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國論》:城市是否可以沒警察?港產警察電影犯罪學研究

《警國論》:城市是否可以沒警察?港產警察電影犯罪學研究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這章節旨在綜觀現有文獻所得,討論香港犯罪及警察電影,當中集中簡述杜琪峯先生的一些作品,探討當中含意。

第七節 文化作為方法

「放低槍,你開槍就同其他人無分別!」
「我都係人,為甚麼我要有分別?」
──《神探》杜琪峯、韋家輝電影

香港文化是一個複雜的課題,文化土壤、人才供求、保育及未來發展一直受大眾關注。以金融經濟作為支柱產業的城市來說,重商輕文是一大特徵。有趣的是,縱然香港是否文化興盛向來難以回答(何謂香港文化?從各地借來的文化可否稱為本土文化?我們對文化的認知在殖民地背景下是否無可避免地有所定形?),偏偏警察在不同大眾文化媒體作品卻一直維持高產量。當中對警察的社會角色、正邪難題等都不乏深入淺出的描寫,這些世俗的演出(secular play)恰好是現實生活中或多或少需要的,亦正是認受性中道德判斷的重要一環。誠然,大眾媒體文化作為載體未必是最切合深入研究的工具,可是以覆蓋及對大眾的影響力來說,它們卻可能是本地最有力塑造有關警察文化意象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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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電影《神探》劇照

有關警察的文化媒體作品其實頗多。從警察博物館的展藏,到電視電影中的描述,甚至音樂(例如My Little Airport的單曲《今夜到干諾道中一起瞓》描述的社會運動經驗,或者LMF作品《惡世紀》中赤裸裸地寫道「穩定社會背後照舊血淋淋」),不一而足。值得探討的包括文化意象如何在現實中產生,又有何種意義,這些自會連結到一些媒體的理論。然而,更重要的是這些文化意象到底對我們的生活體驗以及對警察的想法具有怎樣的建構能力(甚至破壞或重建的能力)。這些問題都必須要讀者在大致理解事物後,作出內省才可得出,而經過整合的公共概念便會在之後的社會互動中發揮持續的影響力。另一邊廂,由多方努力建構,到達國際層面的香港警察文化意象,其整體觀感及對現實中的影響亦不能隨便忽略。

有關香港警察,乃至犯罪學與文化的關係是一個少人研究的課題。準確地說,以犯罪學中的警察研究作為切入點分析文化,再進一步探討警察認受性基礎,甚或回應更廣義的香港議題(如:何謂香港?何謂香港警察?)更是少之又少。因此,這章節旨在綜觀現有文獻所得,討論香港犯罪及警察電影,當中集中簡述杜琪峯先生的一些作品,探討當中含意。當然,香港文化本身不管形式還是內容都是多樣的,要作出綜觀也並不容易。不過,這裡的推論本身,饒富維根斯坦「意義即實踐」的哲學意味。必須動手從香港文化中提取意涵,方能真正了解何謂香港研究。

港法對照

如果將杜琪峯的電影跟國際上有名的電影對照,會得到相當有趣和有益的角度。譬如說,他電影中複雜的警察形象可以被視為具有曖昧、含糊、流動的特質。某程度上與康城影展上另一有名的警察電影極為不同,說的正是卡沙維治(Mathieu Kassovitz)憑片奪得最佳導演獎的法國電影《La Haine》(恨)(1995)。片中明顯的反警察立場及對邊緣人口的取態皆是直截了當的,與杜琪峯的電影截然不同。論者固然可以用香港殖民背景作參照,長期的去政治教育、流動人口心態,以及政府時多時少但一直存在的意識形態操縱(八十年代新浪潮電影,徐克的《第一類型危險》便是一例),都直接間接令電影多避免踩紅線。於是戲劇描寫很多以暗喻、諷刺的形式進行,由電影《表姐,妳好嘢!》,到其他表演形式如黃子華的棟篤笑《秋前算賬》等,不一而足。

由此可見,警察的形象會隨時代脈絡改變。這種改變有時是感性的情緒投射,與客觀指標如破案率等未必有直接關係。於是,我們可以發現,縱使La Haine上映超過二十年而期間法國的都市犯罪率一直未見太多改善;直到《查理週刊》事件一才迎來轉變的契機,就算警察在槍手前跪地求饒,一樣可以得到英雄式的支持。記者生動地記下這一幕:「人群突然分開,用手機拍視頻的男子問道:『出了什麼事?』然後,畫面顯示警察,有開車的,有步行的。塑膠墊肩讓他們的身形很像是科幻片中的英雄。然後,人群開始高呼:『謝謝!謝謝!』」(勞倫森2016)當然沒有人希望這些場面經常出現,然而在這些極端例子之外,同樣的法國社會依舊面對深層的矛盾和衝突。譬如在第三大城市馬賽,英國衛報便有很可能在廣泛地區適用的觀察:「可是現實是,這裡的很多人視──或只視──自己為馬塞人。的而且確,這個城市給了法國──依然掙扎著讓前殖民地移民融入和在新總統新方向下奮鬥的國家──可能是它在廿一世紀面 對的最重要的問題:它準備好讓『外人』進入嗎?」(Hoad 2017)

有趣的是,有一本題材相近的書籍是由法國人藍嘉諾(Arnaud Lanuque)撰寫的Police vs Syndicats du Crime: Les polars et films de triades dans le cinéma de Hong Kong(《警察 Vs. 犯罪組織:香港影院中的驚險與黑幫電影》)(2017),可能是法文市場中最詳盡的研究書籍,在推廣香港文化上的努力值得鼓勵。然而,儘管成書頗厚,而且作為一名外國人盡了最大努力理解香港,不少觀察卻難以令本地人全然認同,譬如電影中警察的分類、中國的影響等等。拿後者來談談,杜琪峯的《毒戰》便是最佳的反例,顯示香港電影工作者一直以來的出色能力和靈活多變,足以在瞬息萬變的海外市場生存,拍出叫好叫座、風格統一、言之有物的佳作,通過審查之餘更有心有力提出社會反思。類似的例子還有武俠片翹楚徐克以反清復明背景下禁武令為主題的《七劍》,跟「借唐代武則天來暗喻清末慈禧太后時期,就是欠了一個狄仁傑」的《狄仁傑之通天帝國》(紀陶2010);奇幻片代表中亦有拍本土情懷電影《打擂台》起家的郭子健,以抵抗天命為主線、極具勵志精神的《悟空傳》。片中孫悟空便有這句對白:「我來過,我戰鬥過,我不在乎結局。」顧及票房的同時,弦外之音,言猶在耳。有時談論香港電影前景時總瀰漫一種悲觀的情緒,令人莫名其妙。香港電影的未來或許跟現在的法國電影有點相似,語言非國際主流,觀眾群未必如荷里活或中國內地電影廣闊,可是有過輝煌的成就。法國大名如尚盧‧高達(Jean-Luc Godard)、《藍白紅三部曲》等等;香港則有李小龍、梁朝偉、王家衛揚威國際等等。兩地在可見的一段長時間仍然會保持地區、語言文化圈、甚至世界影響力。

或許因為並非從事有關專業或受過本地中西文化教育熏陶,作者明顯未能更好地將社會觀察和電影的關係延伸至更深邃及更具前瞻性的水平,無意中承繼了一種英式人類學傳統(諷刺地又在香港發生),對他者的客觀了解及主觀代入感受皆較為表面及粗疏。誠然,寫出法文區內少有介紹香港電影的作品已是難能可貴,他亦坦承:「對香港的印象透過電影獲得,而有時候它有點扭曲。」(Yeung 2017)建議有心閱讀的人士可以先掌握本地及國際學術著作,再以了解法國的觀察者如何看待香港文化為切入點閱讀,方可更有裨益和得著。順帶一提,曾獲香港

青年文學獎、筆名為紅眼的黃永亮寫了《香港警察變形記》短文(2017),則明顯受近年社會衝突的影響,觀點及篇幅有局限,不過一樣可堪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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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港產警察電影

香港有關警察的電影多不勝數。因為篇幅所限,將會集中於杜琪峯導演的電影。他的電影風格以凌厲剛陽見稱,曾三度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七度奪得電影評論學會最佳導演獎,以及曾擔任康城影展非競賽單元評審。銀河映像所拍的電影,尤其是與韋家輝的合作,都呈現出複雜且壯觀的警政世界觀。為了凸顯警察本身角色內一種永恆且無法調和的矛盾,有關警察的電影很多時同時討論黑社會,作為其正邪上對立面去鋪展劇情。City on Fire:Hong Kong Cinema(Stokes & Hoover 1999)一書便在同一章中兼論警察及流氓/反派,作綜合的概述。

光影中,警察的身份、角色、難題、矛盾被一一刻劃,甚至有時只為載體,去記錄一些想法及時代的印記。可以肯定的,是導演們對警察的描寫並非線性的黑白分明,如前文提及的City on Fire一書,便提到「不是所有警察都是好人,不是所有反派都是壞人」的觀點有時會受到批評,有些導演想表達的是更深入的、關於制度的失效、運作及濫權問題。(ibid, p.79)

每當討論到這一點,很多時候便會引來辯護:「那麼一個城市是否可以沒有警察呢?」(見註解1)然而我們在前幾章已經解釋過警察的功能一直在轉變,而它在人類歷史的出現也是新近的三數百年的事。當一個機構的優劣經常被偷換成存廢的問題,更顯示失語症有多嚴重。這與警察研究中有關貪污腐敗的討論同出一轍。「到底是爛蘋果(個人腐敗),還是爛果園(制度腐敗)?」(Punch 2010)

這一連串事情可以反映出,在特定的時間與地方,電影作為媒介會介紹某一些深層的警察議題,帶到一個國際關注及廣泛討論的高度,卻不一定會得到回饋,甚至在短時間內很容易被忘記。可是,法國的種族、城郊、階級之別多年來仍然牢不可破,問題不會因為一時的歡呼而改變,反而會透過電影作為載體,警醒一代接一代的人。以香港而言,對警察的期望更有可能因為香港作為低犯罪率城市而轉換,市民要求有所不同所致。尤其香港社會面對的主要武力威脅在過去二、三十年間隨時代不斷轉變,由《省港旗兵》(麥當雄 1984)到《奪命金》(杜琪峯 2011)便可約略見到這種改變。早有研究發現,在不少發達國家,警察的首要職責更多在於處理日常官方文書工作及行政雜務(Shane 2010)而非好像在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槍林彈雨(Marks 2003)。再加上新自由主義影響,好些警察成為了文書官僚,不少市民則用消費主義角度評論警隊表現,兩者皆與傳統定義及根本角色有很多偏差,蔚為新世紀奇觀。

(下略)

註解:

1. 上世紀六十年代,《時代週刊》刊登過一篇名為〈無警之城〉的報道:「上個星期,蒙特里爾人發現住在一個沒有警察和消防員的城市會是怎麼樣。這是一個昂貴的教訓:六間銀行被劫,多於一百間商店被搶掠,還發生了十二次火災。財物損毀接近三百萬美元,店面碎裂的玻璃至少需要四十架貨車的存貨才足夠更換。兩個人被射殺。這樣看來,蒙特里爾或許應慶幸逃過一劫。」(《時代週刊》 1969)

書籍介紹

《警國論》,蜂鳥出版

作者:林慎(作家、旅歐犯罪學家,著有《警國論》。受訓於劍橋,穿梭英法中港作研究和專題演講。讀寫雖有礙,踏雪方留痕,沉思著書,也談生活文化萬象。目前正編寫小說《來國──海的邊界》(暫名)及《警國論II》。Facebook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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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蜂鳥出版

「國本為警,警為本國。」──林慎

現代警察跟主權國家相輔共生,唯警察的認受性不是與生俱來的。當警察認受出現危機,社會秩序與文化文明如何維持?當「警察淪為國家機器」一說成為主流,我們到底正面對甚麼問題?

由古希臘到十七世紀的法國,再到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出現「警察」一詞,警察的角色至今理所當然地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中,惟其功能在歷史中不斷演化,未見止息,使人容易渾忘它的前世今生。

從社會學角度觀看,警察延伸自公權力,演繹合法武力,但武力的使用何謂恰當?何謂不當?若使用武力時欠缺正當原因,「沒有警察,何來治安?」一說還是否正確?警察人數及裝備提升、警權擴張,將為社會、人民帶來甚麼影響?從文化角度觀看,《無間道》到《毒戰》,警察亦經常出現在本土文化意象中,我們可以怎樣理解警察在虛構及現實中的意義?如何與他們的認受性扯上關係?

劍橋大學法律學院犯罪學家林慎以分析哲學的框架,建立正統遊戲,再從合法性、程序公義、分佈公義和表現四個層面切入,重塑警察正統論,放諸世界各地以至今日香港都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他帶領讀者對警政活動、公權力作深邃思考甚至主張,抵抗成為文化庸人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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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Alex
核稿編輯:Alv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