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過麥穗撿到麥子？李登輝「一中論述」主張變遷，及其對兩岸關係衝擊

被媒體號稱為「台灣民主之父」、「台灣之父」或甚至「台獨教父」的前總統李登輝，已於本年7月30日逝世於台北榮民總醫院，享年98歲。主政期間從倡議「建立新中原」到呼籲「守護大台灣」，從堅持「一中原則」到提出「特殊兩國論」，從認同是中國人到認同新台灣人，這些巨大歷史斷裂產生極大政治紛爭。

或有支持論者認同李登輝推動國民黨政府所架構威權體制轉型，採取寧靜革命方式從宣布解除戒嚴、國會全面改選、省市長直選及總統直接選舉，及進行六次憲政重大政治改革，是一位享譽國際社會「民主先生」。

然相對的，也有反對論者質疑其國家治理之失政；在重大憲改、教改、金改釀成巨大遺禍。其任內台灣從動員戡亂體制轉型為民主體制，卻又從民主體制進入黑金政治；從「一個中國」路線到務實的一國兩區，卻又從「一國兩區」岔出走向「特殊兩國論」，甚至卸任後與獨派聯盟關係交好，成為「台獨教父」。

在憲政改造方面，從穩定負責的一部憲法，修成有權無責的半總統制，造成憲政失序與困境。尤其錯失兩岸和談最好時機，踏上「去中國化」不歸路致台灣跳不出的泥淖。更為負面評價，甚至批判「李登輝的過世，代表著一個台灣價值混亂時代的結束」、「本來可以是兩岸偉人，後來選做台灣強人，最後難逃民族罪人」。

對於李登輝前總統評價仁智互見、南轅北轍，或許其「功過是非留待歷史論斷」、「歷史將有公正客觀評價」。本文分析重點主要集中於其「一中論述」主張變遷，及其對兩岸關係衝擊。

從堅持「一中原則」到主張「去政治化一中」、建構「未來一中」

李登輝提出「一個中國」為歷史、文化的、地理的、血緣的、民族的中國，沒有政治上的「一個中國」，同時，提出沒有「現代式」的「一中」；「過去式」的「一中」為1912年建立的中華民國。「未來式」的「一中」則是提出建立自由、民主、均富統一的新中國，呼籲中共當局「以務實的態度捐棄成見，共同合作，為建立自由民主均富的一個中國而貢獻智慧與力量。」

值得關注是，「未來一中」的說法、「未來式的一中」成為繼任總統陳水扁的兩岸論述，呼籲與中國大陸共同架構「未來一中」。但中共當局認為「一個中國」即是過去式，也是現在式、未來式，排斥國民黨與民進黨在政黨輪替後唯一繼承保留的兩岸「未來一中」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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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主政期對「一個中國論述」重新詮釋，從1990年提出「一國兩區」，1991年提出「一個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及1993年拋出「一個中國指向的階段性兩個中國政策」、1997年闡述兩岸現狀是「一個分治中國」，至1999年提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逐漸拋棄傳統原型的「一中原則」。這段「一個中國」概念變化，對兩岸關係定位從「互不否認對等政治實體」轉向「互不承認國與國關係」。

這種「兩國論」提出，導致原本已是惡化的兩岸關係更加「雪上加霜」；其後陳水扁執政再拋「一邊一國論」路線，致兩岸恐有面臨戰爭邊緣風險。至於蔡英文總統則提出維持現狀主張，不再提出類似「兩國論」、「一邊一國」說法，避免兩岸陷入戰爭邊緣風險。

台灣本土化、主體性路線及兩岸論述的去中化

這樣的路線，促進台灣人認同提升，而中國人認同下降及雙重認同也呈下降趨勢，尤其是1995年李登輝訪美及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強化台灣人民對中共政權反感與敵意，提升台灣人認同。中共當局因擔憂台灣推動「務實外交」產生「骨牌效應」，不僅推遲兩岸協商，也運用軍事力量威嚇；1996年公民直接選舉總統，對台灣民眾的台灣人認同塑造產生巨大改變，體現直接民主與主權在民的政治理念。然而，這也醞釀了台海危機，導致兩岸處於戰爭邊緣，中共當局對台飛彈試射，與其所宣稱「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政治言說背道而馳。

台灣人認同增加率以李登輝執政時期增長率最快，李登輝總統任內的後8年中台灣人認同增加22％，年均增加率2.75％，增長速率最高；陳水扁總統任內8年間增加6.8％，年均增加率0.85％；馬英九總統台灣人認同增加到9.8％（年均增加率1.22％）。這顯示國民黨統治期間，台灣人認同平均增長率較高，台灣人認同增高從一開始即是因國民黨採取本土化運動所致，復因民進黨推動反對政治及民主化運動，強調建構台灣主體性所致。

李登輝執政時期在「一個中國論述」的倒退，與中共當局外交壓制有關

1990年台沙斷交、1992年台韓斷交及1997年台非斷交時，皆是台灣民意對中共當局最為持敵對立場時期，也提升台灣人認同。

1990-92年代初期中華民國仍持守「一個中國原則」、「一個中國、各自表述」，1997年持「一個分治中國」。儘管中華民國政府仍持守「一中原則」，但卻無法緩解中共當局對台採取外交壓制。換言之，李登輝執政時期即使持守「一中原則」亦無助於外交拓展，反而因「一中原則」的排他性作用，而使台灣邦交國數量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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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8年陳水扁執政期間，也因不承認「九二共識」、不認同「一中原則」，而招致更為嚴厲外交打壓及軍事壓制，總共斷交九個邦交國、建交三個，維持23個邦交國。2008-2016年馬英九執政期間，兩岸政府在承認「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下，具有「外交休兵」默契與共識，仍持續保有既有23個邦交國，後甘比亞與台灣斷交，但此與中國大陸因素無關。而2016-2020年蔡英文執政期間，中華民國失去七個邦交國、七個以中華民國為名稱辦事處被迫更名「台北」為名稱辦事處。

這顯示，從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到蔡英文主政，除馬英九執政因奉行「九二共識」而保有原邦交國數目外，其餘中共當局皆採取壓制台灣國際空間策略。

李登輝曾堅持主張持守「一中原則」，卻仍無法緩解兩岸敵對的政治僵局

自今中華民國政府從未在任何正式官方文件中，公開宣稱放棄1992年國統會關於「一個中國涵義」，即「一中即是中華民國」；且從未在憲法修訂過程中明文放棄中華民國主權及於中國中國大陸說法。李登輝主政時期在「一中論述」及兩岸關係定位有其歷史政治遺產，從堅持「一中原則」到承認兩岸定位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作為「資產」，固然提升中華民國作為主權國家的地位；作為「負債」，卻以惡化兩岸關係發展為代價。事實上，除非中共當局能夠務實正視中華民國存在，否則捍衛中華民國存在及維持和平穩定的兩岸關係之間，其實存在相互矛盾關係。中共當局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對台政策，對於兩岸終局的制度性安排，其目的即是試圖消滅中華民國。

李登輝主政期間在「一個中國論述」內涵變化上，曾提出「一中即是中華民國」、「未來式一中」、「整全式中國」應同時包括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與中國大陸），中共當局卻批判《國家統一綱領》為「不統一綱領」。陳水扁執政後曾提「兩岸統合論」、共同架構「未來一中」，然中共當局對其持「聽其言、觀其行」政治立場；現任總統蔡英文提出「維持現狀」主張，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處理兩岸事務，這已清晰表明兩岸定位在「一國兩區」概念，但中共當局也對其持「未完成答卷」評價。

然而，中共當局卻不願意恢復兩岸對話協商，一再錯過歷史機會之窗，而陳水扁及蔡英文的兩岸論述及路線，也無法降低中共當局對台政策的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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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國民黨、民進黨在兩岸定位上，皆具有主張國家聯合模式的政治遺產，李登輝曾主張「整個中國」包括台灣與中國大陸、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若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組成中華邦聯、中華國協或類似歐盟模式，這種第三條道路為「統中有獨、獨中有統」的國家頂層制度安排，可以化解中華民國存在與兩岸和平穩定發展之間矛盾關係，顧及台灣人民的最大公約數是認同「中華民國」。

對中共當局而言，「一國兩制」的「一國」不必僅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兩岸共同締造的邦聯、國協及聯盟模式此一「新中國」。

中共當局若能記取歷史教訓，避免一再喪失歷史機會之窗，或能從錯過麥穗撿到麥子，而彌足珍惜李登輝總統曾經堅持的「一中原則」；陳水扁總統曾倡議「未來一中」、「四不一沒有」；及蔡英文總統所提依據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所預設「中國元素」。在美國與德國的現代國家建構中，也是從「邦聯」走向「聯邦」，此種國際經驗提供兩岸當局若干經驗借鏡與啟發。

是故，兩岸統合在於中共當局對台政策「一念之間」，不必以消滅中華民國為前提，而是在國家聯合模式下積極採取兩岸經濟社會文化融合途徑，始為理性、和平及漸進、創新的現代國家締造模式；至於外交壓制、「武統」威懾台灣人民，恐只會產生民族認同排斥感及兩岸人民疏離感，適得其反給予台獨激進路線發展政治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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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