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之翳》:來自遠方的陌生人——葡萄牙的東方想像與殖民政策

《帝國之翳》:來自遠方的陌生人——葡萄牙的東方想像與殖民政策
「維多利亞號」,麥哲倫船隊裡僅有的一艘完成環球航行的船隻。插圖為奧特柳斯製作於1590年|Photo Credit: Ortelius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葡萄牙雖然看似建立了一條足以滿足其利益的航道,實則整個十六世紀在印度洋體系中都是個微不足道的角色,顯然,探險家們非常「明智」地迴避了薩法維、蒙兀兒和明朝等大型政治勢力,甚至看到東吁(緬甸)、阿瑜陀耶、安南等中等行為者也儘量繞道而行。

文:蔡東杰

【來自遠方的陌生人】

十六世紀初的東亞世界輪廓

在整個十五世紀中,明朝主要致力於處理所謂「蒙古遺產」問題,亦即如何面對一度被整合貫通的歐亞大陸地緣系統。雖然世界擴張效益在元朝滅亡後逐步遞減,漠北蒙古勢力猶存,東部海域的商貿利益也猶如被打開的「潘朵拉盒子」,憑藉相對開放且難以管理的特徵而自行發展。不管從甚麼角度來看,如此龐大複雜的結構挑戰只有透過「大戰略」才能因應,至於朱棣雖或許是唯一思考過這個問題的明朝統治者,只不過,除了觀察其實際行動之外,目前仍缺乏任何一鱗片爪的文獻資料能得知其內容。

猶如哈姆雷特的獨白,明朝的挑戰也是: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由於朱棣挑戰了朱元璋的「不征」(現狀政策)基調,同時空前絕後地主導了「下西洋」舉措,說他是「忽必烈繼承者」或也有點道理,儘管如此,恢復傳統上以中國為中心之「區域性(東亞)華夷秩序」,應該還是其戰略核心目標。為達此目的,除了親征塞北之外(此時蒙古除了是邊疆威脅來源,更是曾經挑戰中華秩序的象徵性存在,親征則有平衡或矯正此種挑戰之威望性意義),在東方則是穩定與一三九二年建立之李氏朝鮮以及日本室町幕府之間的互動,前者在一三九二至一四五○年間與明朝存在朝貢關係高峰期,共派遣三百九十一次使團(平均每年近七次)到中國,後者則如前述,主要透過冊封與利誘式「勘合貿易」來維繫。

至於在東南亞部分,除了一四○六年出兵安南,直到一四二七年撤軍之外,主要還是透過鄭和船隊,以恩威並施方式說服並誘使各國加入(或重返)以中國為中心之階層性體系。如同康燦雄的看法,強權崛起雖說經常意味著潛在威脅,但由於歷史上中國其實甚少對體系內成員(尤其東南亞)施加絕對控制,而且只要中國能穩定發展,非但區域秩序將跟著穩定下來,體系成員亦可分霑其經濟果實,因此周邊國家傳統上多半視中國為某種「善霸」(benign hegemony)。據此,歷經十四世紀下半葉蒙古崩解為區域秩序帶來挑戰之後,至少到了十五世紀上半葉,明朝大致成功扮演了重建並維持體系平衡的領導角色。

但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當中,東亞區域世界秩序開始出現一些微妙變化。

首先是一四四九年的「土木堡之變」,面對局部再興的蒙古餘部,明朝被迫將目光集中於此,甚至從一四六○年代至一五六○年代還進入長達百年,未必空前,但已然絕後的「長城瘋狂修築期」,至今仍留下遺跡超過八千八百公里;

其次,根據一四三二年明朝與足利幕府達成的協議,規定「十年一貢,貢船不超過三艘,人員不超過三百,刀劍不超過三千」,原本便遠低於滿足雙邊貿易需求,加上日本在一四六七年後進入戰國時代,內部競爭愈加激烈,為搶食利益大餅,一方面誘發走私貿易,也埋下倭寇再起伏筆;

第三是朝鮮成宗時期(一四六九至一四九四年在位)朝貢密度陡然下降,從先前每年平均近七次減至不足四次(儘管依舊比其他朝貢國家來得多),直到一五○六年後才重新上升,一定程度反映了朝鮮追求相對獨立之意願。

至於在「天高皇帝遠」的東南亞地區,隨著明朝結束下西洋政策,若干新的行為者亦藉此一契機浮上檯面。首先是曾經被明朝直轄統治二十年的安南(這也是中國本部勢力最後一次統治古稱「交趾」的越北地區),在一四二七年由黎氏率領成功獨立後,一四七一年又滅亡越南中部的占城,頗有挑戰中國天朝威望之意味(占城為明朝之朝貢附庸國),但一五二七年後陷入近八十年的「南北朝」紛爭。

其次是今日泰國前身,一三五一年建立的阿瑜陀耶王國(明朝稱為暹羅),在一四三八年兼併了素可泰王國後,積極強化對中國經濟聯繫,儘管規定「三年一貢」,實則經常違例一年兩貢以上,可見從事朝貢貿易之利潤極高。最後,堪稱明朝下西洋最大獲利者,無疑是一四○五年正式建國的馬六甲(明朝稱滿刺加),不僅鄭和船隊多次在此下錨停泊,該國國王數次親自來朝,加上優越的地理位置,讓十五世紀成為馬六甲的黃金年代,當然,此種自我繁華景象在一五一一年遭葡萄牙終結。

葡萄牙的東方想像與殖民政策

無論如何,十六世紀初期的東亞秩序雖浮現出若干微妙變數,仍維持大致穩定狀態,直到恍若從天而降的葡萄牙人闖入為止。顯然,無論作為區域秩序主導者的明朝,抑或最初僅單純為香料貿易而來的葡萄牙,這時雙方對彼此幾乎完全一無所知。

雖然在歐洲早就流傳著八五一年所編寫,又稱《蘇萊曼遊記》的《中國與印度見聞錄》(Relation de la Chine et de L’Inde redigee),更別提十三世紀風行一時的《馬可孛羅遊記》,以及一三七一年出版,抄本高達兩百五十種的《曼德維爾爵士見聞錄》(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透過充滿著傳奇渲染色彩的浮誇描繪,它們都傳頌著主要以想像為主的東方圖象,但畢竟「百聞不如一見」,就在決定派達伽馬繞過好望角,迎來歷史性時刻之際。

葡萄牙國王曼紐一世(Manuel I)在一四九七年對探險隊交付了一連串需要解惑的問題清單:「你必須探明有關中國人的情況,他們來自何方?路途有多遠?何時到馬六甲或他們進行貿易的其他地方?帶來甚麼禮物?每年來多少艘船,船隻形式和大小如何?是否當年就回國?他們在馬六甲或其他國家是否有代理商或商站?他們是富商嗎?他們懦弱或強悍?有沒有武器或火炮?穿著甚麼衣服?身體是否高大?是基督教徒還是異教徒?國土大嗎?是否不止一個國王?是否有摩爾人或其他任何人和他們一起居住?若非基督徒,他們信奉甚麼?他們遵守甚麼風俗習慣?國土擴展到了甚麼地方?又與哪些國家為鄰?」

如同克勞利(Roger Crowley)指出的,在首度駛入印度洋時,葡萄牙人「對這個世界,包括它的氣候規律、歷史悠久的貿易網路、伊斯蘭與印度教之間的複雜糾葛、區域內的商業與政治傳統等知之甚少,因此,他們犯下許多錯誤,造成許多誤解,而這些錯誤與誤解都將引發深遠影響」。

如同前述,隨著鄂圖曼逐漸將地中海變成一個「戰爭之海」,路上絲路系統因蒙古衰頹逐漸失去光彩,明朝在結束遠航計畫後慢慢剩下消極調停者角色,此時,印度洋不啻是當時全球最為碩大又相對安全的自由貿易區,來自不同族群社會且擁有不同信仰與語言的各色人等,在此廣泛且自由地彼此交流,穆斯林雖構成主要的商人群體,但從不尋求壟斷。

相對地,或許是極度艱難航行所積累的飢餓欲求,加上渺小的船隊規模與「未知」帶來的潛在深層恐懼,此時闖入這個和平世界的葡萄牙人(包括後來的其他歐洲人),腦中更多的是不安全感與被迫害妄想症,同時決定以瘋狂殺戮來解決此種難以抑制的焦慮。

在抵達已知的香料貿易站卡里卡特(古里)後,根據在當地獲悉的新資料,葡萄牙人首先在一五○九年繼續往東抵達更大的交易中心馬六甲。為長久籌謀計,接著則在一五一○奪取了卡里卡特往北約六百公里的果阿,如同一四八二年在非洲西岸建造的第一個據點埃爾米納堡。

葡萄牙決定在此紮下不可動搖的地基,並根據國王指令,倘若遭遇穆斯林船隻,「就隨即毫不留情地攻擊並加以損害,因為自古以來他們就是我們不共戴天的仇敵」,因為他們是奉教宗批准與上帝旨意來控制印度洋貿易的。根據攻佔果阿的阿爾布開克向國王描述的經過:「我燒毀了這座城市,盡數屠戮其居民,我們的人接連不斷屠殺了四天,沒有饒恕一個穆斯林的性命」,慘烈情景可以想見。

接下來就是馬六甲了。根據後來被派往中國的皮萊茲撰寫之報告,此處「非常偉大富庶,其價值難以估計,……它是一座為商業而生的城市,我覺得在世界上沒有可與之媲美的對手」。在攻入馬六甲的葡萄牙戰士眼中也是如此,「這裡簡直富得流油,我們歐洲根本不值一提,甚至連印度,都只是東方最差最窮的地方」。

不過,在大肆劫掠之外,葡萄牙亦不無理性。由於自知不可能從「面」來控制印度洋,除了鞏固果阿作為核心堡壘,並拿下馬六甲這個貿易中心後,阿爾布開克在一五一三年回頭攻佔了紅海入口亞丁,然後迎來另一個歷史性時刻,也就是作為第一支駛進穆斯林世界心臟(紅海)的基督徒船隊。接著,一五一五年在波斯灣入口建立的荷姆茲要塞,成為葡萄牙掌握印度洋貿易網路的最後一塊拼圖。

自此,葡萄牙站穩了在亞洲的腳跟,歐洲與中國的全面相遇也離此不遠了。

陸續到來的歐洲人

直到十年後的一五二一年,明朝才輾轉得知馬六甲已然陷落的訊息,除了無新義地「曉諭」佛郎機(此時對葡萄牙的稱呼)退兵外,並無其他積極作為。事實上,此時北京正首度處理與葡萄牙面對面的問題。經過幾番試探,阿爾布開克在一五一七年派遣皮萊茲作為正式使者抵達廣州。

起初中國決定視其為朝貢使團並安排覲見,但明世宗在一五二一年繼位後決定改變政策並下令驅逐,此後到一五四一年間,中國史書均無關於葡萄牙人活動的記載。當然,葡萄牙不可能放棄,只是暫時轉而與沿海走私貿易商合作,直到一五五三年才透過賄賂地方官員與詐術逐漸落地,最終在一五七三年左右正式獲同意租借澳門作為貿易站。

值得注意的是,葡萄牙雖然看似建立了一條足以滿足其利益的航道,實則整個十六世紀在印度洋體系中都是個微不足道的角色,顯然,探險家們非常「明智」地迴避了薩法維、蒙兀兒和明朝等大型政治勢力,甚至看到東吁(緬甸)、阿瑜陀耶、安南等中等行為者也儘量繞道而行。相對地,不僅爪哇島上的淡目國曾數度發兵攻打葡萄牙佔領的馬六甲,連以廣東為基地的海盜亦足以威脅這些遠道而來的歐洲人。

儘管如此,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極度自滿於遠航的成就,一四九九年甚至在既有(也是自封)「大海此岸的葡萄牙與阿爾加維國王、大海彼岸的非洲與幾內亞之王」的頭銜上,繼續添加「衣索比亞、阿拉伯半島,以及波斯與印度的征服、航海與貿易之王」等花團錦簇的名號,雖不知這種臉不紅、氣不喘的膽量由何而來,但更「經典」的表現還是要往前再推個五年。

繼一四七九年在教皇見證下,葡萄牙與西班牙瓜分了大西洋之後,在西班牙大膽投資下,失意於葡萄牙的哥倫布在一四九三年帶回一個震撼的消息(沒有人相信他發現印度,但確實開啟了一條新航道和一個新世界)。據此,翌年兩國再次於一座伊比利古老小鎮托德西雷亞斯(Tordesillas)碰面,彼此同意「瓜分全世界」,隨後結果並得到教皇庇護二世批准。

的確,西班牙才是葡萄牙無可迴避的競爭者與敵人。正因西班牙在征服美洲後「可能」由東而來加入戰局,阿爾布開克才在一五一○年代加速印度洋殖民地建設。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在一五一八年又收留了另一個失意者,也就是出身葡萄牙北部破落貴族家庭並曾參與攻打馬六甲戰役的麥哲倫,再度見證了一個成功投資。儘管麥哲倫本人死於菲律賓,並未完成計畫中的航行,此舉仍使馬德里在葡萄牙於一五一一年成功抵達香料原產地摩鹿加群島,從而吹響競賽哨聲後,得以立即加入戰局。在鞏固了拉丁美洲殖民地後,西班牙在一五六五至一五七一年間佔領了呂宋島,並以腓力二世之名將其命名為「菲律賓」。

為了在最短時間內加入競賽行列,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一世在一六○○年大膽為「倫敦商人對東印度貿易公司」的一百二十五位持股人簽下一份特許狀,允諾他們「全面壟斷至東印度群島之所有交通與商品」,以交換他們每年義務幫政府供養一支有六艘船的艦隊(其實英國「更狠」的絕招是拉攏以德雷克為首的海盜來展開不對稱作戰)。僅僅兩年後,尼德蘭國會也通過授予「荷蘭東印度公司」(VOC)針對東方香料貿易長達二十一年的全面壟斷權,並下達明確指令,「無論在哪裡碰上葡萄牙或西班牙人,一律毫不遲疑加以攻擊」。

必須補充說明,前述國家雖環繞著香料群島擺出一幅殺氣騰騰的架式,此時,這裡不但是東亞世界的邊陲,對歐洲也不那麼緊要。繼一五二九年鄂圖曼皇帝蘇萊曼一世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在維也納展開一場巔峰對決後,場景在一五六五年移到地中海正中央,蘇萊曼大膽籌劃了自十字軍時期以來,地中海區最大規模的動員作戰,目標是拿下西西里南方的馬爾他島(一旦陷落,歐洲命運可以想見),至於此時西方主帥則換成查理五世的兒子,繼承西班牙系哈布斯堡遺產的腓力二世。

結果,歐洲既再次守住勝果,西班牙還聯合威尼斯與羅馬教會領導一個「神聖同盟」(Holy League),乘勝追擊在一五七一年的勒班陀戰役中對鄂圖曼取得決定性勝利。最後,腓力二世迫使鄂圖曼在一五八○年與其簽下一紙和約,從此終結了伊斯蘭與基督教世界在地中海的競爭,並坐穩了自身的歐洲霸主寶座,但雙方也都因過度消耗而必須暫時偃旗息鼓,筋疲力竭的西班牙甚至在一五八八年「意外」輸給了邊緣小國英格蘭,接著對正在爭取獨立的尼德蘭亦稍稍讓步。

其後,鄂圖曼花了幾乎一整個世紀的時間重新累積能量去啟動最後一次維也納包圍戰,歐洲則陡然進入一個天才輩出的「科學革命」時代,從而為十九世紀爆炸性的大轉型奠下基礎。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帝國之翳:十六至十九世紀的中國與世界》,暖暖書屋出版

作者:蔡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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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孛羅(Marco Polo):
我在這本書裡講的全是實話,沒有一句謊言,沒有半點虛構,各位千萬不要視之為傳說。

利瑪竇(Matteo Ricci):
中國人認為在所有各國中,只有自己值得稱羨;……他們不僅把所有別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蠻人,而且看成是沒有理性的動物。

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相對其他民族,中國律法促成了大眾的安寧以及社會的和諧,讓眾人所受干擾可以降至最低;其律法之完美,簡直無法形容。

孟德斯鳩(Montesquieu):
中國是個行使恐怖統治的極權國家,也許當它一開始以王朝的形態出現時,政府的集權意識還不強烈,但今日絕非如此。

法蘭克(Andre G. Frank):
從十五到十八世紀,中國不僅是東亞朝貢體系核心,甚至在整個世界經濟中,即便不是中心,也佔據著支配性的地位。

帝國之翳-立體書封
Photo Credit: 暖暖書屋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