng, Jinyan, and Shao-Hua Liu. 2020. “Epidemic Control in China: A Conversation with Liu Shao-Hua.” Translated by Zhen Zeng. Made in China 5 (1): 40-53.
  • 劉紹華,2018,《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初版(新北: 衛城出版)。
  • 曾金燕,2020,〈對話劉紹華:「防疫」中國內部,缺乏倫理的醫療技術與政治文化〉,端傳媒,2020年2月15日。

曾金燕,香港大學哲學博士,以色列海法大學亞洲學系博士後研究員。研究與創作從公民知識分子的身分、實踐與生存美學出發,涵蓋中國的社會行動、社會性別與性、文化與政治、少數民族與女性書寫等主題。出版專著《中國女權——公民知識分子的誕生》(2016)。獨立紀錄片電影《自由城的囚徒》(製片、聯合導演)、《致劉霞》(劇本)、《凶年之畔》(製片)、《喊叫與耳語》(製片、聯合導演、攝影)。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香港:破局與困局(思想40)》,聯經出版

作者:吳玉山、何乏筆、林滿紅、陳康寧、郭亞珮、呂大樂、王超華、龔立人、陳景輝、葉蔭聰、曾金燕、徐振國、許偉恒、胡成、郭于華

本期的專輯是「香港:破局與困局」。香港由「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引發了持續超過半年的抗爭,引起全球關注,觸動了中港台的地緣關係,改變了香港的政治版圖。如今運動的激烈與激情暫時沉寂下來後,困在新冠肺炎全球蔓延的當下,回望幾個月前的一切,頓然有一種不真實、不確定的感覺,到底一切都成過眼雲煙?還是化成潛流留待日後再次爆發?

幾位論者雖然立場及關懷迥異,但都指出了此次運動作為「非常態政治」的一面。不單原有的政治秩序無法運轉,運動的激烈抗爭手段更衝擊倫理、道德規範及底線,也引發更多暴力、更大規模的警察打擊,數以千計示威者被捕,這都是香港前所未見的。同時,運動也無法重建早已失效的政權與社會互動機制,更遑論政治解決與改革方案,卻把政權的管治權威推向更深的危機。

在原有大局已破、懸疑未決、前景不清之際,專輯的五篇文章從幾個方面點出香港「非常態政治」的意義,但絕無蓋棺定論之意,反而指出當下為居間、膠著、過渡的時刻。在這樣的困局中,我們都需要有著與它共存的耐性,以及克服它的日常鬥志。

本期還有對疫情關注的兩篇文章,以及其他學術論文。

香港:破局與困局(思想40)-_ISBN9789570855432
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