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的「歷史定位」大都是外部境遇偶然，而非主觀意志推動的結果

文：Hao Chuang

要談李登輝的歷史地位，就不能歌功頌德，那些吹捧的文字，放在祭文裡就好。

李登輝是「現實的民族國家主義」

李登輝所獲得的社會支持，建立在他的庶民性格上，也就是他人格中民粹的部份。簡言之就是從眾、世俗主義、現實主義。在他執政的12年中，錯過了許多機會，也留下許多爭議，例如：

• 對世界經濟和科技的走向沒有認識，錯過台灣在初期工業化成功之後的技術轉型，至今停留在代工和工資競爭的獲利模式，也就是「較差的資本主義」。
• 「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和稀泥式的民主轉型。
• 任用馬基維利型甚至私利型的黨羽，例如宋楚瑜、劉泰英、連戰。
• 家父長式的統治觀，包括國家結構的設定和社會結構的塑造都是如此。

這些作為，大多和他個人的價值體系有關。李對世界的認知侷限於戰後民族主義思潮（或者更古老），對於60年代全球思想轉型以後的新世界的種種，認識極少。

如果要用一句話概括，就是「現實的民族國家主義」。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如果沒有李登輝，三月學運的結局會「更差」嗎？

范雲認為三月學運時李登輝的態度對民主化有決定性的正面效益。不過如果逆向思考一下，如果當時的總統不是李登輝而是蔣經國或者孫運璿，學運還會發生嗎？

我認為還是會，因為間接引發台灣學運的中國八九民運，並不是台灣政局所能影響的，直接引發學運的台灣社會內部的「壓力」也不是李登輝就任總統之後造成的，蔣經國續任或者孫運璿接任，這樣的壓力也都依然還在，所以，不管有沒有李登輝，三月學運或者類似的事件依然都會發生。

台灣90年代的民主轉型，宏觀來看是全球世界趨勢的一部份。這個趨勢指的是波蘭的團結工聯推翻波共掀起東歐民主化，也包括了中國八九民運，甚至包括了智利民主化、印尼民主化和更早的西班牙民主化。

那麼，如果沒有李登輝，三月學運的結局會「更差」嗎？

時人常說「歷史不能假設」，但這句話常常只說了一半，只被用來替「現實的合理性」辯護。事實上這句話的另外一半應該是「現實的不合理性」。

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李登輝的世界會變得更好」這句話在「歷史不能假設」的質疑下可以被證明是錯誤的，那麼，「沒有李登輝的世界會變得更差」同樣也是「歷史不能假設」的錯誤。如果沒有李登輝的世界不會變得更差，那李登輝的「歷史意義」在哪裡？

如果沒有李登輝而是蔣經國，也許不會那麼快發生三月學運，但小蔣遲早會死，最後的強人離世之後，台灣社會蓄積的壓力一樣會爆發，而且也許更劇烈，因為壓抑的更久。

如果沒有李登輝而是孫運璿，三月學運爆發的可能性應該大略相同，孫運璿的態度也許不像李登輝那麼積極，但弔詭的是，如果當局的態度傾向消極，學運不就是傾向「不解散」嗎？如果廣場學生不解散，衝突勢必升高。但衝突升高的結果並不一定是立刻的悲劇，或者說轉折之後的最終的結果並不一定是悲劇。類似的例子在東歐和世界各國都有，人民的意志和極權政府的意志對抗時，成功的機會雖小但並非全無希望。

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李登輝的「善意回應」而是國民黨基本教義派的「惡意回應」，那麼，在當時的全球趨勢和台灣民意之下，國民黨面臨的可能是更迅速結束、告別歷史舞台的下場。

事實上，30年前的中正廟廣場上，就有這樣的論述了。這也是范雲等人被部份廣場學生歸類為「鴿派」甚至「投降派」的原因。

Photo Credit: 國家文化資料庫典藏/行政院新聞局提供

李登輝只是向現實低頭的現實主義者

有些人將李登輝早年的公務員生涯形容為「持志隱忍」。

但我認為他只是向現實低頭的現實主義者而已，我不覺得他在農復會做研究員的時候有什麼「遠大的志向」，像是帶領台灣人站起來之類的。即使有，也不過就是文青內心深處不切實際的幻想而已。

他的兩次留美，雖然有機會參與當時美國台僑界正在醞釀的台灣獨立運動，但他也僅只旁觀，主要心力都在取得學位，繼續他的學術（官僚）生涯。

他的崛起，完全就只是蔣經國「吹台青」路線的偶然結果而已。

李的政治啟蒙者，其實是蔣經國（以下省略五千字，有興趣的可以自己找資料，都是公開資料）。蔣經國在國民黨內夫人派、CC 派、陳誠派......等等的競逐之下脫穎而出，必須建立自己的勢力，他長期待在蘇聯，對國民黨內既有派系的掌控能力有限，國民黨人對這個「突然冒出來的太子」也不見得心悅誠服。這些國民黨人都是一方之霸，革命元老，誰願意替太子服務？

蔣的接班過程，其實歷經艱辛（以下再省略五萬字，有興趣的自己查吧），國民黨元老他叫不動，年輕外省人各擁其主誰也不怕誰，連蔣緯國都有自己勢力不是沒有想過接班。蔣最後選擇從「台青」中找人，無疑是一種共產主義民粹政治的手段，用農民來鬥地主，用台灣人來鬥外省人既得利益階級。

李在蔣經國的指導下，才從一個「也許有些中二幻想」的學術官僚，中年轉型成為一個「台籍菁英官僚」，也才真正進入「政治」的領域，而這一切大都是外部境遇的偶然，不是李登輝自己主觀意志推動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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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是和稀泥式和解的創始者

和稀泥式和解的創始者是李登輝，他「代表政府向228受難者道歉」開創「沒有對象的和解」的首例。

李的道歉一開始就引起眾多反彈，不過更多人是濫情的現實主義者，只要聽到「和解」就感動到不能自已，就覺得好溫馨、好有愛，好像看到所有人手牽手齊步走，一起在陽光照耀的草地上跳舞轉圈圈，然後忍不住「內牛滿面」。

現在已經有許多人能夠對「轉型正義」朗朗上口，2、30年前，這個辭彙還沒有出現在台灣社會之中。但類似的概念早就已經成形，德國和其他威權國家的轉型歷史也都已經發生。即使沒有「轉型正義」的辭彙，這樣的概念也並不陌生。

但在李登輝心中，他是沒有「轉型正義」的理念的，因為他自身就是威權體系的受益者，是獨裁者所提拔的技術官僚。他認同的是家父長制的社會結構，不管是國民黨的黨國意識形態，或者日本教育所賦予他的價值體系，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