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時代的臺灣文青劉吶鷗,為什麼要去上海當一個「世界人」呢?

殖民地時代的臺灣文青劉吶鷗,為什麼要去上海當一個「世界人」呢?
Photo Credit: 藏品/劉漢中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提供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殖民地的文青要往何處去?對於文青而言,這幾座東亞都市究竟意味著什麼?是什麼使他們熱血沸騰、又是什麼讓他們躑躅不前?這些都是很有趣的問題。

文:陳允元

我們為什麼挑選這個藏品

劉吶鷗以「臺灣人」的身分而為故鄉臺灣認識,是非常晚近的事。他出生於日本時代的柳營、留學東京,後赴上海發展,奠定了「上海新感覺派」基礎。在戰後中國,由於獨尊現實主義左翼文學,現代主義的價值要到80年代才被重新肯定。

而在這波浪潮中被發現的劉吶鷗,是被與施蟄存、穆時英等一同視為中國作家的。隨著史料出土,劉吶鷗的臺灣身分逐漸廓清,並在2001年由臺南縣文化局出版全集,正式回到故鄉臺灣。

除了以「臺灣人」身分重新受到矚目,劉吶鷗也因為他依違於殖民地臺灣、帝國日本與租界地上海的曖昧身分、混雜的語言使用、摩登前衛的美學光譜、多面向的藝術參與而被稱為「世界人」。也就是說,他是不被民族與國籍束縛的、藝術至上的世界主義者。

但我始終覺得,「世界人」這個看似超越一切疆界藩籬、優游自在的形象,事實上正疊覆著其身為殖民地人苦澀的暗面,以及東亞情勢洶湧的暗潮。否則,他為什麼要離鄉背井、模糊身分,到他其實也並不喜歡的上海去當一個「世界人」呢?

劉吶鷗可說是日本時代臺灣的初代文青。臺文館藏的劉吶鷗日記,紀錄的正是他頻繁越境於臺灣、東京、上海之間而終於下定決心的1927年。到了日語世代形成、文青輩出的1930年代,那些他並不認識的文青晚輩們如翁鬧、巫永福、風車詩人們,也在有限的選項中做著人生的抉擇。

殖民地的文青要往何處去?對於文青而言,這幾座東亞都市究竟意味著什麼?是什麼使他們熱血沸騰、又是什麼讓他們躑躅不前?這些都是很有趣的問題。而他們當初所下的決定,如今都交織成了我們的臺灣文學史。

歷史沒有如果。但在正式翻開之前,它曾也是一張多歧路的卷軸。

這不是一本無個性的空白日記本。而是專門設計給文青使用的《新文藝日記》。

b4140f95-e188-4c5c-9ed8-a8641545972b
Photo Credit: 藏品/劉漢中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提供
如同研究者徐禎苓所說的,這是一本作為「文藝商品」的日記。它不僅販賣給文青,也用來培養文青。

這本日記的企畫出版者,是1904年創立、以文藝類書籍雜誌聞名的新潮社。翻開日記我們可以看到,上欄是以菊池寬(1888-1948)為首一字排開的十二位當月作家;下欄則說明它的出版緣起與定位:「本日記,去年改名為《新文藝日記》,以煥然一新的樣態面世,獲得預期以上的好評,發行部數創下創刊以來的紀錄。本年,我們在卷頭刊載『文壇寫真畫報』,卷末則附上『文藝年鑑』等,在各處改變面貌,裝幀也變得藝術感十足。作為文藝愛好者桌上一年的伴侶,本年也殷切期盼能夠大受歡迎。」

除了卷頭多達八頁的文壇寫真畫報,每月的初始也刊有當月作家的親筆題辭、日記選錄、西洋文藝家介紹。月中則插入小品文、詩、短歌的「懸賞募集」用紙,使用者可將作品撕下寄回編輯部參加徵稿。

卷末厚達五十九頁的「文藝年鑑」,包含由文壇名家撰寫的各文類年度文壇概觀、文壇大事記、現代文士錄等,內容相當豐富。就算是廣告頁,也是滿滿的文藝書籍介紹,可視為給文藝愛好者的推薦閱讀目錄。如同研究者徐禎苓所說的,這是一本作為「文藝商品」的日記。它不僅販賣給文青,也用來培養文青。

7f16b508-8198-48e8-b7a9-485134d58f4f
Photo Credit: 藏品/劉漢中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提供
這本日記的企畫出版者,是1904年創立、以文藝類書籍雜誌聞名的新潮社。

而臺文館藏的這本日記的使用者,是奠定了「上海新感覺派」之基礎的臺灣青年劉吶鷗(本名劉燦波,1905-1940)。他可以說是日本時代殖民地臺灣的初代文青。

在新文學初啟的1920年代臺灣,文學是作為社會運動之一環存在的。此時寫下作品的臺灣青年們,將文學(特別是小說)視為文化啟蒙或殖民抵抗的手段。他們不是因為想成為作家,而是基於知識分子的社會民族責任而寫。

也許我們可以說這些作品是一種「覺青的文學」、「憤青的文學」吧。但1930年代就不太一樣了,臺灣開始出現了所謂的「文學志向者」。其外在原因是,日本政府在走向法西斯化、對外發動侵略的同時,對國內反政府勢力的鎮壓也日趨嚴峻,包括其統治下的殖民地臺灣。

1920年代曾經風起雲湧的各種政治社會運動於是由盛轉衰,失去實質的運動空間的知識分子,只能轉戰文學界。但更重要的內在原因是,隨著新文學發展的日益成熟、以及更年輕一輩的日語世代青年的登場,以作家為志向的「臺灣文青」也於焉誕生。

0803-05(藏品/劉漢中捐贈,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提供)
Photo Credit: 藏品/劉漢中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提供
而這本《新文藝日記》紀錄的,就是劉吶鷗終於下定決心定居上海的1927年。

特別在1932年,同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的作家張赫宙(1905-1997)以小說〈餓鬼道〉獲《改造》懸賞小說二等獎,鼓舞了無數的殖民地文學青年。他們無不懷抱著「有為者亦若是」的念頭,摩拳擦掌想進軍「中央文壇」。

號稱臺灣文壇最帥沒有之一的呂赫若(1914-1950),筆名的來由據說即是向張赫宙致敬。而才氣逼人、帶著一抹謎樣而又迷人的笑容的翁鬧(1910-1940),也曾在1932年寫下一首名為〈憧憬〉的詩投稿中央文壇詩誌,表露一位沒沒無聞的殖民地文青對「彼方」(=東京)的嚮往:「正午。/誰也不知道我的存在。/背後緊靠的堤防上方/是寶石綠廣闊無垠的天井。/南國的冬日寂靜無聲,/升騰的熱氣如煙一般燃燒著。/啊啊 憧憬在遙遠的彼方的天空。」

此外,曾師事橫光利一(1898-1947)、東京臺灣藝術研究會的成員巫永福(1913-2008);將超現實主義詩風引進臺灣的風車詩人楊熾昌(1908-1994)、李張瑞(1911-1952)、林修二(1914-1944);以及1937年繼張赫宙之後也在《改造》徵文獲獎的北埔人龍瑛宗(1908-1999),都屬於此一文青的行列。但這些文學青年,都要算是劉吶鷗的晚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