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之夢》:「治警事件」蔣渭水等人四個月刑期的監禁,反而使得四百多萬同胞覺醒

《自治之夢》:「治警事件」蔣渭水等人四個月刑期的監禁,反而使得四百多萬同胞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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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這一回合交手失敗之後,總督府當局想起先前八駿馬事件的分化策略,使林獻堂在運動陣營受到懷疑、排擠;反而是治警事件的高壓手段,又促使林獻堂重新出馬領導議會請願,再次團結,反對運動聲勢大漲。

文:陳翠蓮

【第五章 統治者的對策】

過去,總督府對付台灣社會反抗行動,直接訴諸武力鎮壓,從不手軟。一九一五年七月,余清芳、江定等人在台南新化、左鎮等地發動攻擊,燒毀警察局、殺害十幾個警察,並以天命氣數神明之說,鼓動人民起義,推翻日本統治。從台灣總督府的眼光來看,這顯然是以怪力亂神之說陰謀叛亂,乃出動正規軍隊與新式武器清剿,噍吧哖一役反抗者死傷無數,十數個村莊受戰火波及,事件後村中幾乎看不到成年男子。

但是,一九二○年代以來,總督府面對的是一個全新的反抗型態:這些反抗者並非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反而多是地主、仕紳、知識分子;他們不訴諸武裝暴力,而是以文字、演說為手段;他們並未主張推翻日本統治,而是要求獲得帝國人民應有的權利與地位。他們的訴求與行動完全合法,總督府有什麼理由禁止?遇上這樣前所未見的反抗行動,總督府當局一時之間,還真不知道該怎麼應付。

軟硬兼施

在東京展開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從早先的一七八人連署,運動擴展開來、一次比一次熱烈,愈來愈多地主、仕紳、知識分子參加,其中還有不少人是與總督府關係良好、享有專賣等特權的仕紳。眼看著反對運動聲勢即將坐大,總督府只能摸索著各種手段,試圖使仕紳階級退出運動。

最初,台灣總督府試圖對台灣文化協會總理、台灣議會請願運動領導人林獻堂發動溫情攻勢。彰化街長楊吉臣是林獻堂的妻舅、也是文協會員,官方利用他勸導、慫恿林獻堂放棄運動。又透過林獻堂的堂兄林烈堂加以勸諫、曉以利害。甚至由總督府總務長官賀來佐賀太郎、台灣總督田健治郎親自出馬。同時,也對蔡惠如加以勸導,說明運動的後果。但這些努力都未見效。

接著,總督府也對參與議會請願連署的仕紳施壓,凡是享有專賣特權者、公家機關任職者,若不退出運動,將會受到懲罰。彰化街長楊吉臣、台中區長林耀亭、豐原的廖天三等人被吊銷鴉片批發權,南投施學賢被吊銷食鹽批發權。多位具有公職者,因參加運動者而被免職,如彰化街長楊吉臣、彰化線西庄長黃呈聰被解除職務,林獻堂也被免除總督府評議員職務。任職公教機關者也都受到壓力,台南醫院職員簡仁南、彰化郵局職員蔡添喜、北斗公學校教師林汝直、彰化中學教師施至善等人陸續被免職。

甚至在民間企業任職者也受到無情的打擊,例如原本任職彰化溪州林本源製糖會社的葉榮鐘被開除。活躍於文化協會的宜蘭醫生石煥長、彰化醫生賴和,則以違反藥物使用規定的罪名遭拘留。

總督府的強勢作為,確實令台灣文化協會會員感受極大壓力,不少人因而退出。文化協會中的學生會員,也被校方要求退會,尤其台北師範等學校發生學潮之後,官方更大力施壓,致使文化協會會員人數銳減。

另一方面,三大日本人報紙《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新聞》、《臺南新報》則發動攻擊、謾罵攻訐,指責參與請願運動的仕紳們「不知皇恩、不圖報答」,「思想錯誤、虛榮心作祟。」

一九二二年八月,彰化八卦山上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紀念碑上的「王」字遭到破壞,警方認為有人故意褻瀆親王,是為「大不敬之罪」,大舉展開搜捕,牽連二十多人,屈打成招。警方虛構霧峰林朝棟之子林季商正著手募兵,企圖發動台灣革命。密謀武裝革命,這可是要殺頭的罪啊!然而,由於案情太過荒唐,連檢察官都不相信,調查後僅以竊盜罪草草了事。儘管如此,這個「王字事件」、「募兵事件」已使中部地區人心惶惶,尤其是霧峰林家首當其衝。

八駿馬事件

眼看著周遭情勢極為不利,林獻堂有些心慌意亂。就在此時,台中州知事長吉德壽透過林獻堂妻舅楊吉臣安排,力勸他與總督見面,希望斷絕他繼續支持議會運動的念頭。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林獻堂偕同楊吉臣、林幼春、甘得中、李崇禮、洪元煌、林月汀、王學潛等八人,一同前往總督官邸,會見田健治郎總督。

「台灣議會設置運動與總督府的同化主義政策背道而馳,帝國政府不可能接受,無論請願幾十百次,帝國議會也不會同意。明知徒勞無益,何不斷然停止,以免勞民傷財?」田總督訓示。

「尤其,台灣議會運動源自民族自決主義,充滿革命氣息,無異撒下揭反旗的種子,與帝國統治方針相反,是斷不容其實現的!」總督連「揭反旗」這樣的字眼都說出來了,措辭相當嚴厲。

「總督之意,我甚理解。但,台灣議會運動乃是東京留學生與其他同志們的共同行動,運動是否停止,並非我一人所能決定。總督若希望運動停止,何不親自傳喚同志,一一諭示?」林獻堂婉轉表達,將壓力轉嫁總督。

「請願乃帝國憲法所保障的人民權利,我不能阻止。」總督回答。

面見總督未獲結論,怎知此事竟是一場陰謀,官方放出來的消息全然變了樣。

拂曉大逮捕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台灣總督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進行全島大逮捕。全台共有四十一人被拘捕,五十八人受到搜查或傳訊,一時之間,風聲鶴唳、人人自危,以為噍吧哖事件即將重演。

葉榮鐘得知消息,匆匆打電話給正在關子嶺溫泉渡假的林獻堂,報告同志被逮捕情形。林獻堂立即下山返回台中,安排被押同志的鋪蓋衣食,並撫慰驚惶未定的家屬。

逮捕行動經過台灣總督府周密策劃、保密進行,為免消息走漏,島內外通訊交通都在控制之中,街頭巷尾、公共場所都有特務站崗監視。此刻,最難的是,如何將消息傳出島外以尋求援助?林獻堂將此重任交付給祕書葉榮鐘。

葉榮鐘是彰化鹿港人,一九○○年生,曾受書房漢文教育、公學校教育。因恩師施家本的引介,獲林獻堂資助赴日,入中央大學政治經濟科。一九二一年返台,在彰化溪州林本源製糖會社工作,卻因參與議會設置請願連署而被革職,後擔任林獻堂祕書兼日文翻譯,追隨他從事政治社會運動。

為了躲過監視,葉榮鐘利用中午特務用膳的間隙,騎著腳踏車飛奔到追分,居然突破警網搭上北上的快車,夜間抵達台北。他不敢投宿旅館、也不敢到同志家裡,一路來到台北醫專的學生宿舍,找到就讀醫專四年級的鹿港同鄉丁瑞魚。當時留宿外人在醫專學生宿舍,這是犯規的行為,但丁瑞魚知道茲事體大,冒著被學校開除的風險掩護葉榮鐘,並幫忙騰寫了幾份文稿。

趁著暗夜星月無光,葉榮鐘拜訪《朝日新聞》駐台特派員蒲田,請將事件經過轉告東京本社政治部部長神田正雄,迅速將消息披露。又到大稻埕大安醫院,請蔣渭水的弟弟蔣渭川取消策劃中的工友總聯盟示威行動,以免刺激總督府當局,造成更大的犧牲。近午夜返回學生宿舍,丁瑞魚已在門口緊張不安地守候多時。

翌日一早,葉榮鐘又潛到基隆碼頭,找到神戶基隆間固定航班「因幡丸」一位相熟的茶房,將三封密函託給他,待船一抵達神戶,就上陸將信件投郵,分寄東京台灣青年會、《臺灣民報》的林呈祿、明治大學的莊垂勝。東京的同志們一接到消息,立刻緊急開會,並向日本朝野呼籲,解除台灣總督府的封鎖措施,結束恐怖統治。因為消息已曝光,總督府只好准許保釋,依法行事。

三好一八的暴論

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起的兩週,治警事件在法庭上公開審判,共有蔣渭水、石煥長、吳清波、林伯廷、蔡年亨、林篤勳、林幼春、鄭松筠、韓石泉、陳逢源、吳海水、蔡培火、石錫勳、林呈祿、王敏川、蔡式穀、蔡先於、蔡惠如等十八人被起訴。

治警事件引起全台民眾高度關注,每次開庭,清晨不到五點鐘,群眾就排隊鵠立在台北地方法院前等候,旁聽票在十幾分鐘內全部售罄。買不到旁聽票的民眾圍聚張望,使得法庭外也擠得水洩不通,《臺灣民報》則做了大幅的報導。

三好一八是台北地方法院檢察長,也是起訴此案的檢察官。他在庭上的陳述充滿惡意:

有關台灣的民情,支那的李鴻章在訂定《馬關條約》時就已指出,台灣是「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叛」,對官方經常採取反抗的態度。日本領台後亦然,叛亂事件到大正年間仍持續不斷。……此次事件就是本島人對內地人及在台官憲的反抗行動,目的是從日本人手中奪取台灣。

日本帝國對於台灣施行內地延長主義,實在是過於恩典。印度為英國的殖民地,一百五十年後方得自治;日本領台後二十五年就給予地方制度改正。台灣人竟不知感恩,反對總督府的同化政策,要求殖民地自治權利,不但過於不遜,且不知量力。

他愈說愈生氣,竟聲色俱厲地怒斥:

台灣人如果排斥同化政策,反對內地延長主義,不願做日本國民,除了退出台灣,別無他途!(改寫自三好一八,〈治警事件法庭論告〉)

這個外來統治者,竟粗暴地叫囂「不滿統治的人滾出台灣」,完全缺乏基本的法治素養,言詞之中盡是「乞丐趕廟公」的蠻橫。《台灣民報》社論忍不住反唇相譏:

國民的政治運動,乃是國民的權利,也是國民的義務。怎麼三好一八檢察官竟然公然對從事政治運動的台灣人叫囂,要人退出台灣?這句話實在是非同小可呀!

簡要地說,說出這種話,表示母國人的度量太狹小,表示台灣政治退步,並且嚴重危害內地人與台灣人的情感融和。這句話就是像對台灣人罵「清國奴」一樣,嚴重傷害本島人的感情。……(改寫自《台灣民報》社論,〈這句話非同小可!〉)

法庭論辯經過報導,成為民眾茶餘飯後的話題。三好一八貶抑台灣人要求民權的政治運動,卻對御用仕紳辜顯榮推崇有加。他說:「被告之中有許多人崇拜印度的顏智(甘地),台北港町文化協會的讀報社就掛著顏智的肖像,但顏智曾在南非戰爭中為英國而戰,是非常效忠英國的人。你們不以親英的顏智為榜樣,卻只學他反抗英國。」所以,他的結論是:「台灣如果有顏智,應該是辜顯榮這樣的人!」

辜顯榮是「台灣的顏智」,人們當作笑料議論著,台南詩人謝星樓寫了一首打油詩:

辜顯榮比顏智,

番薯簽比魚翅,

破尿壺與玉器。

受難英雄

治警事件一審經過九次開庭,於一九二四年八月十八日上午宣判,審判長堀田真猿宣告「檢察官起訴證據不充分,判決十八名被告等全部無罪」。他並且發表談話,反對檢察官以違反《治安警察法》提出告訴。堀田審判長特別提醒,此事件的罪刑最高不過是徒刑六個月,或是罰鍰百圓以內,以這樣的罪刑對議會運動者提告,將傷害內地人與本島人之融和,可說是因小失大。

不過,並不是所有法律人都如堀田審判長這樣想。三好一八檢察官得知判決,認為此次宣告無罪,將增長反對運動氣燄,「非再上訴不可!」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午,高等法院宣布第二審判決結果,推翻了堀田審判長的主張,眾人分別被判刑:

  • 徒刑四個月:蔣渭水、蔡培火。
  • 徒刑三個月:林幼春、陳逢源、林呈祿、蔡惠如、石煥長。
  • 罰鍰百圓:蔡式穀、蔡年亨、鄭松筠、林篤勳、林伯廷、石錫勳。
  • 無罪宣告:韓石泉、吳海水、吳清波、王敏川、蔡先於。

日本統治時代的治警事件全島震動,但經過司法程序,反對運動人士最終只被判處最高四個月的刑期。日本殖民當局就算再暴戾,仍遵守法治原則進行審判,開明與保守的法律人有機會在法庭公開論辯,殖民地反抗者也得以充分陳述己見。開明的法律人如堀田真猿審判長反對以法律做為政治工具,判處十八名被告全部無罪。台灣人的政治結社,最後以「違反治安」的罪名,判處三到四個月的刑期。

同樣的場景在五十五年後重演,但結果大不相同。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國民黨政府對反對運動人士發動大逮捕,隔年進行軍法審判。這次,黨外運動人士並未如日治時期的前輩們組織政治結社,只是在高雄舉辦戶外遊行,就被以「叛亂罪」起訴。更恐怖的是,已經被捕的林義雄家中竟被侵入,老母親與雙胞胎女兒被殺害,台灣社會為之戰慄。在國民黨統治下,司法人員全部噤聲,沒人像日本時代的堀田審判長一樣勇於做出良心判決。美麗島事件八名軍法被告分別被處以無期徒刑到十二年有期徒刑的重刑;另有三十多人遭到司法審判,判處不等刑期。

治警事件中被判有罪的十三人立即向高等法院上訴,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日,第三審被駁回,維持二審判決。由於辯護律師已預料上訴將被駁回,台北青年準備舉行盛大歡送入獄的計畫。警方探知消息,不讓反對運動者與群眾有任何機會,宣判之後,立即將蔣渭水押入台北監獄。同日,蔡培火、陳逢源收押於台南監獄。

台北的入監惜別會被警方破局,卻在台中上演。因腳傷在外的蔡惠如,二十一日從清水出發到台中監獄,一路上民眾綿延簇擁,跟隨到清水火車站,也有人同車護送到台中的。蔡惠如從台中車站步行到台中醫院探望將入監的林幼春,群眾沿途隨行,愈聚愈多,甚至燃放鞭炮以示惜別。最後,台中警察署長只得親自騎馬到現場指揮警察驅散民眾,民眾散而復集,至台中監獄門口。蔡惠如向民眾揮手道別,民眾也高呼「萬歲」相應。蔡惠如的獄中詩,生動描寫這段過程:

清水驛,滿人叢,握別至台中,

老輩青年齊見送,感慰無窮。

從一九二三年到二五年,蔣渭水因治警事件兩次入獄,他說「入獄實在像入學」,將入獄當作積極進修的機會。他在獄中大量閱讀,自修完成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科講義錄,吸收社會主義思想。出獄後的蔣渭水脫胎換骨、更甚以往,過去在《臺灣民報》上多從事新聞翻譯的他,出獄後已能滔滔論述,並成為社會主義路線的支持者。

恐怖的鎮壓行動雖然對運動打擊一時,卻塑造出一個一個台灣英雄,出獄之時,不僅同志熱烈相迎,也受到民眾景仰與支持。入獄,成為政治運動者的光榮勳章。治警事件中被逮捕但無罪釋放的彰化醫師賴和,對自己竟成為「英雄志士」,大感意外:

一死原知未可輕,吾身不合此間生。

如何幾日無聊裡,已博人間志士名。

總督府方面也發現下錯了這著棋,治警事件之後,官方報告中指出「下獄者反成為志士,名重一方,普遍受到青年學生的景仰,聲譽鵲起,對運動反呈推波助瀾之勢」。對於治警事件在一九二○年代政治運動中的意義,謝春木這麼說:

因最高四個月刑期的監禁,反而使得四百多萬同胞覺醒,促使他們更加積極奮起,並博得國內外的同情。……這是一次非常廉價的宣傳,這次事件是社會運動史上的第一座高峰,越過了山峰,平原自然就在面前了。(謝春木,《台灣人の要求》)

這一回合交手失敗之後,總督府當局想起先前八駿馬事件的分化策略,使林獻堂在運動陣營受到懷疑、排擠;反而是治警事件的高壓手段,又促使林獻堂重新出馬領導議會請願,再次團結,反對運動聲勢大漲。

總督府領悟到,「破壞文化協會的手段,若由外部施加壓迫,反使內部鞏固團結。毋寧使內部發生內訌,造成潰裂,始為良策。」

在治警事件發生前,總督府警務局就已對台灣文化協會密切監視調查。一九二三年八月,總督府警務局綜合各地警方調查,提出〈各州狀勢調查結果〉指出:

一、文化協會幹部林獻堂以下十數人,民族自決信念堅定,毫無轉寰餘地。

二、文化協會三百七十名會員中,雖有三分之一是尖銳分子,但真正以脫離日統治為目標者極為少數,不過十五名,其他人未必有明確的思想與行動決心。其餘的三分之二會員則多是漫然入會,並無積極性行動。

三、文化協會全體會員未達同樣的思想水準,一部分是穩健的有識者,一部分則對幹部的行動不滿。但是,後者並無排除幹部行動的把握與勢力。

得到這樣的結論後,台灣總督府調整了關於文化協會的對策,確立「對激進的過激分子厲行嚴格取締,對溫和者加以誘導」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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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自治之夢:日治時期到二二八的臺灣民主運動》,春山出版

作者:陳翠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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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九二○年代台灣民主運動先行者們的致意
本書原名《百年追求卷一.自治的夢想》

那是智識解放、民主初萌的時刻;
日治之下的台灣知識青年們,
喊出「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追尋島國自治的夢想。

在嚴酷高壓的時代,少數人不計個人利害,勇於挺身對抗。雖然這一波民主運動遭到重擊,並未能達成改造台灣社會的目標,但前人的勇氣與努力,足以讓我們產生信心,不致悲觀喪志。日治時期的民主運動過程也提示我們,積極公共參與、為群體獻身是高貴的美德……這些為公共獻身的勇者,應該成為典範,被大眾所熟知,成為台灣社會的共同記憶。——陳翠蓮

一九二○年代日本大正時期,解放的思潮影響著亞洲各國青年。在那個台灣識字率只有三.九%的年代,已有包括蔡培火、林呈祿、林仲澍在內的台灣留日學生,喊出「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他們與本島仕紳如林獻堂、蔣渭水等人相互奧援,成立台灣文化協會,發起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藉由文化運動傳播新的文明價值與各種理論啟迪大眾,同時也成立政黨,以組織之力要求民主與參政權。

雖然內部有路線與理念之爭,外面有統治者的步步緊縮與壓制,後期更面臨了戰爭與東亞秩序變動的壓力,以及二次大戰後新統治者毫不容情的斲傷;然而,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四七年,這近三十年的時光可說是台灣的啟蒙時代,「台灣人」意識在這段期間內形成,對於自由、民主、人權與自治等概念的理解,也逐漸根植人心而成為共同的追尋。

儘管渴望自治的夢想如繁花飄零,然而,那些先行者的身影,他們對於台灣的未來所描繪的美好圖像,依舊激勵了來者,縱然接下來仍是荊棘與礪石遍布,人們猶能為自由、民主、公義的台灣持續前行。

(春山)WT01020_自治之夢_立體書封+書腰
Photo Credit: 春山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