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學生為了360萬放棄台大,已經宣告了「大學之死」

當學生為了360萬放棄台大,已經宣告了「大學之死」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前身為台中健康管理學院的亞洲大學,喊出「入學獎學金」最高360萬的紅利招攬學生,結果今年搶到兩名「放棄台大」的學生,在這樣的態度轉變下,過往明星大學所賣「來念就可以翻身的夢」,好像也逐漸褪色了。

一年一度的指考又放榜,每年都會冒出不少有意思的新聞,今年也不例外,例如幾間中字輩的電機系超越了台大地質系。某些頂大的電機、資工系也超越了過去熱門的材料、化學或物理系。除了選系不選校更明顯,也表示學生越來越「務實」,但這些早已不是「新聞」,最有趣的就是兩位高中生放棄進台大,因為第一志願填亞洲大學有機會領360萬獎學金。

當然,網友少不了會去戰學校,但我認為這背後宣告的是「大學之死」,也就是說大學逐漸失去價值,而且是從明星大學開始。讓我們來談談亞大的案例。

付出獎學金,亞洲大學得到什麼?

講白了,這幾年少子化問題延燒到大學,國立大學或許不痛不癢,但多數私立大學一定很有感,尤其是後段的學校,所以各種招式都使出來。

看著興國管理學院(前身)和中信辜家似乎合作愉快的中信金融學院,新竹縣的大華科技大學也在兩年前由全球百大汽車零組件供應商的敏實集團入主,8月起改名為敏實科大。而中信今年也吸引到放棄政大的學生就讀。

位於新北石碇的華梵大學則是將12個系所「整併」成5個,今年只收235位學生,號稱小班教學的書院型大學、強調品德教育,也創台灣高教界先例,拋出「大一全額獎學金」免學費來吸引學生。

而前身是台中健康管理學院的亞洲大學也沒閒著,喊出「入學獎學金」最高360萬,只要應屆高中生採集科目的分數都在全國排名前3%、還有第一志願選亞大,就符合最高獎學金條件。

結果,亞大今年不但搶到兩名學生,憑他們「放棄台大」就成功搶佔大量新聞版面,一定吸引不少未來的考生搜尋有什麼資源、什麼系可以念,明年可能因此多幾百個學生,光是廣告和媒體的效益就值回票價了。

1188px-國立台灣大學校門
Photo Credit: 寺人孟子@Wikimedia Commons CC BY-SA 4.0

姐放棄的不是台大,而是「明星大學的夢」

如果今天換成另一間私立大學、開出一樣的條件,是否也會發生同樣的事,除非那是瀕臨退場、擔心念不完四年的私校,我認為應該九成九會。所以該探討的重點其實不是亞大本身,而是學生念大學是為了什麼。

過去大學賴以生存的,就是考生「想念明星大學的夢」。在台灣,要說年輕有為的教授,私立大學還不見得輸給國立,你說研究經費或許有差,但那跟大學生有什麼關係?所以,明星大學賣的就只是「來念就可以翻身的夢」

從政大附中畢業、選擇亞大財經法律系的吳姓學生的自白也可以發現,他對於未來的規劃更務實,也不再相信那個夢了,因為他要的不過就是一張大學證書,讓他獲得考國考的條件罷了。至於相關的專業知識,獎學金360萬拿一點零頭去補習班上課或許還比較實在。

台大的好,多半是學生原本就好

身為一位不成材的建中校友,以前最常聽到的就是——這個學校有一流的學生、二流的學校、三流的老師。

當然不敢說全部如此,但事實就是大多數能進入明星高中或明星大學的學生,本身就具有全國排名前3%的實力(至少是考試的實力)。所以,當這些學生畢業後在社會上表現突出,到底有幾成是學校的功勞?

以前在高中,很多同學就算上課睡覺、翹課,考試還是可以名列前茅,靠的不外乎就是自己念書,或是放學後去補習。而這個時代,知識早已經不是只在課本上,網路上學習資源多的是,更何況還有360萬的「學費」花。

十年前,亞大這招不見得搶得走台大的學生,但十年後的今天,這絕對不會是個案,未來只會越來越多。事實上,現在的大學除了醫學系之類的少數專業科系,除了一張證書,早已不具有足夠的實質價值了。

越明星的學生,越無法被大學滿足

對未來想得越遠的學生通常也越「務實」,要的不是渾渾噩噩念四年,而是出社會就能用上的知識,能面對未來不確定的技能,但教授們卻離社會和職場越來越遠。或許很會做研究,但想走學術的學生又有多少?

自主學習的學生通常想要跨域,也因爲知識的隨手取得、零散,學習的需求也變得碎片化,各大學從過去的雙主修、輔系,到跨領域學程、微學程、微學分⋯⋯辛苦的「高教創新」,其實就是系所和教授們只習慣原有的行政體系和績效評估方式,依然覺得自己當年一路念到底的才叫「專業」。

台大畢典 畢業生揮帽慶祝
Photo Credit: 中央社

有人可能會說,大學又不是只培養專業技能,還有培養人文素養、教育學生成為一個更好的人。好啊,來看看各大學精美的「通識教育」課表,有多少比例是叫好又叫座的「爽課」?而那些講師又有多少是教育界的學閥和大老們「推薦」給學校的?遇到不適任的,又有多少能趕的走?

至於學生去上學想獲得的同儕和人脈,現在積極主動的年輕人在社群媒體上加入各種學習社團,根本不怕找不到一起學習的夥伴;至於許多專業技能,也有業界前輩、國內外專家開講的線上課程,甚至連1 on 1的mentor指導的專案計畫都越來越多。這些,都逐漸在侵蝕和取代大學的價值。

諷刺的是,這種主動積極的學生,在明星大學裡特別多。許多私立大學的學生,或許還很需要一張證書或證照;而最快失去價值的,反倒是無法滿足明星學生的明星大學。

最可笑的是,指考放榜後,不少明星大學還在沾沾自喜什麼科系的排名又超越了誰誰誰。就像溫水裡的青蛙,忙著在那邊比誰的鍋子比較大。

本文經作者授權刊登,原文刊載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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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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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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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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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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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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