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格的最後歲月》:榮格對納粹與猶太人抱持什麼立場?

《榮格的最後歲月》:榮格對納粹與猶太人抱持什麼立場?
榮格|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評價榮格政治立場的決定性問題是:他對作為一場政治運動的國家社會主義(納粹政權)抱持什麼態度?他是否有捲入政治活動中?

文:安妮拉・亞菲(Aniela Jaffé)

榮格犯下的錯誤

他的這些有益的活動證明,榮格絕不是一個反猶分子。然而,儘管他做了艱苦卓絕的努力,但作為一個心理學家,他照樣公開指出了猶太人心理與非猶太人心理之間的不同。由於當時德國的種族狂熱,這被視為一種納粹言論,即使到了今天,仍繼續被解讀為榮格是反猶主義的進一步證據。任何一個意識到自己是猶太人的人都不會否認這種差異的存在。

然而,榮格卻是在猶太人身分就足以招來殺身之禍的特殊時刻提出這個引人注目的話題,他還把關於種族心靈差異的主題列入國際協會的科學項目中,那就必須被視為嚴重的人為錯誤。儘管,仇恨猶太人所導致的最殘酷的後果直到很晚以後才公之於眾,然而,在那個時候,哪怕是最輕微地暗示到猶太人的「差異」,都是火上澆油。在這方面,最重要的是,每個醫生都必須保持醫學上的謹慎。而事實上,榮格並沒有做到這一點,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許多猶太人和非猶太人都對他的人格持保留態度。

此外,榮格在那段時期寫的作品,關於猶太人性格與猶太教的觀點也是錯誤的,給人冒犯的感覺。首先,他認為「猶太人有些像遊牧民族,從來沒有創造出自己的文化形態⋯⋯因而,為了他們的發展,無論是本能還是天賦,他們都需要一個多少有文化的民族充當他們的主人。」這種話非常令人反感。這樣的言論是源於他缺乏對猶太教和猶太文化的瞭解,儘管今天的人們已很難想像,但他們的文化曾流傳甚廣。

儘管佛洛伊德是猶太人,他在1908年也曾斷言:「我們猶太人(比起榮格來),有一個更簡單的、不包含神祕元素的時代。」因而,榮格有這種言論毫不奇怪。佛洛伊德對猶太教知之甚少,所以,他完全不知道卡巴拉中豐富的神祕主義以及哈西德主義(Hasidism)中的神祕智慧。

不可思議的是,對猶太教(特別是在非猶太人中)開始產生普遍興趣的恰恰是希特勒時期,而隨著以色列的建國,人們對猶太教的興趣越來越濃厚。從那時起,布伯(Matrin Buber)、修勒姆(Gershom Scholem)、羅森茨威格(Franz Rosenzweig)以及其他許多作家的作品,開始家喻戶曉。這些作品對加深人們瞭解猶太教和猶太文化很有幫助,或者說,它們第一次向人們解釋了猶太教和猶太文化。

儘管針對榮格的指控是合理的,儘管我們對此感到失望,但我們還是不要忘了,他在說到猶太人的心理差異時,並不像納粹那樣含有「貶低」的意思。只要不懷偏見地看待他的言論,這便顯而易見,但人們卻常常忽視這一點。當然,榮格也沒有為了讓他的讀者更加瞭解其思想做過任何努力。

在他寫到猶太人的主觀預設或猶太人的「個人反應」時,「沒有貶低閃族人心理的意思,就像談到東方人的特殊心理時,並不代表貶低中國人一樣。」對一個不瞭解榮格的人來說,這種說話方式很容易引起誤解。榮格不能想當然地認為,他的讀者們瞭解他對中國人精神和中國文化的推崇。(1929年,他對中國道家文本《黃金之花的祕密》的評述,與漢學家衛禮賢的譯本一起發表。)因此,他的這種比較只會適得其反,引起人們的反感,越描越黑。不久以後,人們又讀到他把猶太人與蒙古遊牧部落作比較的文章。

簡單地說,榮格把猶太人視為一個「有著三千年文明的族群」,而把「雅利安人」歸之為「乳臭未乾的野獸派」。在榮格看來,雅利安人擁有難以估量的優點:它有著更強大的意識,意識的分化程度更高,而猶太人更加接近自然,擁有創造新文化形態的能力。對榮格來說,「野獸派」這個諢名沒有任何恭維的意思。在納粹崛起之前,族群心理之間的差異,早就已經成為精神分析研究者與治療專家討論的課題了。

1909年8月,榮格從紐約寫給他妻子的信中提到他與佛洛伊德在中央公園裡的一次散步:「我們談了許多關於猶太人和雅利安人的話題。」幾個世紀以來,迫害和仇視猶太人一直是歐洲歷史的一部分,一個傑出的猶太人和一個傑出的基督徒友好地談起這個話題是很自然的。早在1913年,在榮格的作品中就第一次涉及到這方面的話題,但從來沒有被認為是反猶主義的。相反,他講的是,心理學必須比其他任何科學更多地考慮「個人反應」:

「從心理學上看,認知對象同時也是認知器官,這是其他科學所不具備的⋯⋯假如認知器官就是它自己的對象,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去徹底研究這個器官。既然主觀判斷是即刻產生認知對象的,因而,這種認知從一開始就是有侷限的。」

換言之,既然心靈是一種被認識到的心靈,那麼所有的心理認識都必然帶著主觀因素,因此,說出「心理真實」的人不會是中立的。進入晚年的榮格仍然強調他自己的、佛洛伊德的、阿德勒的,以及其他心理學的主觀性,各種心理學分別受制於個人的心理類型、時間、文化等等。早年的他甚至就認識到,每一種心理學都是一種「主觀表白」。至於他特別關注的精神分析,他從來沒有忽視這一點,由於他曾一度與佛洛伊德合作,他清楚地看到,精神分析差不多就是精神分析創始人的主觀告白,在其基本概念中,包含著特有的猶太人成分。

在一封1908年佛洛伊德寫給卡爾.亞伯拉罕(Karl Abraham)的信裡,他強調了他思想和精神分析中的猶太人性格,就像是件天經地義的事:

寬容點,不要忘了,你確實比榮格更容易追隨我的思想,一開始,你是完全獨立的,隨後,種族關係使你更接近我的智力結構,然而相反地,他作為一個基督徒和牧師的兒子,他只有戰勝內心的強烈抗拒,才能發現通向我的道路。因而,他的加入更為可貴。我不得不說,只有他在場,才能避免讓精神分析淪為猶太民族私事的危險。

在「基督徒」一詞下,編者瓊斯加了一個注腳:「猶太人對『非猶太人』的習慣性稱呼。」佛洛伊德的話裡流露出一個偉大的猶太人情懷:他深刻理解心靈之間的相互關係,並超越了同時代人的侷限。對他來說,承認精神分析中的猶太人特徵,沒有貶低的意思。對這種事,大多數下一代人或許與我們有著非常不同的感受,直到最近,一些重量級的猶太思想家才開始意識到,佛洛伊德的工作主要是以猶太人身分為前提展開的。

Sigmund_Freud_LIFE
佛洛伊德|Photo Credit: Max Halberstadt@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在埃里希.諾伊曼(Erich Neumann)的一篇文章〈佛洛伊德與父親的意象〉(Freud and the Father Image)裡,對基於猶太教的無意識進行了簡短但高度重要的分析:

至關重要的「個人差異」表明:假如一個人沒有深刻地意識到自己的歷史和宗教背景的話,他就無法在實際生活中追隨個體化道路,從而完成自我實現,因為個體植根於集體。一個族群的傳統、宗教和歸屬感,對每個個體都是必不可少的基礎,不管這個人是保持對它們的忠實於還是走他自己的道路。

然而,一旦猶太人被連根拔起後,他們的傳統意識和他們的根,就不再是不言而喻的了。正如我們瞭解的那樣,這也是前希特勒時期德國猶太人的情況。他們當中許多人不再認為自己是猶太人,而僅僅是德國人。他們忘記了自己民族和宗教的獨特性。由此,產生了「被同化的猶太人」概念。而對意識到猶太本性的猶太人來說,這顯然是個負面概念。相比之下,榮格在1934年提出這樣的問題:「難道我們真的相信,一個漂泊了幾千年的部落,透過一些相當特殊的心理特性,就失去了自己作為『上帝選民』的觀念嗎?」

評價榮格立場的最終、或許也是決定性的問題是:他對作為一場政治運動的國家社會主義持什麼態度?經由對他1933到1934年期間的觀察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早期他希望德國蓬勃而和平地發展,並樂意給國家社會主義一個機會。構成他希望的心理基礎是:「雅利安人」的無意識中包含著創造性張力,「孕育著未來的種子」。他的希望寄託於從混沌中產生出積極的東西,甚至可能是一種新的文化,只有這種虛幻的希望才能解釋榮格的態度。後來他自己承認了這一點。在他《論當代事件》(Epilogue to Essays on Contemporary Events,1946年)的結語中,他寫道:

「當希特勒攫取了權力時,我非常清楚地看到,集體歇斯底里已經在德國發作了。但我還是情不自禁地對自己說:這畢竟是德國,一個具有道德感、遵守紀律的歐洲文明國家。因此,在我看來,這場明顯的群眾運動最終結果仍然是不確定的,正如元首的形象首先讓我感到,他僅僅是善惡兼具的存在⋯⋯像我的許多同時代人那樣,我有我的懷疑。」

那些對榮格的態度感到失望的人,期待的是一份更詳盡,或許是更明確的「認罪坦白書」,其他人則認為,這份清醒的聲明證明了榮格的真誠。說榮格的罪行在於他認同納粹的意識形態是對事實的嚴重歪曲。儘管一開始,他被「國家社會主義強大的現象」所迷惑,但他從來沒有認同過納粹意識形態。從心理學上來說,集體歇斯底里代表著集體無意識的爆發,正如他對待患者們那樣,榮格指望人類心靈中固有的治癒力與創造力發揮作用。他有理由持這種態度,因為,正如他說的那樣,集體無意識內容本身就是矛盾的:

從本質上說,群眾運動的心理驅動力是原型的東西。每一種原型都包含著最低級與最高級、邪惡與美好的東西,因而它有能力創造出截然相反的結果。因此,一開始是不可能知道它將會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對這種事,作為醫生,我傾向於等待,因為這種態度能讓人不必匆忙地做出判斷,不必總是從一開始就知道什麼更好,從而獲得「公平的審判」。

看來,早期想要勾畫出法西斯運動的遠景和「元首」的形象是不容易的。佛洛伊德對墨索里尼性格的判斷錯得離奇,在他和愛因斯坦合寫的《為什麼戰爭?》(warumkrieg?)一書中,他的獻詞是:「給貝尼托.墨索里尼,統治者中的文化英雄:來自一個老人卑微的致敬。──維也納,1933年4月26日,佛洛伊德」

儘管他的心理學知識讓他保持了樂觀,他的樂觀再次證明了一句老話:偉大的科學家並不一定是個好的政治家。

在一次訪談中,榮格把元首比作巫醫,他被元首魔幻般的氣質所吸引。這件事引起了軒然大波,直到今天還被誤解為是對希特勒的讚美。然而,德國的抵抗詩人卡爾.楚克邁耶(Carl Zuckmayer)在他的回憶錄裡說過完全一樣的話:「希特勒就像野蠻部落中的巫醫,能把人帶進迷幻狀態。」對此,卻沒有人將之視為冒犯,也沒有人誤解他的意思。今天已經毫無疑問,納粹主義和他的元首是在魔鬼驅使下發動了一場狂熱的毀滅性的偽宗教運動。

後來,榮格承認,儘管他瞭解心靈,但他確實對人抱有幻想:他從來想像不到會爆發如此沒有底線的邪惡。而他自己早在1918年希特勒崛起之前就提醒過人們:「金髮碧眼的野獸在牠地下囚籠裡憂鬱地徘徊,隨時伺機破籠而出,帶來毀滅性的後果。」但那時,誰把這個警告當回事?特別是到了關鍵的時候,連榮格自己都忘了。

後來,在納粹政權無底線的兇殘被曝光之後,他對自己曾經對納粹抱持過的期待態度做了修正,並公開對納粹政權進行了無情的抨擊。從後來這些關於德國的公開言論中,或許還可以看到一個人的失望,這個人深刻地意識到,當初不顧自己的個人形象、工作、精力和前途與身處納粹德國的醫生和精神分析師合作,是冒著多大的聲譽危險。確實如此,這從他的〈大災難之後〉(After the Catastrophe)一文最清楚地看到,該文寫於這可怕的戲劇落幕之後。

其實,早在1936年,在他的〈沃坦〉(Wotan)一文中,他已經為納粹分子貼上「狂熱的條頓人」的典型標籤了,「狂熱的條頓人」就是他在〈沃坦〉中所說的風暴神。在《心理學與宗教》(Psychology and Religion,1937年)中,他對當時在德國初現端倪的群眾運動的趨勢提出了極為尖銳的批評,對於這種危險的現象,他在1933年2月科隆和埃森發表的演講中就預先做出了警告。因而毫不奇怪,到1940年,他的作品最終在德國遭到封殺,他的名字上了黑名單。他的書在法國被焚燒。當時他被納粹當作絆腳石,因為,他為他的猶太學生雅各比(Jolande Jacobi)的《榮格心理學》(Die Psychologie von C.G.Jung,蘇黎世,1939)的書寫了一篇序言。

關於這一點,我想提及幾個有助於澄清榮格後來捲入政治的事實:1939年秋,為了表示對「國民議會」(相當於英國的眾議院)的支持,有人要他成為杜特韋勒爾(Gottlieb Duttweiler)創立的獨立聯盟黨的候選人:「我告訴他們,我不是政治家」,他在一封信(1939年10月5日)寫道:「但他們說,這恰恰是他們選我的原因,他們的政治家太多了⋯⋯我只能在名單上出現,並且必須印在名單的最後一行,因為我仍然希望我落選。」榮格確實落選了。在一封給杜特韋勒爾的信(1939年12月4日)中,他提出減輕應徵士兵(在軍隊服役的)財政困難的方法建議。這個建議最終導致補償應徵者的《瑞士薪酬與失業補助法》的出籠。

1946年,溫斯頓.邱吉爾出訪瑞士時,兩次都要求榮格挨著他坐,一次是在蘇黎世大學禮堂的典禮上,另一次是在伯恩附近施洛斯阿曼丁根城堡(SchlobAllmendingen)的官方晚宴上。邱吉爾不大可能會邀請一個前納粹或納粹同情者作為他的陪同。

晚年榮格關心的是我們時代的人類處境。收錄他在全集第十卷的論文《轉換中的文明》可茲證明。

相關書摘 ▶《榮格的最後歲月》:榮格與佛洛伊德為何決裂?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榮格的最後歲月:心靈煉金之旅》,心靈工坊出版

作者:安妮拉・亞菲(Aniela Jaffé)
譯者:王一梁, 李毓

  • momo網路書店
  •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將由此獲得分潤收益。

本書作者安妮拉.亞菲是榮格分析師與心理學者、《榮格自傳》的執筆者和編輯,更是榮格最後一位私人秘書。憑藉著深厚學養與近身觀察榮格的機會,亞菲筆下的榮格展現了無可取代的真實感。

收錄在本書的文章,就像是為了讓榮格繼續發聲而作──為他的洞見作引介,為外界的誤解作澄清,也為讀者的好奇帶來滿足。畢竟榮格的心靈洞察超越時代,難以一目了然,然透過作者亞菲精巧的文思布局,對於什麼是共時性、什麼是原型;又神祕經驗與心理學、煉金術與個體化之間如何交織關連,都有深入淺出的說明。

本書更展現了榮格對世人的關懷與對生命的探索精神,讀者將領略,榮格在面對神祕無意識的巨大吞噬力時,是如何守著意識的燭火,既懷著開放好奇之心,又小心翼翼地推敲探詢,才為世人照亮心靈的黑暗深處。循著亞菲的思路,或陷入思索,或又豁然開朗,如沐春風之際,將恍然體會這一切是榮格歷經苦痛、掙扎所堅毅粹煉的思想結晶。生命是「心靈煉金」的旅程,在大師的身影上體現無疑。

getImage
Photo Credit: 心靈工坊出版社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


Ta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