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初期的台灣報人》:為了挽救國民黨,雷震走向與蔣氏父子徹底決裂之路

《戰後初期的台灣報人》:為了挽救國民黨,雷震走向與蔣氏父子徹底決裂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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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雷震回想自己當年在日本響應「罷學歸國」運動,實際上就是青年的愛國心被政治勢力所利用,既無助於國運,又耽誤了寶貴的學習時程。學生運動原本是起於純潔的愛國動機,但如國民黨那樣,在所有校園設立黨部,實施黨化教育,卻是以青年為政治工具,因此他對這種做法始終極為反對。

文:邱家宜

萬山不許一溪奔:雷震

生長於浙江的「河南佬」

雷震於1897年生於浙江省長興縣的小農家庭。他的父親於太平天國之亂後,從被捻匪蹂躪過而窮困不堪的河南,南遷到因為洪楊之亂而「十村九空」的浙江湖州開墾荒地,勤勉刻苦而小有局面,河南籍元配去世後,再娶當地陳氏夫人,共育有子女四人,雷震為家中次男。

由於父親在他十三歲時即因病早逝,母親千辛萬苦獨立持家,撫養子女成人,雷震因此對他的母親終身感念,回憶錄中對早年生活的描述,都圍繞著對母親的記憶與懷念。父母親這種自許來自「中原上邦」的河南移民,與被其視為低等土著的浙江在地女子的婚配,讓雷震在童蒙時期便經歷了不同族群文化衝突的場景。由於雷震的母親自十九歲嫁入雷家起,即不斷受到婆家妯娌的歧視:

所以,逢到本家或親戚家的婚壽喜慶,非經對方一再邀請,她絕不前往,惟恐聽到許多閒話或受到歧視,或譏她不懂中原的規矩,而傷了自尊心。……河南遷來的人,儘管都是一些「老粗」和「目不識丁」之輩,但他們自視甚高,認為江浙地方乃蠻荒鄙野之地,老百姓不大懂得中原上國的規矩。他們認為河南是中原,中原的一切一切,才是中國文化的正統,才是合乎禮教的規範。……他們平時稱本地人為「蠻子」,平時談話總是「蠻子長」、「蠻子短」,而毫無忌諱,就可以想到他們內心上的高傲。

(《雷震全集》八:九八)

雷震的父親來自「中原上邦」,而母親在家族許多成員心中,卻是個浙江土生土長的「蠻子」。雷震記得他小時候,有一次在母親面前也脫口說出「蠻子」,結果「母親翻了我一眼而現出生氣的樣子,我忽然明白起來,以後再不說『蠻子』了」(八:九八〜九九)。

雷震的父親如同許多其他河南移民,不願讓子弟屈就「南蠻鴃舌」,執意多花錢從河南聘請一位遠親擔任兒子的啟蒙教師(八:一○○)。但來自「中原上邦」的這位教師,卻不論在人格或學問上均不值得學生尊敬,心狹量窄,對學生動輒打罵。從這些痛苦的經驗中,年幼的雷震體會到,移民浙江的河南人社群雖自我陶醉於其「上邦」文化,但實在看不出河南人哪一點比浙江人高尚。

由於他的河南人家庭與河南人塾師從不講本地話,使他在上中學之後,又與浙江本地老師、同學間產生學習與溝通上的問題,顯得適應不良。之前生長在歧視,並試圖隔絕本地文化的河南移民家族中的雷震,在進入以浙江本地學生佔大多數的公立中學後,卻因為無法流利的以本地話溝通,又遭到本地人歧視。

早年就親身經歷過不同地域文化所造成的偏見與摩擦,並深受其害,這或可以解釋,相較其他外省來台政治精英,雷震何以能最早具有與本地政治力量結盟的胸襟與遠見。

負笈東瀛的心智鍛鍊

決定去日本讀書,是一個偶然的決定。1916年浙江省立第三中學畢業後,雷震因為聽說上海的大學英文程度很高,不敢投考,原想到杭州投考北京大學預科,沒想到抵達杭州時,已錯過當年北大的入學考試,一位同鄉金正容告訴他,從上海坐船去日本要比去北京便宜,留日還有機會考公費;家境只是小康的雷震,遂改變主意,決定東渡日本求學。

他是在初到日本不久時加入國民黨的。在青年人愛國的熱血澎湃下,讓他開始了與國民黨政府的一生糾葛。1917年8月7日,時年21歲的雷震,在東京參加中國旅日人士為紀念袁世凱承認日本提出「二十一條」的國恥紀念日而舉辦的「國恥紀念會」後,由張繼與戴傳賢介紹加入國民黨(八 :一九七)。

1918年,他還在東京神保町類似補習班的「東亞預備學校」就讀,準備投考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的中國學生公費名額。四月間,北洋政府與日本簽訂《膠濟鐵路密約》,東京國民黨支部策動留日學生群起反對,繼而慫恿學生「罷學歸國」。雷震受到國民黨東京支部的指使,「晝夜勸告留學生罷學返國」,自己當然也一起返國,放棄了原本在7月1日舉行的高等學校考試。

雷震後來在回憶錄中自我反省,認為當時確實是太衝動了,對於國民黨鼓動學潮作為政治工具的做法也深不以為然。因為那讓許多旅日學生做出放棄學業的個人重大犧牲,但當時中國內部卻沒有足以對抗北洋政府的力量,光憑學生根本無力救國。回到家鄉後,又被北洋政府扣以「亂黨」罪名,必須四處逃避逮捕。1918年底,雷震再次東渡日本,隔年才如願考取東京第一高校的公費生,直到1926年從京都帝大法學部畢業,可以說是在日本完成他的現代專業知識養成。

雷震對現代政治學理的認識多來自於留日階段的苦學,當時他在所就讀的京都大學法學部政治系,曾親炙好幾位望重士林的日本大學者。雷震進入京都帝大時期,正是日本議會政治和政黨政治的黃金時期,學界與知識界全力推動民主,希望日本能早日進入民主憲政常軌,以抑制正日益增長的少壯派軍人勢力,突破七百年來甚至於千餘年來軍人干政的局面(宋英,一九八九:六一)。當時,日本大學尚能保持自由講學風氣,資本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在經濟學相關課程中分庭抗禮,受西方法治、民主思潮影響的日本學者們講學不輟,也影響了像雷震這樣的中國留學生。

雖然也有像山本美越乃之類,鼓吹帝國主義殖民政策之流夾在其間,但1933年,京都大學發生「瀧川教授事件」,法學部全體正、副教授為抗議日本政府進行思想檢查而集體辭職(九:二三三),顯見當時日本學術界仍拒絕與軍部同流。雷震自陳,他後來面對加諸於自身的種種迫害,依然能堅持對自由民主的追求,除個人天賦個性之外,在京都大學法學部所受的3年紮實教育,也是相當重要的原因。(九:二三八)

對國民黨從參與到失望

雷震還在浙江讀中學的時候,受青年愛國心的驅策,於1915、16(民國4、5)年間就已經兩度參加反對日本二十一條,以及反對袁世凱稱帝的學生運動(十:四○一〜四○五)。前面已經提過,雷震很早(1917年)就在戴季陶(傳賢)、張繼的引介下於東京加入了國民黨,並一度積極響應國民黨發起的留日學生罷學回國運動。回國後曾擔任國民政府教育部總務司長、國民參政會副秘書長、政治協商會議秘書長、行政院政務委員、制憲國民大會副秘書長、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等職務,1949年到台灣後,還曾擔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考核設計委員會委員,對黨務、政務都積極參與。

就某些方面來說,雷震其實是非常「國民黨」的。《自由中國》寫手中的「少壯派」殷海光曾經形容:「我看來看去,無論在基本的思想形態、行為模式和待人接物的習慣上,他和老牌國民黨人並沒有根本的差別。」(司馬文武,一九八九:二七)但他的「黨性」,並不是一味效忠,而始終帶有一種反省色彩,這從他對被國民黨神格化的孫中山的描述,就可以看出端倪。他在日本曾近身觀察過這位國民黨的創立者,對於他因為具左翼情懷,同情俄國共產革命,而衍伸出國民黨後來的「聯俄容共」路線,雷震一直站在疑慮的一方。他在回憶錄中,記載了1924年在神戶聽孫中山演講,並與孫見面的經過:

由於這次演講,我們始了悟孫先生聯俄容共政策的中心主張和「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來路了。我們在這天以前,雖然也常常聽說孫先生的容共政策,是容許共產黨員仍舊保留黨籍而參加國民黨,惟大家認為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可能是傳聞上有些出入,故始終採取懷疑的態度,……經過這次聽講之後,……始明暸聯俄容共政策之真相,……孫先生態度和藹可親,我們問他怎樣才可以廢除不平等條約,在外交上應該採取什麼步驟。他還是一套極其樂觀的看法,說只要開成國民會議,一切就有辦法。我們接著又問他國民會議開得成功麼。他只是回答說,人心厭戰,和平統一的國民會議一定可以開成,……我們在回程的火車中,大肆討論孫先生的談話,認為他太不切實際。因而聯想到許多人稱他為孫大砲的由來。

(十:四三九~四四一)

從以上描述,可以看出他認為被國民黨奉為國父、偉人的這位總理,在政治上的思考不免流於樂觀天真。他雖是國民黨員,但始終抱持民主、人權的基本價值,對國民黨當權者為鞏固權力任意踐踏人權一直難以認同。

在「國民參政會」、「政治協商會議」期間,雷震非常受到蔣介石倚重。馬之驌分析,雷震與蔣同樣留學日本,是張繼與戴傳賢(蔣的好友)介紹入黨,又是王世杰(當時受蔣信任)延攬的幹部,加上博學強幹的特質,蔣介石把很多事情都交給他去辦(馬之驌,一九九三:十〜十一)。而雷震對蔣也非常忠心,在國民黨兵敗如山倒、蔣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代理總統後,雷震還不斷為他辯護,甚至被黨內CC派核心人士譏為「新CC」派(馬之驌,一九九三:二八)。

雷震既獲蔣的信任,傾向自由派的觀點加上敢言作風,又讓他較容易為其他黨派人士接受,願意與他進行溝通、協調。因此,每當國民黨需要與其他黨派合作時,雷震往往就會受命上陣。除對日戰爭期間擔任國民參政會副秘書長,二戰結束後,還曾協調各黨派共同參與制憲,並擔任制憲國民大會副秘書長。1946年的政治協商會議,雷震也擔任調和鼎鼐的秘書長角色。根據他的夫人宋英女士描述:

他雖然是國民黨員,對於各黨各派的想法,特別是小黨派的立場和困難,瞭解得清楚,在黨內開會討論時,自然要充分反應,詳細說明,黨內的頑固派便很不諒解,居然譏笑他是各黨各派……陳家幫的CC派,反對和談的情緒高張,儆寰更成了眾矢之的,乃至指責他吃裡扒外,罵他是吳三桂。

(宋英,一九八九:六五)

邀請各黨各派一起制定中華民國憲法的政治協商會議,後來因為共產黨與民主同盟的退出而破局,國民黨怕被批評是「一黨制憲」,蔣介石又要雷震去斡旋原本因為不滿國民黨而已經決定退出的民、青兩黨加入制憲國民大會。雷震唇焦舌敝的居間奔走,說動青年黨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又以承諾採用張君勱草擬的憲法草案為制憲依據,換得民社黨同意參加。但由於後來國民黨對三黨協商時所同意的國大、立委、監委、考試委員等名額多未兌現,讓雷震飽受兩黨的指責,內心十分痛苦(宋英,一九八九:六六〜六八)。

國民政府來台之初,雷震還相當受到蔣介石倚重。那時中國大陸陷共不久,國府遷台,政局尚未穩定,很多重量級的政治人物暫留香港觀望,蔣介石曾派他前往香港探察實況,爭取各方反共勢力支持台灣,及知名人士來台。雷震當時去香港勸說,曾飽受反蔣、反獨裁人士的批評,還被譏為蔣的「狗腿子」(二七:五二),但即使當時是在蔣陣營,雷震仍不改真心擁護民主、自由的初衷。第二次赴港返台後,1951(民國40)年3月14日,他向當時國民黨的「中央改造委員會」提出了6點改革建議,其中第6點為:

吾人既站在民主陣營中,政府且已實施憲政,本黨為領導政府實施憲政之黨,則黨的改造應根據此項原則以領導政府推行各項政策,因此,凡含有一黨專政意味之措施,務須避免,目前學校之三民主義課程及軍隊設黨部兩項應予廢止。

(二七:五一)

他的建議當然沒有被採納,而且還因為建議軍隊廢黨部、學校不教三民主義,而嚴重得罪蔣氏父子,蔣經國甚至當面罵他是「共產黨同路人」(二七:五一)。他因為希望挽救國民黨及國民黨政府而直言諍諫,威脅到蔣氏父子進一步鞏固絕對領導地位、並進行父子交棒的權力佈局,開始走向與權力者的決裂之路。

前面曾經提到,他以親身痛苦經歷指出,政黨活動不應利用純潔學生。他回想自己當年在日本響應「罷學歸國」運動,實際上就是青年的愛國心被政治勢力所利用,既無助於國運,又耽誤了寶貴的學習時程。學生運動原本是起於純潔的愛國動機,但如國民黨那樣,在所有校園設立黨部,實施黨化教育,卻是以青年為政治工具,因此他對這種做法始終極為反對。1954年底,《自由中國》雜誌上刊登了一篇〈搶救教育危機〉的讀者投書,批評當時國民黨在各級學校實施黨化教育。文章刊出後,蔣介石親自點名,開除他的黨籍(十:四四三〜四四四)。關於黨籍被註銷,雷震這樣描述了自己的心情:

我做了三十七年有半的國民黨員,對黨雖無貢獻,也未靠黨吃飯,在黨內始終是獨來獨往,未參加任何派系的活動,縱然無益於黨,也未危害於黨。惟國民黨把統治了二十多年的大陸搞丟了,使同胞慘遭共匪的虐殺,我是國民黨員,而且當時還是中央監察委員,我是不能不負責任的。及到台灣後,政治仍無進步,我又無力糾正,此次註銷黨籍,倒使我減除了責任,故不無多少輕鬆之感。

(十:四四四)

雷震後來對蔣介石非常不諒解,認為就是因為他篤信槍桿,在黨內大肆黨同伐異,不能禮賢下士,才導致中國大陸赤化,簡直「罪不容誅」(九:二一六)。雷震在回憶錄中列 舉他殘害同志、輕視文人的許多事蹟,包括:誘殺鄧演達,囚禁立法院長胡漢民、國民黨大老居正、桂系首領李濟琛(十一:四);對王崑崙、劉不同、張奚若、周炳琳當眾羞辱(九:二一六),這些人後來都成為共產黨助力。他對蔣經國以特務手段鞏固政權更是十分不齒:

蔣經國在立法院和行政院經常喊出:「我們的政治是自由平等的,人人有自由,人人有平等。」又說:「我們是法制國家,大家要嚴格守法,政府也要執法如山。」……這些只說而不兌現的亂叫,使老百姓耳朵聽厭了,……我究犯何罪,應不應坐牢十年,姑且不說了,但現在(民國六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我出獄已滿了六年多了,還在國民黨特務監視中……

(九:一三六)

與蔣氏父子徹底決裂的結果,就是在1960年9月,發生以「劉子英匪諜案」為名,行「文字獄」及阻止「中國民主黨」成立之實的雷震案。雷震因此案被軍事法庭判刑10年,在新店軍人監獄服滿刑期才出獄。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戰後初期的台灣報人:吳濁流、李萬居、雷震、曾虛白》,玉山社出版
作者:邱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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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台灣媒體生態的起源、複製與再生。

二次大戰結束後,經歷四十多年(一九四五〜一九八七)的政治高壓管制,與三十多年(一九八七〜二○一九)的自由市場競逐,台灣的新聞媒體生態之所以發展成當前樣貌,跟這個社會的許多其他面向一樣,都具有歷史獨特性。

本書以吳濁流、李萬居分別代表台灣本地報人及半山報人群體,而在外省報人方面,則以曾虛白、雷震分別作為依附國民政府政策與批判國民政府政策的代表,觀察這些不同的報人群體,如何代表其背後不同的知識階層,在戰後台灣報業的舞台上各自、同時也是共同的展現意志,在經歷交會與分歧、激盪與磨合之後,如何在台灣的媒體生態上持續發揮強大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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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玉山社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