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勵孩子「完美」,你我都是助長作弊文化的幫兇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Photo Credit: Mike Gifford CC BY SA 2.0
大約兩個星期前的下午,我跟一位客戶在星巴克簽完合約後,開始聊起彼此工作的近況。由於她是國中老師,所以我們的話題大部分都集中在教育上。我們談了很多、關於少子化、關於現在的單親家庭越來越多、關於現在國中小孩的性早熟、或是關於越來越受重視的外籍配偶問題。
在我們談了一個小時之後我問她:「到目前為止,讓妳最頭痛的問題是甚麼?」
她想了一下然後回答我:「在我真正擔任導師前,我以為會是在單親或是外籍配偶的環境中長大的小孩最需要擔心。我之前的想像是單親家庭會因為工作而疏於對小孩的照顧,或是外籍配偶因為語言和教育體制不同,可能無法教小孩寫作業……等。但最近最讓我頭痛的是,我班上有些小朋友開始作弊。」
「作弊」
這的確是最需要讓我們擔心的事,作弊在這個社會上就代表著我們利用某些不法的手段,或是不被社會道德所接受的方法來獲取好成績。標榜天然食材的麵包添加香精、食用油添加劣質油降低成本、半導體封測廠用暗管排放廢水,這其實都算作弊。
他們都用了一些手法降低成本,讓公司的獲利提升,讓自己的表現跟正派經營的公司一樣好,甚至更好;就像學生們作弊,讓自己的分數跟每天循規蹈矩念書的同學差不多,不小心還會考得比他們好。
那,為什麼我們的教育體制會讓學生們想要作弊拿高分?然後出社會後就演變成靠一些手段賺錢的商人?你可以說是因為早期「一試定終身」的觀念還深植在我們腦海中;或是進了好學校出社會後較容易找好工作;或是身心正在成長中的小孩比較重視自尊……諸如此類的理由。
小時候我們一定都聽過愛迪生發明燈泡的故事,這位偉大的發明家在嘗試了很多錯誤的材料後成功發明電燈,讓世界從此不再黑暗。但我們的教育制度是,考試答錯最少的學生拿最高分,最遵守校規的學生操行最高分,兩者相加就可以拿書卷獎或是當資優生來光宗耀祖。
有沒有發現,我們的教育在鼓勵孩子們「完美」,而不是給予那些犯錯的孩子們「勇氣」,讓他們可以從錯誤中學習。
而我們的孩子真的很聽話,他們就照著這套體制走,盡量不犯錯且表現完美;有時候他們真的貪玩不念書就會選擇作弊,讓自己持續保持「完美」。能怪他們嗎?哪個小孩不貪玩?但是這種鼓勵「完美」的教育體制,卻會讓小孩永遠不知道貪玩這件事是要付出代價的。
他們只會知道貪玩一下沒關係,可以靠作弊掩飾過去,然後他們會漸漸地不再念書了。因為他們知道靠作弊得到的成績會跟苦讀得到的成績差不多,在老師或家長眼中的評價也差不多,獲得的獎勵也差不多。他們的身心都尚未成熟,沒有辦法很明確地分辨是非善惡,但是他們可以很明確地分辨讚美與責備、處罰與獎賞。為了順從這個教育體制,所以他們選擇作弊。
或許在教育上可以改變的是,我們應該要給那些犯錯的小孩一些勇氣,讓他們可以從錯誤中學習,而且要讓他們知道,他們並不輸那些原本就考得好的學生。我們不應該鼓勵他們在那麼小就追求完美,而是應該跟他們說,所有的老師以及整個學校都會給你機會,犯錯了並沒有關係,及時修正就好。
我們現在不是沒有做,而是做得不夠好。你一定會記得那些在學生時代常考第一名的同學吧,但是你記得那些拿過進步獎的同學嗎?
在商業的世界裡面,有一個被廣泛應用的理論是PDCA(Plan Do Check Action),不論是在個人管理或是整個公司的管理,我們透過「預作計畫、實地執行、檢視成果、總結」這四個簡單的步驟來讓個人或公司都越來越進步。
這個理論除了幫助我們科學化的去追求更好的成果之外,也教我們一件事:這個社會沒有人不犯錯,重點是犯錯後要及時修正。既然我們知道這個社會是不可能有人不犯錯的,我們就該把這個觀念帶進學校,教給孩子們。
如果我們還是不斷的鼓勵完美,那麼孩子們就會把為了維持「完美」所衍生出來的「作弊」習慣給帶到社會上,然後我們就會有爆不完的料、吃不完的黑心食品。
在教育上,我們要改進的應該是這種鼓勵小孩去「追求完美」的觀念跟做法。我們應該給予那些犯錯的小孩勇氣,更應該給那些犯錯後及時改正的小孩更多的讚美跟獎勵,讓他們知道他們並不輸「完美」的孩子。也要讓他們知道,出社會後沒有人不會犯錯;相反地我們會透過錯誤跟修正,變得越來越好。我們必須用力的推廣這個觀念。
否則,總有一天會同時為人父母跟擔任主管職的我們,就沒有資格批評學校教育跟社會所需要的有落差。學校只會教出為了維持「完美」的成績而不斷用手段去掩飾的學生,而培育不出可以透過檢視錯誤讓自己更進步的人才,這個落差都是我們自己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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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在台灣,等一項癌症救命新藥需要等上超過700天,而日本最快只需要60天!台灣人,你真的有「命」等嗎?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等一項救命的藥物,需要多久時間?台灣新藥從申請日到健保正式給付生效,如癌症創新新藥等重大疾病藥物,平均需等超過700天;而鄰近國家日本,則是60-90天內。換句話說,台灣人一旦生了病,想要用到新研發的救命藥物,病人需耗時等待。台灣人,真的有「命」能等嗎?
2022年中,余苑綺因癌症過世,不僅讓演藝圈許多粉絲與親友不捨與難過,也讓許多同是癌症病友的患者與家屬,感到忐忑不安。余苑綺從2014年罹患直腸癌後,立委余天耗費數百萬就為替女兒挽命,甚至四處奔走希望爭取美國最新的抗癌藥物,可惜最終未能等到就已離世。
看得到卻用不到的救命新藥

事實上,類似遺憾在台灣時有所聞。即使國外屢有救命新藥問世,台灣人卻不一定能使用得到。根據數據顯示,在日、韓、以色列、加拿大等11個高所得國家中,台灣的肺癌存活率在高所得國家排名倒數第四,只有日本的一半;攝護腺癌存活率為倒數第一、乳癌倒數第二,胃癌則輸日本、韓國。若以平均餘命來看,台灣也比日本短少三年。
國人平均餘命、癌症存活率等指標,落後其他國家,健康投資不足也是一大原因。若與鄰近的日本比較,日本整體醫療支出佔整體GDP比例為11%、其中強制性醫療保險支出8.3%、藥費支出2.3%,而台灣則是6.1%、3.5%、1.2%,三者占比皆低於日本。
慢性病、罕見疾病甚至是現今新興癌症治療趨勢,如免疫療法、精準醫療等,亟具突破性、療效更佳的治療,在健保資源有限下,被限縮給付,導致病人只能自力救濟,自掏腰包使用。

為什麼新藥新科技導入台灣那麼難?

健保業務也包含引進新藥及新科技,但為什麼仍讓新藥新科技導入受阻?首要原因就是健保財源不足,進而排擠新藥引進。雖然每年的健保預算相較25年前開辦時的2000多億元,已成長到8000億元,但醫療費用年年成長,仍跟不上如雨後春筍增加的治療項目。台灣整體藥費支出早已偏低,新藥預算更是嚴重不足,不但零成長,甚至還負成長。
財務衝擊下,造成新藥給付審理流程頻頻卡關,許多國外原廠新藥因台灣議價空間小,使得引入時程拉長、健保給付條件越趨嚴格。許多效果良好的藥品,卻因支出費用高,在健保現有預算限制下,只得限縮藥品的給付範圍,讓可使用的病人族群也連帶限縮。
無法與國際治療標準接軌的台灣

新藥納入給付前都得先進行「醫療科技評估」(HTA),意即評估新藥引進是否具有成本效益,但常常因財務衝擊大,在醫療科技評估(HTA)這關就被擋了下來。依據2019年藥品查驗中心醫療科技評估(HTA)報告顯示,僅3成癌症患者所需用藥能獲得健保給付。
影響的不僅是個人減少延長生命機會,也讓台灣用藥標準大幅落後先進國家。根據統計,台灣新藥從申請日到入健保給付生效,如癌症等重大疾病創新藥物,平均審查需超過700天;而鄰近國家的日本,則是在60-90天內。
尤其,相較於食品藥物管理署核准的藥品適應症,台灣健保給付的藥品適用範圍,因為預算相對限縮,僅部分適應症可以納入健保,未納保之適應症的病人必須自救苦等審核通過。換句話說,台灣人一旦患重大疾病,可能只有三個殘忍選擇:一是使用既有治療控制病情苦等新藥納保;二是賣車賣房自費使用藥品換取生命延續;三若金錢耗盡最後只能放棄治療。反觀日本,新藥給付不僅時間快速,甚至是依照仿單所有的適應症都給付,民眾可以使用到依照仿單給付的最新藥品。
環環相扣下,台灣標準治療早已和國際嚴重偏離。政府對於台灣醫療政策要有前瞻性的思考,應全面檢討醫療資源利用效率,增加新藥預算以加速新藥新科技納入給付,為台灣民眾謀求新藥可近性及最佳醫療選擇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