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國論》:警察是甚麼?國本為警,警為本國

《警國論》:警察是甚麼?國本為警,警為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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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沒有警察,何來治安?」一說還是否正確?警察人數及裝備提升、警權擴張,將為社會、人民帶來甚麼影響?從社會學角度觀看,警察延伸自公權力,演繹合法武力,但武力的使用何謂恰當?

第一節 警國

國本為警,警為本國。這就是我的論述。同時,也無疑是一個嘗試,藉此回應我最常問自己,也最令我困擾的問題:「警察是甚麼?」畢竟警察是以理所當然的形式存在於我們的年代,心中一直帶有這個疑惑也許有點奇怪。不管何時何地,我們都能夠見到警察的蹤跡。由街上的巡警,到電影院內的光影劇情,再回到兇殺現場。我們跟警察處於同一時空,卻很難妥善地回答以上問題。

如果單單說警察是執法者,具調查權的武裝執法部門不只警察,也有好像六十年代方從香港警隊分拆出的入境處;如果說他們負責維持秩序,則明顯跟其他平常的職業有重疊,例如私人市場的警衛(private police)。冥冥中,似乎有些獨特的本質,使我們可以恰當地將一類人員稱之為警察,將一些言行歸類為其活動。又,警察之於世界,警察之於生命,含有某種意義,致使盡責的研究者孜孜不息地探求;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說:「不要害怕見解反常,因為今天所有備受公認的見解都曾是反常的。」假如這本書對後來者產生類似的啟發和影響,便是我最大的榮幸了。

警國共生

哲學家卡謬說:「我反抗,故我們存在。」所指的反抗目標是生命中的孤獨和虛無。假如將這看法大致應用在生活上,生命的部分意義或許就是來自警政與反警政。就算解讀的方式未必一致,我們大都認同警察(policing)與示威(protesting)是生活的一部分;跟日常生活中的其他活動一樣,警察與示威等等行為往往帶有一些意義。這意義可能是維持秩序,又可能是伸張正義,更可能是堅持一種主張。然而,說到底,華語乃至世界警察研究中,到底有甚麼空缺應該被填補?警政與示威的本質是甚麼?為甚麼了解它們對我們的生活重要?

現代警察專職且中央化一,概念其實比大部分人想像的短得多,於十七世紀中葉才興起,源自當年法國的「le lieutenant général de police」,中譯大致為「警察中將」,主要負責巴黎市面有關秩序、安全、管理的廣泛事務。於一七零五年,法國警官Nicolas Delamare著有Traité de la police(《警察論》),那是相當早期記載現代警察的書籍,法國哲學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其重要著作《規訓與懲罰》中亦有引述過。有論者認為當其時出現的「police」若 在今天語境中不加形容詞地使用時,就必須特意另作解釋;而當時警察可直指公法或民事法上的「政治」,或者在十七世紀日常使用的「城市的公共秩序」意思。(Dyonet 2011)福柯之 後亦有提過這一點:「我們不應忘記在十八世紀警隊不是純粹為了維持法紀和秩序而出現,也不是為了在與敵糾纏中協助政府,而是為了協助城市的供需、衛生、健康、和工藝商業上的必要水平。」(1982, p.784)其時對現代主權國家面貌影響深遠的法國大革命還未發生──美國歷史學家Charles Tilly 便認為社會運動的起源發生在十八世紀末。(2020, p.6)當時甚至有文獻記載法國人到訪倫敦時,嘲笑英語中連警察一詞都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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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移勢易,對照現況,普羅大眾仍然存在一種謬誤,即警隊是國家為了維持社會治安和鞏固權力所建立。可是翻查歷史,兩者之間的關係往往耐人尋味。英國歷史學家Emsley指出,十九世紀時歐洲國家與其身份認同建立過程中,「憲兵」(gendarme)的角色相當重要。(1999)警察於當時社會功能上未可完全跟今時今日比擬,而擔當半警察半士兵功能、半軍事式的「憲兵」,於近代不少曾受法國帝國時期影響的地區,如法國本土、意大利、葡萄牙等國家,至今依然以憲兵隊的形式存在。經歷過恐怖襲擊後,巴黎現時主要車站中巡邏的便有很多屬於此類別。他們於十九世紀時將當時散落在鄉郊的農民區分,鞏固國界概念,並直接影響了現代德國、奧地利、意大利等主權國家的形成。

警察在關鍵情況的取態亦可直接影響一個國家的命運,例如法國拿破崙一世便在眾多警察功能組織之間採取了一定的離間政策,以達權力牽制作用;對岸的台灣在日治時期後的保甲制度對鄰里關係及本土身份構成有積極影響;西班牙警隊於第二共和國與法西斯獨裁者佛朗哥的內戰中沒有站在保護已有政權的一邊;另一邊廂在意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又可以在幾近沒有警隊有效阻止的情況下迫使時任總理退位,並建立警察國家——一個在極權下常見、警察可以肆意運用權力執行政治任務的國度。很多人說,那些是政治問題,不是警察問題。警察只是執行者。就算體制內有階級派系之別,也無法拒絕執行命令。如此看來到底我們對警察的想像是否過於單一狹隘?而一直以來警察為國家機器一說又是否變相限制了我們的思維,甚至產生了錯誤的認知?

事實上,相反地,那往往不是政治問題,而是警察問題。以警察認受性作為切入點,有望還原它的本質。警察問題與我們如何應對生命中的重要價值息息相關,當中包括自由、權利、公道、仲裁,還有一些更富存在主義色彩的,例如我們是誰,又以怎樣的態度去成為那個我們想成為的誰。也許因為警察是迫切且無法抗拒的,而人生來便嚮往無拘無束,所以自然視他們為反自由、無意志的棋子。然而,跟很多其他事物一樣,警察的意義在於我們如何使用它。回歸經典,便會發現警察是一種生命形式(form of life;見註解1),依照人們的理解,對特定範圍的秩序作恆常的管理,而該權力是透過共識及傳統外放到一班人手中,並確立了我們現在理解的國體;相對地,反抗亦是一種多樣且廣泛的生命形式,同樣對一些事物作出主張;這些主張之所以要透過反抗去表達,正是因為與常態相左,對現行秩序及社會狀態有不一樣的追求,英語語境中「protest」一字,平常用法除了不同形式和激進程度的抗議之外,便有單純提出異議的意思。同樣有意識地主張某種秩序並努力實踐,反抗根本是警政,本質相近,迥異的是權力流動更迭。事關重大,及時放棄警察只是政體的一個功能性衍生品的想法,也擺脫權力與生俱來又不平衡的迷思,因應其包含及反映的生命維度,重新賦予中心的位置作深入思考,或許別有洞天。

國本為警

國家原本就是警察。在現代主權國家產生之前與之初,警察的雛型便已經以憲兵的形式存在。一般理解,十七世紀時歐洲開始出現執行現代警察職務的人員,而現代主權國家的明文邊界,便由警察幫助確立。因此諸如「警察應否為國家的一部分?」「他們應否只為國家服務?」「他們是否國家機器?」一律是犯了本體錯誤(ontologically flawed)的偽命題。我們 常以「蘋果與橙」形容同類但不能比較的事物。以上那些問題,則更像如詢問「樹與人」。視秩序為某階級的獨有產物,這看法也是明顯不足的,忽略了眾多生命形式。現代犯罪學行將百年,大抵是時候撇清一些奇怪又常見的問題──不論上至管治者,下至政客想誘導我們的思想往哪方向。

「回歸經典」是一個重要的主張,但可惜目前欠缺關注。警國同源,警察本質上就有國家元素,反之亦然。這本書以維根斯坦理論作基礎,兼具原創和古典特性,希望讀者能夠感受到回歸語源,邏輯簡練的靜樸。又,由於分析哲學的特質,這明顯是一個實踐上的(de facto)而非律例上(de jure)的理論。

現今我們所說的「police」,源自於法語,已經很少人去聯想起更久遠前的事了。好像華文中的「警察」,一說為源自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為「警戒」和「查察」兩詞彙濃縮簡寫而成。當時現代主權國家的概念在東方相對新穎,而「警戒」和「查察」明顯只形容得到警察工作之形,而未達至完全形容得到警察之實,尤其是當中浩蕩的國家本質。其後此詞彙廣泛被華夏文化圈採用,日常使用習慣導致語義不全。抽空意義,使用者無法自然生成那伴隨詞彙、橫越年代的歷史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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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無論在嚴謹的學術思考領域,還是普羅大眾,在如此情況下一樣很難產生毫無偏差的認知,更遑論正確與否。又因此,縱應用層面特定研判紛陳,上升至深邃的哲學層面上,華夏語區無法產生自成一學派並具回應生命意義本質的警察相關重要論述。以分析哲學用語,即只有事實複述二,而沒有具見解的主張。分析哲學觀點而言,語言使用即是語義。以華夏語區為例,母語使用者或使用當地素材者,均無可避免受影響,甚至無可挽救地出錯。

國家也根本是警察。警察或泛指的警政團體和活動,乃權力的具體表述。假如我們將警政項目移除,自然也不存在甚麼國家,或甚麼警政問題。泛指的警政活動(policing),其實借用 法語形容詞「policier」組成的「警政相關的活動」(policier activities)更為貼切,更近於詞源,也更合乎分析哲學原則。

國家的本質,是為國本,亦可類為國體的族群氣魄(ethos;見註解2)。套用法國哲學家Jacques Rancière的說法,所謂警治(l'ordre de police)活動大致就是日常秩序;而政治是在某 時某地秩序失衡才出現的。警察活動是一種「自然秩序」,「它處於的社會以功能劃分,以運用這些功能的地方劃分,以運用這些功能的群體憑藉他們的地方劃分。」三以他的觀點,國警活 動跟空間、秩序及功能性有關。維根斯坦有其中一個論點:「有人想自己在一次又一次勾勒那事物本質的輪廓,而他斷其量在勾勒我們透過它窺看本質的框架。」四這些源自Rancière的概念 在之後更詳細介紹的「正統遊戲」(見第二章)理論框架中,都能以一定符號代表。

Andrew Dale以「警察哲學」(「哲學」的意思偏向管理模式多於純理論思考)撰文,則持相反意見。「警察從來不是政治無邪的。視警察角色為去政治是天真,亦是代表故意忽略警察 歷史及本質。因為他們總代表共識,而不是社會一致的期望,警察在功能上無可避免是政治的。」(1994, p.21)我認為警治可以是去道德的,政治就是反抗。這當然不限於狹義的警察 與相關政府部門,而是一個廣義的社會行為學概念、個人精神狀態,以及地方人文面貌的一部分。

(下略)

注解:

1.「Forms of life」華語又有譯作「生活形式」。(Grayling 2016, p.119)「Life」可解作生活或生命,在語感上前者較側重日常,如香港《基本法》中的「生活方式」(way of
life),後者較側重深意,比較切合主題。「維根斯坦用『生活形式』所表達的意思是:語言的和非語言的行為、假定、實踐、傳統和天然愛好等方面的基本共識才是作為社會存在的人所 有的,因而也是在人們使用的語言中被預先假定的......因為存在於實踐之中的語言用法的所謂『基礎』就是語言編織成的生活形式,所以在維特根斯坦看來關於尋找體現於我們思想和談 話之中的概念的最終解釋或合理根據的問題很快就會走到盡頭──我們的語言用法的合理根據就是作為用法基礎的生活形式,事情就是這樣:更多的話既不必說也確實不能說。」(ibid,
p.199-200)

2.「Ethos」的翻譯可以是「精神特質」或「風氣」,根據字典為「The characteristicspirit of a culture, era, or community as manifested in its attitudes and aspirations」。我認為「氣魄」在如此用法的語境上是較為貼切及大致妥當的。

書籍介紹

《警國論》,蜂鳥出版

作者:林慎(作者:林慎(作家、旅歐犯罪學家,著有《警國論》。受訓於劍橋,穿梭英法中港作研究和專題演講。讀寫雖有礙,踏雪方留痕,沉思著書,也談生活文化萬象。目前正編寫小說《來國──海的邊界》(暫名)及《警國論II》。Facebook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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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本為警,警為本國。」──林慎

現代警察跟主權國家相輔共生,唯警察的認受性不是與生俱來的。當警察認受出現危機,社會秩序與文化文明如何維持?當「警察淪為國家機器」一說成為主流,我們到底正面對甚麼問題?

由古希臘到十七世紀的法國,再到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出現「警察」一詞,警察的角色至今理所當然地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中,惟其功能在歷史中不斷演化,未見止息,使人容易渾忘它的前世今生。

從社會學角度觀看,警察延伸自公權力,演繹合法武力,但武力的使用何謂恰當?何謂不當?若使用武力時欠缺正當原因,「沒有警察,何來治安?」一說還是否正確?警察人數及裝備提升、警權擴張,將為社會、人民帶來甚麼影響?從文化角度觀看,《無間道》到《毒戰》,警察亦經常出現在本土文化意象中,我們可以怎樣理解警察在虛構及現實中的意義?如何與他們的認受性扯上關係?

劍橋大學法律學院犯罪學家林慎以分析哲學的框架,建立正統遊戲,再從合法性、程序公義、分佈公義和表現四個層面切入,重塑警察正統論,放諸世界各地以至今日香港都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他帶領讀者對警政活動、公權力作深邃思考甚至主張,抵抗成為文化庸人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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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Alex
核稿編輯:Alv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