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時代的臺灣文青劉吶鷗，為什麼要去上海當一個「世界人」呢？

劉吶鷗生於1905年，是臺南柳營望族。鹽水公學校畢業後入長老教中學（今長榮中學），1920年轉出插班東京青山學院中學部。1922年畢業後，他並不像同時期其他臺灣留學生多讀政治、經濟、法律、醫學等實用學科，而是升讀同校高等學部文科英文學專攻。

1923年，他親歷了讓東京化為廢墟的關東大震災、以及其後帶來各種新興都會風俗的帝都復興，也見證了新感覺派的誕生與左翼文學的崛起。這對他日後的文藝活動影響極大。1926年高等學部畢業後，劉吶鷗原想留學法國，但母親以「歐洲路途遙遠」為由拒絕，劉遂轉往上海插班就讀震旦大學法文特別班，並在此時結識與他同年的文學夥伴戴望舒（1905-1950）、施蟄存（1905-2003）等。

很顯然地，在臺灣新文學才剛起步不久、賴和（1894-1943）寫下批判性十足的〈一桿秤仔〉發表於《臺灣民報》的1926年前後，劉吶鷗已差不多打定主意要當文青了。這個決定比剛剛提到的那一票文青晚輩都早。但此時的他，還沒有真正決定以何處作為將來的舞臺。

而這本《新文藝日記》紀錄的，就是劉吶鷗終於下定決心定居上海的1927年。這一年，由於祖母逝世及學習語言之故，他往返於上海、東京、臺南之間，也與戴望舒一同去了一趟北京。在7月12日的日記裡，母語是臺語而從小接受日本語教育的他，以仍有些彆扭的中文如此寫下：

母親說我不回去也可以的，那末我再去上海也可以了，雖然沒有什麼親朋，却是我將來的地呵！但東京用什麼這樣吸我呢？美女嗎？不。友人麼？不。學問嗎？不。大概是那些有修養的眼睛吧？臺灣是不願去的，但是想著家裏林園，却也不願這樣說，啊！近南的山水，南國的果園，東瀛的長袖，那個是我的親眤哪？

上海，東京，臺灣三個選項中，故鄉臺灣率先出局。儘管不願對故鄉這麼說，但考量自身的文藝事業發展，臺灣的環境並不是文青的首選。事實上，不願回到臺灣的劉吶鷗並非唯一案例。1933年，巫永福在小說〈首與體〉即以「他自己想留在東京，可是他的家卻要他的『體』」的「首與體相反對立狀態」，象徵臺灣知識分子「輾轉於理想與現實、自我與傳統、精神與肉體的矛盾」（施淑）。

比起應父親的要求回到那個燠熱難耐、仍受封建傳統禁錮的殖民地臺灣，這些留學生文青們毋寧更嚮往能繼續留在東京，每天過著逛書店、看戲、逛百貨店、與志同道合的朋友高談闊論的生活。對他們而言，作為帝國之首都的東京象徵著現代與進步，是文藝青年的修鍊場、也是自我實現之地。

比如翁鬧，1934年好不容易結束在臺灣的五年義務教職，前往憧憬之地東京，此後他寧可終日流連於高圓寺界隈、死於異鄉，再也沒有回到故鄉臺灣。

風車詩人楊熾昌、李張瑞，是回到臺灣發展的例子。雖然歸鄉並非完全出於自主的選擇，多少也有家庭因素的不得已。必須一提的事，儘管後世的我們都肯認其在1930年代將日本的新精神運動引進臺灣的前驅者意義，但他們在自己的故鄉，卻感到深深的寂寞。

李張瑞在〈詩人的貧血〉（1935）寫道：「水蔭的詩、我的詩，被同鄉視為異邦人，對於這些人，我要在此清楚回應：我們並不是沒有你們那邊的人所寫的那種不平或反抗心，只不過刻意不寫……。從更大的文學見地來思考，我想我們的文學態度也能被接納才是。」

而在〈作為感想〉（1934）一文，李張瑞將臺南稱為「忘卻了藝術的城市」，感嘆故鄉的藝文環境──無論是畫展、報紙文藝欄、電影院──都十分貧乏。如果劉吶鷗歸鄉發展，說不定他會與風車詩人相遇，但或許也會發出同樣的感嘆吧。

Photo Credit: 藏品／劉漢中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提供

那麼，如果留在東京呢？曾在南國的天空之下遙想彼方的翁鬧，也不得不在落腳東京之後寫下：「我說K君啊！你到東京來，一心想當作家也有十幾年了，年逾三十而不立，為了一日的伙食使盡賊腦筋，這副德行也想『明天就打進文壇』啊！放個屁還比較快一點！──我肚子裡這麼嘲笑，可是想想，哎！自己也好不到哪裡去。」

事實上，臺灣的文青之中，雖有幾位曾在東京的文藝刊物發表甚至得獎，卻難謂已在中央文壇受到廣泛的矚目，遑論站穩腳步。儘管也有文學技術面的問題，但在中央文壇這個競爭激烈的文藝江湖，殖民地的出身多少也給他們帶來了一些阻礙吧。這不能不說是臺灣文學青年的困境。

但上述的例子，都是在稍後的1930年代才發生的事。迎著風、站在1927年的甲板前端的劉吶鷗，正在想著什麼呢？也許他已隱隱預見了上述選擇所將發生的一切吧。

儘管視上海為「將來的地」，其實劉吶鷗並不喜歡這個都市。他在1月5日的日記寫下：「上海真是個惡劣的地方，住在此地的人除了金錢和出風頭以外別的事一點也不去想的，自我來上海了後愚得多了，就是性慾也不知跑到何處去了，變成個木人了，真朱者赤，近愚者愚，鈍感和淺薄的議論──你們總財產吧！你們那知道感情的認識力？」

諸如此類的抱怨、以及對自己浪蕩生活的自我嫌惡，日記裡隨處可見。但對他而言，無論如何，上海是機會之地。最重要的，他的殖民地出身，竟巧妙地消弭於這個無國籍的國際大都會、同時也是半殖民地的租界區裡。

在這裡，大家通常不甚清楚彼此的底細。劉吶鷗究竟是日本人？臺灣人？還是中國人？他的文學圈及電影圈的夥伴們，沒有太多人搞得清楚他真正的來歷。只知道，這位魁武而疏著油頭的男人操著一口奇怪的中文，很會跳舞，給上海的文壇及電影圈帶來了各種新奇的東西：新感覺派、影戲眼（Kino-Eye）、織接（Montage）……

Photo Credit: 藏品／劉漢中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