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輝的野望(上):東亞政局巨變,讓李登輝抓到訪美的歷史契機

登輝的野望(上):東亞政局巨變,讓李登輝抓到訪美的歷史契機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李登輝獨攬大權後,國際形勢一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逐漸成型的新國際格局中,李登輝賦予台灣新的定位,讓後繼者難以大幅。本文便是要回顧李前總統執政的後半期在國際舞台上以小搏大的搶眼表現,為李總統一生的功過補上更完整的圖像。

文:趙君朔(有個雲霄飛車式的人生,曾很輕鬆的進了不太好進的美國學校博士班,以為自己會是華文社會科學界的明日之星,又因為一個烏龍,更「輕鬆」的被踢出來,開始闖盪亞洲江湖,到處求人下單,到目前為止的心得是「我32歲以前到底活了什麼?」)

李前總統登輝先生於2020年7月30日不幸逝世,在台灣引起了各種截然不同的反應。

大部分的評論指出了他對鞏固民主與強化國家意識的巨大貢獻,少數的評論則強調他和到今日還影響台灣的「黑金政治」之間的關連,與「鼓吹台獨的民族罪人」的身份。也有不少評論著重於微觀描繪他的個性、愛好與在意外中弱勢接班卻逐步鞏固自己權力的手段。

從這些視角極為不同的觀點,其實李登輝先生在台灣民眾甚至關心台灣政治的外國人士面前,已經有了一幅清晰的圖像:李先生是一個好學深思、個性隱忍深沉的謀略型人物。

他在被選為擔任總統備位角色(但很可能不是真正的權力接班人)時,一直成功的表現出謙虛、客氣的溫和形象,到了意外接掌大位後卻能屢次以暫時性的政治結盟,逐步分化真正掌握台灣政治權力的國民黨外省統治集團,終於在1993年初徹底消除了對他權力的最後一個威脅——逼迫前軍事強人郝柏村辭去行政院長,讓他得以全盤主導今後國家發展走向。

的確,在他獨攬大權後,國際形勢一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對此李前總統施展了現在看來頗為精明的謀略,在這個逐漸成型的新國際格局中賦予台灣新的定位,讓後繼者難以大幅偏離,本文便是要回顧李前總統執政的後半期在國際舞台上以小搏大的搶眼表現,為李總統一生的功過補上更完整的圖像。

在李總統剛結束和郝柏村院長貌合神離的痛苦共治,國際情勢看來是對台灣有利的:剛就任的柯林頓(Bill Clinton,港譯「克林頓」)總統反對老布希(George H. W. Bush,港譯「老布殊」)總統,試圖在天安門事件後悄悄將美中關係拉回正軌、並暗中鼓勵一直覬覦中共市場的日本打頭陣的路線(天安門事件後第一位訪問中共的大國元首便是當時的日本首相海部俊樹)。

最明顯的作為就是柯林頓政府在1993年5月28日發佈一道行政命令:決定一年後美國是否在貿易上繼續給予中共最惠國待遇,將取決於中共能否在人權議題上有「整體重大進步」。這個決定可以說呼應了柯林頓在競選時一句批評老布希外交政策最有名的口號「不會擁抱從北京到巴格達的獨裁者」。

這邊值得特別點出來的是,柯林頓政府成功了說服了參眾兩院的民主黨法案提案人米切爾(Geroge Mitchell)和裴洛西(Nancy Pelosi)撤回將人權、貿易和武器擴散議題通通和最惠國待遇掛鉤的法案,而改由白宮發佈只將人權改善和最惠國待遇掛鉤的行政命令,而一開始力主要將中共出口致命武器問題放入法案的其中一位參議員,就是今天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拜登(Joe Biden)。

但是柯林頓這樣強勢的政策表態在一年後就出現大逆轉,在1994年5月宣佈前一年的行政命令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也就是中共的人權狀況並沒有出現整體重大進步,但柯林頓政府還是決定繼續給予中共最惠國待遇,今後會謀求以其他方式謀求中共人權狀況的改進。

為何柯林頓會輕易放棄這個已經打了折扣的掛鉤政策,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柯林頓本人是個出身美國小州,對外交事務相當陌生的年輕總統,他會在競選時提出對中共強硬的政策只是為了讓老布希失分,而不是出於自身的信念和對中共的認識。

二,鄧小平92年南巡發動第二波經濟改革的成效開始顯現,在93年初當時的美國駐北京大使芮孝儉(J. Stapleton Roy)注意到美國企業大亨紛紛奔向北京,93年更成為美商與全世界蜂擁至中共境內投資的新高峰。這一年,中共與外國公司簽訂了8萬3437件合約,投資金額合計1110億美元;其中超過6700件,是與美商簽訂。

三,在1993年3月北韓領導人金日成宣佈,北韓將退出《禁止核子武器擴散條約》,不願接受檢查。但當時政府有限制美方與中共領導人高層接觸的禁令,讓美國難以動彈。到了93年9月,以國防部副部長裴利(William J. Perry)為首的國防部力促白宮對中共更親善。

四,在93年11月首屆亞太經濟合作會議領袖會議在西雅圖召開的同時,德國總理柯爾(Helmut Kohl)及40人企業領袖參訪團包括戴姆勒-賓士以及西門子的代表抵達北京,並和中共簽訂18項合約,總金額超過20億美元。

AP_9403120109
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福(左)與中國總理李鵬(右)|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然而除了上述四個原因外,最重要的,也最能顯示出中共一貫風格的,是當時的國務卿克里斯多福(Warren Minor Christopher)在柯林頓於94年5月要做出最後決定前,赴北京協商人權議題遭到中共非常強硬的回擊,但美國決定不反制:中共在克里斯多福赴北京的當天,開始抓捕異議人士。

克里斯多福的兩位顧顧問——幕僚長多尼龍(Thomas Donilon,後來擔任歐巴馬〔Barack Obama〕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和發言人麥柯里(Michael McCurry)主張他取消行程,但負責東亞政策的助理國務卿羅德(Winston Lord)主張照原訂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