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的「歷史定位」大都是外部境遇偶然,而非主觀意志推動的結果

李登輝的「歷史定位」大都是外部境遇偶然,而非主觀意志推動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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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李登輝所獲得的社會支持,建立在他的庶民性格上,也就是他人格中民粹的部份。簡言之就是從眾、世俗主義、現實主義。在他執政的12年中,錯過了許多機會,也留下許多爭議。

文:Hao Chuang

要談李登輝的歷史地位,就不能歌功頌德,那些吹捧的文字,放在祭文裡就好。

李登輝是「現實的民族國家主義」

李登輝所獲得的社會支持,建立在他的庶民性格上,也就是他人格中民粹的部份。簡言之就是從眾、世俗主義、現實主義。在他執政的12年中,錯過了許多機會,也留下許多爭議,例如:

  • 對世界經濟和科技的走向沒有認識,錯過台灣在初期工業化成功之後的技術轉型,至今停留在代工和工資競爭的獲利模式,也就是「較差的資本主義」。
  • 「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和稀泥式的民主轉型。
  • 任用馬基維利型甚至私利型的黨羽,例如宋楚瑜、劉泰英、連戰。
  • 家父長式的統治觀,包括國家結構的設定和社會結構的塑造都是如此。

這些作為,大多和他個人的價值體系有關。李對世界的認知侷限於戰後民族主義思潮(或者更古老),對於60年代全球思想轉型以後的新世界的種種,認識極少。

如果要用一句話概括,就是「現實的民族國家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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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李登輝,三月學運的結局會「更差」嗎?

范雲認為三月學運時李登輝的態度對民主化有決定性的正面效益。不過如果逆向思考一下,如果當時的總統不是李登輝而是蔣經國或者孫運璿,學運還會發生嗎?

我認為還是會,因為間接引發台灣學運的中國八九民運,並不是台灣政局所能影響的,直接引發學運的台灣社會內部的「壓力」也不是李登輝就任總統之後造成的,蔣經國續任或者孫運璿接任,這樣的壓力也都依然還在,所以,不管有沒有李登輝,三月學運或者類似的事件依然都會發生。

台灣90年代的民主轉型,宏觀來看是全球世界趨勢的一部份。這個趨勢指的是波蘭的團結工聯推翻波共掀起東歐民主化,也包括了中國八九民運,甚至包括了智利民主化、印尼民主化和更早的西班牙民主化。

那麼,如果沒有李登輝,三月學運的結局會「更差」嗎?

時人常說「歷史不能假設」,但這句話常常只說了一半,只被用來替「現實的合理性」辯護。事實上這句話的另外一半應該是「現實的不合理性」。

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李登輝的世界會變得更好」這句話在「歷史不能假設」的質疑下可以被證明是錯誤的,那麼,「沒有李登輝的世界會變得更差」同樣也是「歷史不能假設」的錯誤。如果沒有李登輝的世界不會變得更差,那李登輝的「歷史意義」在哪裡?

如果沒有李登輝而是蔣經國,也許不會那麼快發生三月學運,但小蔣遲早會死,最後的強人離世之後,台灣社會蓄積的壓力一樣會爆發,而且也許更劇烈,因為壓抑的更久。

如果沒有李登輝而是孫運璿,三月學運爆發的可能性應該大略相同,孫運璿的態度也許不像李登輝那麼積極,但弔詭的是,如果當局的態度傾向消極,學運不就是傾向「不解散」嗎?如果廣場學生不解散,衝突勢必升高。但衝突升高的結果並不一定是立刻的悲劇,或者說轉折之後的最終的結果並不一定是悲劇。類似的例子在東歐和世界各國都有,人民的意志和極權政府的意志對抗時,成功的機會雖小但並非全無希望。

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李登輝的「善意回應」而是國民黨基本教義派的「惡意回應」,那麼,在當時的全球趨勢和台灣民意之下,國民黨面臨的可能是更迅速結束、告別歷史舞台的下場。

事實上,30年前的中正廟廣場上,就有這樣的論述了。這也是范雲等人被部份廣場學生歸類為「鴿派」甚至「投降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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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國家文化資料庫典藏/行政院新聞局提供

李登輝只是向現實低頭的現實主義者

有些人將李登輝早年的公務員生涯形容為「持志隱忍」。

但我認為他只是向現實低頭的現實主義者而已,我不覺得他在農復會做研究員的時候有什麼「遠大的志向」,像是帶領台灣人站起來之類的。即使有,也不過就是文青內心深處不切實際的幻想而已。

他的兩次留美,雖然有機會參與當時美國台僑界正在醞釀的台灣獨立運動,但他也僅只旁觀,主要心力都在取得學位,繼續他的學術(官僚)生涯。

他的崛起,完全就只是蔣經國「吹台青」路線的偶然結果而已。

李的政治啟蒙者,其實是蔣經國(以下省略五千字,有興趣的可以自己找資料,都是公開資料)。蔣經國在國民黨內夫人派、CC 派、陳誠派......等等的競逐之下脫穎而出,必須建立自己的勢力,他長期待在蘇聯,對國民黨內既有派系的掌控能力有限,國民黨人對這個「突然冒出來的太子」也不見得心悅誠服。這些國民黨人都是一方之霸,革命元老,誰願意替太子服務?

蔣的接班過程,其實歷經艱辛(以下再省略五萬字,有興趣的自己查吧),國民黨元老他叫不動,年輕外省人各擁其主誰也不怕誰,連蔣緯國都有自己勢力不是沒有想過接班。蔣最後選擇從「台青」中找人,無疑是一種共產主義民粹政治的手段,用農民來鬥地主,用台灣人來鬥外省人既得利益階級。

李在蔣經國的指導下,才從一個「也許有些中二幻想」的學術官僚,中年轉型成為一個「台籍菁英官僚」,也才真正進入「政治」的領域,而這一切大都是外部境遇的偶然,不是李登輝自己主觀意志推動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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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台灣省政府主席時期

李登輝是和稀泥式和解的創始者

和稀泥式和解的創始者是李登輝,他「代表政府向228受難者道歉」開創「沒有對象的和解」的首例。

李的道歉一開始就引起眾多反彈,不過更多人是濫情的現實主義者,只要聽到「和解」就感動到不能自已,就覺得好溫馨、好有愛,好像看到所有人手牽手齊步走,一起在陽光照耀的草地上跳舞轉圈圈,然後忍不住「內牛滿面」。

現在已經有許多人能夠對「轉型正義」朗朗上口,2、30年前,這個辭彙還沒有出現在台灣社會之中。但類似的概念早就已經成形,德國和其他威權國家的轉型歷史也都已經發生。即使沒有「轉型正義」的辭彙,這樣的概念也並不陌生。

但在李登輝心中,他是沒有「轉型正義」的理念的,因為他自身就是威權體系的受益者,是獨裁者所提拔的技術官僚。他認同的是家父長制的社會結構,不管是國民黨的黨國意識形態,或者日本教育所賦予他的價值體系,都是如此。

在李登輝和他的同代人內心裡,國家機器(利維坦)犯錯之後,只要誠心道歉,就可以繼續掌權,繼續擁有執政正當性。價值轉型或者司法轉型,在他和他的同代人的價值體系之中,是完全不存在的概念。

這樣的價值觀並不稀奇,民進黨中許多人依然如此,在他們的心目中,「中華民國憲政體系」就算有千萬個不對,只要換了人執政,就煥然一新了,完全沒有包袱,完全不需要「價值轉型」、「結構改造」等等麻煩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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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時代經濟政策的失敗

李登輝時代經濟政策的失敗,體現在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後的經濟停滯和國民黨復辟(馬英九執政)時期的所得倒退上。

經濟政策是長期手段,80年代過熱的台灣經濟,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工業化紅利累積之後必然產生的暫時性亂象,歷史上類似的例子很多,世界各地經濟學家也都有大概的理論解釋和應對策略。

也就是說,面對80年代的經濟起飛,台灣政府應該要參考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經驗,開闢資本梳流管道,將工業化紅利所累積的剩餘資本,導入較為「有利於未來發展」的正確路徑,而不是任由資本恣意亂竄、進入尋租、出走、消費、房地產等畸形發展方向。

但李登輝的「世界觀」就是一個老派的戰後民族國家世界觀。對他來說,經濟發展就是「大家變得有錢了」,至於這些錢變成資本之後,發生了本質上的改變之後,要如何應對?這顯然不在他個人以及他所任用的財經官僚的認知之內。他們大概只有「投資、儲蓄、消費」三種花錢的方法,也不知道「資本」和「錢」是有本質上的差異的。

我曾經無聊地去找了李登輝的博士論文來看,內容大概是工業化過程中農業資本的跨領域轉移。根據我不太清晰的印象,他的論文之所以被高度評價,大概有兩個原因:

  1. 在這個領域,他是先行者。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早就經過這個「農轉工」的階段,一兩百年前的事情只能看史料用想像研究。新興經濟體之中台灣算是比較成功的,也是比較早有結果可以研究的。
  2. 他曾經在農復會長期進行相關研究,掌握到其他人無法掌握的「政府級」數據資料,這讓他的論文非常獨特而有價值。

但很顯然地,他對於「農業資本->早期工業資本」的研究,並沒有擴展到「早期工業資本->中期工業資本」這一部份,更不用說20世紀末的資本主義體系相較於以前有了極大的變化,包括媒體控制、消費主義、金權政治⋯⋯等等,這些影響極大的「後現代資本主義現象」都不在他的理解範圍之內。

這也是他在經濟上只能抱持「市場會解決一切問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觀而沒有任何主導性、整體性經濟政策的原因,也是最近20年台灣經濟面臨轉型困境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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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的民主是「民選皇帝制」

李登輝時代的民主,與其說是民主,不如說是披著民主形式的家父長制社會控制,白話點說就是「民選皇帝制」。

當然,民主不是一蹴可幾,剛進入民主化的台灣,當然不可能在短短幾年內就擁有西方社會那樣的成熟民主。

但最大的關鍵,還是在於李登輝以及他那一個世代的政治人物的價值觀,群體內在結構。

如果要在當代找一個類似的例子,那麼也許可以看看柯文哲。撇除柯文哲在兩岸問題上的搖擺不定不論,柯文哲其實只是一個更加「顯性」的初階版的李登輝,而李登輝則是一個隱性的、進化版的柯文哲。

他們之間的相同之處,首先是面對群眾時的民粹吸引力。李登輝操著庶民的語言和口氣,說著「人肉鹹鹹」那樣深惑人心的底層語言,兩人都有著類似的學術光環和庶民親和力。差別在於李登輝更有「長者威嚴」,而柯只顯得猥瑣。

在政治手段上,兩人則都是馬基維利主義的信徒,沒有永遠的敵人,只要符合政治利益就可以合作,李可以和郝柏村合作拉下俞國華,也可以和李煥合作鬥倒郝柏村,更可以和國民黨本土金權派合作拉下李煥。可以和國民黨外省掛的宋楚瑜合作,也可以和民進黨本土掛的黃信介許信良合作。可以用經濟利益籠絡資本家讓他們進入國會,也可以用政治利益籠絡黑道讓他們進入地方議會。差別在於李登輝的手段更加細膩、更加隱諱、更加有效,這也許是蔣經國親自訓練的成果。

總結來說,李登輝操作下的「民主政治」,就是鬥爭和權力,民主只是光鮮的外衣,本質一片空虛。政治競逐的目的是權力以及藉由權力所達成的個人意志的實踐,而非群眾願望的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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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Hao Chuang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

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丁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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