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理學家走進越南研究：一個台灣研究者的越南田野筆記

即使我知道後殖民都市研究者曾提醒我們不應該帶著線性進步觀與西方現代性的視角[6]，將胡志明市看作一座後進城市，但作為一位具有亞洲經驗的地理學者，還是會有很深刻的既視感，很難不覺得這就像是二十年前的台灣。不過即使如同加拿大的地理學者Jamie Peck的提議，把都市比較研究放在全球政治經濟的脈絡下來看 [7]，越南的新自由主義化經驗還是會受到社會主義的影響 [8]。

越南的環境史與科技史

除了都市研究之外，越南的農民與環境研究也是相當重要的分支。越南的農村研究很早就受到人類學家與政治學家關注。1977年，Scott就透過歷史檔案的分析，以1930年代的法屬安南義安與河靜省為例，提出的「道德經濟」概念，指出農民對於經濟的概念不在於個人利益的極大化，而是在於透過社群互助的方式，維持個人生計。相反地，Popkin在1979年則主張越南農民是理性選擇、個人化與利益導向的行動者。然而，這兩方的論點在越南經歷社會主義與市場改革（đổi mới），以及加入WTO後是否還適用，需要進一步檢視。

2007年，人類學家McElwee重返河靜省進行家戶調查研究，發現由於越南農業整合到市場經濟中，農民在作物上比較偏重特定的經濟作物（稻米、咖啡或是蝦），更仰賴中盤商來購買肥料、收購作物與進行產品加工，無法負擔債務的農民會被迫抵押土地給中盤商。不過McElwee認為對於越南農民起身反抗的誘因，還是跟道德經濟有些類似，是基於農民對於權利、平等，以及有沒有獲得適當的協助作為判準。

在2010年後，有更多西方學者透過環境史與科技史的角度來分析不同時代下，越南人、高棉人、中國人與少數民族，以及法國人與美國人如何開發湄公河三角洲、水資源、林業資源與橙劑殘留 [9]。這些研究大多將環境資源的開發跟越南的國家建立連結在一起，而國家的建立往往涉及到國家土地制度與國界的確立 [10]。

舉例來說，法國殖民時期為了治理中部高地（upland）便必須要做土地調查，建立土地產權，以及控制少數民族。而林業經常被視為是國家資產，但是少數民族的游耕活動經常會砍到樹木，焚燒森林。法國殖民政府或是越南政府（無論南北越）都將之視為必須要治理的對象。法國殖民政府曾經從紅河三角洲號召大量的京族（越南的主體民族）到湄公河三角洲或是高地開墾或擔任橡膠工人，一方面是填補南部缺工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減緩紅河三角洲人口稠密與糧荒的問題。

然而，當法國殖民政府要發展橡膠產業時，「發現」京族人並不擅長清理樹木的工作，又很常會弄傷自己，所以必須仰賴高地族（Montagnards或稱người Thượng）的砍樹技術。至於湄公河三角洲地區，從法國殖民政府時期到越南統一後，都經常要號召許多技術工人開墾沼澤地，像是興建排水與灌溉設施，以建立水利社會（hydraulic society），其中國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在法國殖民時期（1940年代），法國地理學家Pierre Gourou扮演著協助政府的重要的角色，他提出「熱帶地理」（tropical geography）的概念取代以種族為分類類別的殖民科學，來理解傳統文化與熱帶的自然環境，可以被視為是人地互動的一支。然而，Gourou的研究並沒有批判殖民計劃，甚至成為殖民政府的工具，但也因為他認為環境與文化是相互影響的觀點，打破了環境決定論，也成為支持現代化、發展計劃與甚至後殖民的論述工具 [11]。

另一個可以觀察的方向是法國殖民時期的熱帶醫學，與英國熱帶醫學之間關聯是什麼？像是法國在橡膠林場也面臨該如何治理瘧疾，尋找病原的挑戰。

不過大多數的越南的環境史與科學史都是分析法國殖民政府或是越南的國家檔案，多是從國家的角度來分析環境的開發史。由於越南複雜的歷史與社會組成，當讀者在閱讀這些著作時，必須要注意著作討論的時空脈絡，像是越南湄公河三角洲與橡膠產業就會跟法屬交趾支那與越南共和國的政權為主，而北越的林業則會跟東京保護國與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政權為主。

Photo Credit: 作者

禽流感監控計劃

在這個時刻寫下這篇筆記，不免想到為什麼越南有不錯的防疫表現？除了越南曾經有SARS的經驗，民眾已有很好的防患意識外，越南防治禽流感的經驗或許也是讓政府面對傳染病，可以很快動起來的原因之一。（編按：至上稿的8/5當下，越南共有672人確診COVID-19，8人死亡）

2019年Porter撰寫的多物種民族誌《病毒經濟：越南的禽流感實驗》（Viral Economies: Bird Flu Experiments in Vietnam），很深刻地記錄越南在2003年後，在與國際組織的合作下，開啟了禽流感監控計劃，短期內希望藉由替家禽施打疫苗的方式，來減少禽流感發生的機會。

然而，越南的禽流感監測計畫其實是充滿衝突的過程，像越南政府會希望推動現代化、大規模工業化生產與特定雞種的產銷模式，來取代傳統小農的生產模式。在這之中農民因為經歷過社會主義的集體生產模式，對於政府推廣的「模範鴨」（model duck）或是工業區生產模式，都有許多遲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