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時代的臺灣文青劉吶鷗,為什麼要去上海當一個「世界人」呢?

殖民地時代的臺灣文青劉吶鷗,為什麼要去上海當一個「世界人」呢?
Photo Credit: 藏品/劉漢中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提供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殖民地的文青要往何處去?對於文青而言,這幾座東亞都市究竟意味著什麼?是什麼使他們熱血沸騰、又是什麼讓他們躑躅不前?這些都是很有趣的問題。

文:陳允元

我們為什麼挑選這個藏品

劉吶鷗以「臺灣人」的身分而為故鄉臺灣認識,是非常晚近的事。他出生於日本時代的柳營、留學東京,後赴上海發展,奠定了「上海新感覺派」基礎。在戰後中國,由於獨尊現實主義左翼文學,現代主義的價值要到80年代才被重新肯定。

而在這波浪潮中被發現的劉吶鷗,是被與施蟄存、穆時英等一同視為中國作家的。隨著史料出土,劉吶鷗的臺灣身分逐漸廓清,並在2001年由臺南縣文化局出版全集,正式回到故鄉臺灣。

除了以「臺灣人」身分重新受到矚目,劉吶鷗也因為他依違於殖民地臺灣、帝國日本與租界地上海的曖昧身分、混雜的語言使用、摩登前衛的美學光譜、多面向的藝術參與而被稱為「世界人」。也就是說,他是不被民族與國籍束縛的、藝術至上的世界主義者。

但我始終覺得,「世界人」這個看似超越一切疆界藩籬、優游自在的形象,事實上正疊覆著其身為殖民地人苦澀的暗面,以及東亞情勢洶湧的暗潮。否則,他為什麼要離鄉背井、模糊身分,到他其實也並不喜歡的上海去當一個「世界人」呢?

劉吶鷗可說是日本時代臺灣的初代文青。臺文館藏的劉吶鷗日記,紀錄的正是他頻繁越境於臺灣、東京、上海之間而終於下定決心的1927年。到了日語世代形成、文青輩出的1930年代,那些他並不認識的文青晚輩們如翁鬧、巫永福、風車詩人們,也在有限的選項中做著人生的抉擇。

殖民地的文青要往何處去?對於文青而言,這幾座東亞都市究竟意味著什麼?是什麼使他們熱血沸騰、又是什麼讓他們躑躅不前?這些都是很有趣的問題。而他們當初所下的決定,如今都交織成了我們的臺灣文學史。

歷史沒有如果。但在正式翻開之前,它曾也是一張多歧路的卷軸。

這不是一本無個性的空白日記本。而是專門設計給文青使用的《新文藝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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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藏品/劉漢中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提供
如同研究者徐禎苓所說的,這是一本作為「文藝商品」的日記。它不僅販賣給文青,也用來培養文青。

這本日記的企畫出版者,是1904年創立、以文藝類書籍雜誌聞名的新潮社。翻開日記我們可以看到,上欄是以菊池寬(1888-1948)為首一字排開的十二位當月作家;下欄則說明它的出版緣起與定位:「本日記,去年改名為《新文藝日記》,以煥然一新的樣態面世,獲得預期以上的好評,發行部數創下創刊以來的紀錄。本年,我們在卷頭刊載『文壇寫真畫報』,卷末則附上『文藝年鑑』等,在各處改變面貌,裝幀也變得藝術感十足。作為文藝愛好者桌上一年的伴侶,本年也殷切期盼能夠大受歡迎。」

除了卷頭多達八頁的文壇寫真畫報,每月的初始也刊有當月作家的親筆題辭、日記選錄、西洋文藝家介紹。月中則插入小品文、詩、短歌的「懸賞募集」用紙,使用者可將作品撕下寄回編輯部參加徵稿。

卷末厚達五十九頁的「文藝年鑑」,包含由文壇名家撰寫的各文類年度文壇概觀、文壇大事記、現代文士錄等,內容相當豐富。就算是廣告頁,也是滿滿的文藝書籍介紹,可視為給文藝愛好者的推薦閱讀目錄。如同研究者徐禎苓所說的,這是一本作為「文藝商品」的日記。它不僅販賣給文青,也用來培養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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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藏品/劉漢中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提供
這本日記的企畫出版者,是1904年創立、以文藝類書籍雜誌聞名的新潮社。

而臺文館藏的這本日記的使用者,是奠定了「上海新感覺派」之基礎的臺灣青年劉吶鷗(本名劉燦波,1905-1940)。他可以說是日本時代殖民地臺灣的初代文青。

在新文學初啟的1920年代臺灣,文學是作為社會運動之一環存在的。此時寫下作品的臺灣青年們,將文學(特別是小說)視為文化啟蒙或殖民抵抗的手段。他們不是因為想成為作家,而是基於知識分子的社會民族責任而寫。

也許我們可以說這些作品是一種「覺青的文學」、「憤青的文學」吧。但1930年代就不太一樣了,臺灣開始出現了所謂的「文學志向者」。其外在原因是,日本政府在走向法西斯化、對外發動侵略的同時,對國內反政府勢力的鎮壓也日趨嚴峻,包括其統治下的殖民地臺灣。

1920年代曾經風起雲湧的各種政治社會運動於是由盛轉衰,失去實質的運動空間的知識分子,只能轉戰文學界。但更重要的內在原因是,隨著新文學發展的日益成熟、以及更年輕一輩的日語世代青年的登場,以作家為志向的「臺灣文青」也於焉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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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藏品/劉漢中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提供
而這本《新文藝日記》紀錄的,就是劉吶鷗終於下定決心定居上海的1927年。

特別在1932年,同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的作家張赫宙(1905-1997)以小說〈餓鬼道〉獲《改造》懸賞小說二等獎,鼓舞了無數的殖民地文學青年。他們無不懷抱著「有為者亦若是」的念頭,摩拳擦掌想進軍「中央文壇」。

號稱臺灣文壇最帥沒有之一的呂赫若(1914-1950),筆名的來由據說即是向張赫宙致敬。而才氣逼人、帶著一抹謎樣而又迷人的笑容的翁鬧(1910-1940),也曾在1932年寫下一首名為〈憧憬〉的詩投稿中央文壇詩誌,表露一位沒沒無聞的殖民地文青對「彼方」(=東京)的嚮往:「正午。/誰也不知道我的存在。/背後緊靠的堤防上方/是寶石綠廣闊無垠的天井。/南國的冬日寂靜無聲,/升騰的熱氣如煙一般燃燒著。/啊啊 憧憬在遙遠的彼方的天空。」

此外,曾師事橫光利一(1898-1947)、東京臺灣藝術研究會的成員巫永福(1913-2008);將超現實主義詩風引進臺灣的風車詩人楊熾昌(1908-1994)、李張瑞(1911-1952)、林修二(1914-1944);以及1937年繼張赫宙之後也在《改造》徵文獲獎的北埔人龍瑛宗(1908-1999),都屬於此一文青的行列。但這些文學青年,都要算是劉吶鷗的晚輩了。

劉吶鷗生於1905年,是臺南柳營望族。鹽水公學校畢業後入長老教中學(今長榮中學),1920年轉出插班東京青山學院中學部。1922年畢業後,他並不像同時期其他臺灣留學生多讀政治、經濟、法律、醫學等實用學科,而是升讀同校高等學部文科英文學專攻。

1923年,他親歷了讓東京化為廢墟的關東大震災、以及其後帶來各種新興都會風俗的帝都復興,也見證了新感覺派的誕生與左翼文學的崛起。這對他日後的文藝活動影響極大。1926年高等學部畢業後,劉吶鷗原想留學法國,但母親以「歐洲路途遙遠」為由拒絕,劉遂轉往上海插班就讀震旦大學法文特別班,並在此時結識與他同年的文學夥伴戴望舒(1905-1950)、施蟄存(1905-2003)等。

很顯然地,在臺灣新文學才剛起步不久、賴和(1894-1943)寫下批判性十足的〈一桿秤仔〉發表於《臺灣民報》的1926年前後,劉吶鷗已差不多打定主意要當文青了。這個決定比剛剛提到的那一票文青晚輩都早。但此時的他,還沒有真正決定以何處作為將來的舞臺。

而這本《新文藝日記》紀錄的,就是劉吶鷗終於下定決心定居上海的1927年。這一年,由於祖母逝世及學習語言之故,他往返於上海、東京、臺南之間,也與戴望舒一同去了一趟北京。在7月12日的日記裡,母語是臺語而從小接受日本語教育的他,以仍有些彆扭的中文如此寫下:

母親說我不回去也可以的,那末我再去上海也可以了,雖然沒有什麼親朋,却是我將來的地呵!但東京用什麼這樣吸我呢?美女嗎?不。友人麼?不。學問嗎?不。大概是那些有修養的眼睛吧?臺灣是不願去的,但是想著家裏林園,却也不願這樣說,啊!近南的山水,南國的果園,東瀛的長袖,那個是我的親眤哪?

上海,東京,臺灣三個選項中,故鄉臺灣率先出局。儘管不願對故鄉這麼說,但考量自身的文藝事業發展,臺灣的環境並不是文青的首選。事實上,不願回到臺灣的劉吶鷗並非唯一案例。1933年,巫永福在小說〈首與體〉即以「他自己想留在東京,可是他的家卻要他的『體』」的「首與體相反對立狀態」,象徵臺灣知識分子「輾轉於理想與現實、自我與傳統、精神與肉體的矛盾」(施淑)。

比起應父親的要求回到那個燠熱難耐、仍受封建傳統禁錮的殖民地臺灣,這些留學生文青們毋寧更嚮往能繼續留在東京,每天過著逛書店、看戲、逛百貨店、與志同道合的朋友高談闊論的生活。對他們而言,作為帝國之首都的東京象徵著現代與進步,是文藝青年的修鍊場、也是自我實現之地。

比如翁鬧,1934年好不容易結束在臺灣的五年義務教職,前往憧憬之地東京,此後他寧可終日流連於高圓寺界隈、死於異鄉,再也沒有回到故鄉臺灣。

風車詩人楊熾昌、李張瑞,是回到臺灣發展的例子。雖然歸鄉並非完全出於自主的選擇,多少也有家庭因素的不得已。必須一提的事,儘管後世的我們都肯認其在1930年代將日本的新精神運動引進臺灣的前驅者意義,但他們在自己的故鄉,卻感到深深的寂寞。

李張瑞在〈詩人的貧血〉(1935)寫道:「水蔭的詩、我的詩,被同鄉視為異邦人,對於這些人,我要在此清楚回應:我們並不是沒有你們那邊的人所寫的那種不平或反抗心,只不過刻意不寫……。從更大的文學見地來思考,我想我們的文學態度也能被接納才是。」

而在〈作為感想〉(1934)一文,李張瑞將臺南稱為「忘卻了藝術的城市」,感嘆故鄉的藝文環境──無論是畫展、報紙文藝欄、電影院──都十分貧乏。如果劉吶鷗歸鄉發展,說不定他會與風車詩人相遇,但或許也會發出同樣的感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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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藏品/劉漢中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提供
但此時的劉吶鷗,還沒有真正決定以何處作為將來的舞台。

那麼,如果留在東京呢?曾在南國的天空之下遙想彼方的翁鬧,也不得不在落腳東京之後寫下:「我說K君啊!你到東京來,一心想當作家也有十幾年了,年逾三十而不立,為了一日的伙食使盡賊腦筋,這副德行也想『明天就打進文壇』啊!放個屁還比較快一點!──我肚子裡這麼嘲笑,可是想想,哎!自己也好不到哪裡去。」

事實上,臺灣的文青之中,雖有幾位曾在東京的文藝刊物發表甚至得獎,卻難謂已在中央文壇受到廣泛的矚目,遑論站穩腳步。儘管也有文學技術面的問題,但在中央文壇這個競爭激烈的文藝江湖,殖民地的出身多少也給他們帶來了一些阻礙吧。這不能不說是臺灣文學青年的困境。

但上述的例子,都是在稍後的1930年代才發生的事。迎著風、站在1927年的甲板前端的劉吶鷗,正在想著什麼呢?也許他已隱隱預見了上述選擇所將發生的一切吧。

儘管視上海為「將來的地」,其實劉吶鷗並不喜歡這個都市。他在1月5日的日記寫下:「上海真是個惡劣的地方,住在此地的人除了金錢和出風頭以外別的事一點也不去想的,自我來上海了後愚得多了,就是性慾也不知跑到何處去了,變成個木人了,真朱者赤,近愚者愚,鈍感和淺薄的議論──你們總財產吧!你們那知道感情的認識力?」

諸如此類的抱怨、以及對自己浪蕩生活的自我嫌惡,日記裡隨處可見。但對他而言,無論如何,上海是機會之地。最重要的,他的殖民地出身,竟巧妙地消弭於這個無國籍的國際大都會、同時也是半殖民地的租界區裡。

在這裡,大家通常不甚清楚彼此的底細。劉吶鷗究竟是日本人?臺灣人?還是中國人?他的文學圈及電影圈的夥伴們,沒有太多人搞得清楚他真正的來歷。只知道,這位魁武而疏著油頭的男人操著一口奇怪的中文,很會跳舞,給上海的文壇及電影圈帶來了各種新奇的東西:新感覺派、影戲眼(Kino-Eye)、織接(Mo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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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藏品/劉漢中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提供
除了卷頭多達八頁的文壇寫真畫報,每月的初始也刊有當月作家的親筆題辭、日記選錄、西洋文藝家介紹。

此時的劉吶鷗,已悄悄將殖民地的出身替換為東京留學經驗帶給他的前衛性,並像那些來自世界各地的冒險家們在被稱為「魔都」的上海看到了一攫千金的機會。正如他在1月12日的日記寫下的:

上海啊!魔力的上海!   
你告他們吧,在大馬路上跑的他們,說:   
你所吹的風是冷的,會使人骨麻,   
你所噴的霧是毒的,會使人肺癆,   
但是他們怕不駭吧!從天涯地角跑來的他們,他們要對你說:   
你是黃金窟哪!看這閃光光的東西!   
你是美人邦哪!紅的,白的,黃的,黑的,夜光的一極,從細腰的手裡!   
橫波的一笑,是斷髮露膝的混種!

於是,在臺灣新文學正式邁開腳步、臺灣話文論戰尚未爆發的1928年,劉吶鷗毅然將船首指向上海定居了下來。直至1940年在國民新聞社社長任內遇刺身亡,他都在這裡發展其短暫然而燦爛的文學及電影事業,與故鄉的新文學運動幾無交涉。臺灣的文青晚輩們,自然也不認識這一位前輩。而是在他曾捨棄的那些歧路選項裡,在東京、在故鄉臺灣,以不同的方式追求各自的文學藝術之夢。

而劉吶鷗也不會知道,在十二年後,這個充滿魔力、來自天涯地角的冒險家們馳騁競逐的「將來的地」,竟因東亞情勢的詭譎多變,最終成為了他的終焉之地。

不,也許他知道。為了文學,為了藝術。或許也為了他的殖民地身分。他應早已有了隱隱的預感。甚或是覺悟。

這是他必須冒的風險。

附註

關於劉吶鷗《新文藝日記》文藝附錄的深入研究,請進一步參看徐禎苓的〈社群與書業──劉吶鷗的《新文藝日記》與東亞知識圈〉(2017)。禎苓的研究提醒了我臺南縣文化局版《劉吶鷗全集.日記集》未收錄的文藝附錄部分,在此致謝。

作家小傳

劉吶鷗(1905-1940),生於臺南柳營,後遷到新營,是傳統的大地主家庭子弟,日治時期活躍於臺灣、上海文壇及影壇,對於文學與電影領域有諸多貢獻。劉吶鷗在臺灣念了兩年中學後,才遊學東京和上海,並決定留在上海發展文藝事業。歷來學界對劉吶鷗的身世所知不多,直到他1927年所記的日記出現,提供有關他的家庭、教育、嗜好和交往、閱讀的珍貴線索,才揭開謎底。

作者簡介

陳允元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所碩士,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所博士。現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目宿媒體文學顧問。學術關鍵字為殖民地時期臺灣文學與現代主義。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散文首獎等。著有詩集《孔雀獸》(2011)。與黃亞歷合編《日曜日式散步者:風車詩社及其時代》(2016),獲臺北書展年度編輯大獎、金鼎獎。

註:原文標題為〈【臺文天文臺】陳允元:臺灣文青的歧路——劉吶鷗的《新文藝日記》1927〉

本文經國立臺灣文學館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王祖鵬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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