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續「性侵迷思」的報導方式,媒體對台灣#Metoo運動有什麼影響?

延續「性侵迷思」的報導方式,媒體對台灣#Metoo運動有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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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控的嫌疑人的反駁可以寫成一篇報導,嫌疑人配偶的片面之詞也可以是一則新聞,各種調查、證據都還不明瞭的情況下,反而助長了人們對性侵案件的刻板印象。

文:黃品學

幾週前,新北市衛生局女職員墜樓,又引起台灣社會對#Metoo案件的檢討。台灣未搭上#Metoo運動的浪潮,有許多人對於這件事情做出檢討,但卻都是對於社會結構面進行反思。媒體對於性暴力事件的報導,卻有可能影響社會對於受害人證詞的懷疑,並以獵奇心態捕捉事件。

今年七月初,台灣又爆發一起重大的性侵案件。7月3日一名名為林于仙的新北市衛生局女職員墜樓身亡,7月6日開始媒體出現大幅報導,甚至將此案件稱為「新北房思琪案」。據媒體報導,當事人在死亡數小時前,曾經在臉書發文痛訴自己遭到某長照機構的負責人廖姓男子性侵。而在死前,當事人就已經被廖姓男子的妻子告妨害家庭,也被廖本人告妨害名譽。至今有關的司法程序與調查還沒結束。

台灣媒體對性暴力案件常用的報導方式,是不是能幫助人們了解案情?台灣媒體延續性侵迷思的報導方式,又對於台灣#Metoo運動有什麼影響?

#Metoo與調查性報導

2017年從美國開始蓬勃興起,隨後在世界各地都有浪潮的#Metoo運動,為何台灣缺席其中?除了既有的結構、體制的因素外,台灣媒體呈現性侵案件的方式,大有問題。

美國的#Metoo運動蓬勃發展,得力於指標性的專業媒體(例如,《紐約時報》)對性暴力案件的詳盡調查與追蹤報導,受害者與加害者皆有名有姓,揭發長久以來存在的惡習,使得受害者(不成比例的為女性)的證詞變得可信。

如果我們回想台灣媒體在這一波全球的#Metoo風潮裡,直到最近的林于仙案,如何呈現性暴力案件,便會發現:台灣媒體無法幫助反性暴力的運動。

模棱兩可的追蹤報導

媒體對林于仙案的相關報導相當多,但缺乏有詳實例證的調查性報導,反而是各家媒體想要在網路上即時更新資訊、爭相「獨家報導」;每則新聞都很零碎、片面,彷彿有各方證詞,有「平衡報導」,卻很難說是要為當事人釐清真相。

舉例而言,光是7月6日,就有媒體以「執行長喊冤絕非性侵犯 妻護丈夫駁性侵疑雲」為題,採訪當事人所指控的廖姓男子自稱「也是受害者」,說當時與當事人發生關係是你情我願;也報導該男子的妻子呼籲大家「不要污衊他的人格」;也有報導引述該男妻子指控當事人在臉書的發文有違事實。同日又有媒體「爆出」網路上流傳的廖姓男子向當事人痛哭道歉的錄音檔;也有報導以「解碼新北衛局墜樓女職員手機 警︰戀情約2年 廖男稱女方老婆」為題,說明警方似乎握有兩人交往的證據。

這些報導,看似是要在事件發生不久後迅速追查事實、陳列各方說法,讓人們可以得知最新消息。但這種趕進度式的獨家追蹤報導,對於性暴力案件而言,與其說是釐清事實,不如說是用表面上看似豐富的資訊混淆視聽。

被指控的嫌疑人的反駁可以寫成一篇報導,嫌疑人配偶的片面之詞也可以是一則新聞,各種調查、證據都還不明瞭的情況下,反而助長了人們對性侵案件的刻板印象:出面指控性侵的當事人不一定那麼可信,常常只是雙方的互動認知差異、甚至女方往往其實是自情自願。

戲劇化的「腥聞」和妖魔化

「狼師」、「引狼入室」、「變態」,是媒體常見描述加害人的詞彙;戲劇化地報導性暴力場景,強調加害人如何用盡各種奇招來施暴,也是媒體常見手法。不只是國內的報導,國外性暴力報導也是如此。這類新聞以「腥羶色」的方式,讓性暴力案件變成某種奇聞錄,卻無法指摘結構性的性別不平等,甚至使人誤以為性暴力並不常發生、不容易發生,只是少數「心理變態」所為。

根據衛福部保護服務司的性侵害案件通報統計,從2008到2019年每年熟識性侵(遭到認識的人性侵)的案件平均約有72%,而 2019 年也佔了約七成。媒體所呈現的性暴力圖像顯然和現實有所落差,使得性暴力被限縮為是個別加害者(而非結構)的問題。

韓國N號房事件的發生在台灣引起很大迴響,但卻沒有引起大眾對台灣國內發生的大型網路性暴力事件的反省。因為媒體的呈現方式把性暴力投擲到遙遠的彼處,與我們平日「正常」、「安全」的生活無關,是特殊的,甚至是「國外的」。人們看到N號房事件,與其說是同理受害者,不如說是隔岸觀火,極少思考台灣可能有類似的情形。

妖魔化和戲劇化,特別會出現在媒體對同性間性暴力的報導。媒體報導同性間——尤其是男男——性暴力時,描述加害人如何有奇特的性癖或者不可告人的性病。並把受害者描繪為特別「無辜」、完全「受誘騙」。

性癖、性病的描述,把同性性侵加害者妖魔化。媒體濫用同志污名標籤,不負責任地變成對加害者的描述。要提及同性性侵的議題,不一定要透過污名化同志群體來達成,這反而無法使人們理解性侵害的發生情境,常常與不平等與權力宰制有關,而不是加害者個人的特殊性向、性癖、性病。

台灣的#Metoo,何時見報?

性侵害的議題具有結構性和情境性,而非媒體戲劇化與妖魔化後的個人行為;一些著名的性侵案件,也在媒體模稜兩可、求新鮮求獨家的「追蹤報導」中,受害者的證詞變得不具可信,性侵是少數者獵奇行為的迷思也在一片混亂的「事實」當中維繫不改。

台灣為何沒有#Metoo?在眾多原因之中,我們不能不忽略媒體的角色。我們應該思考:媒體如何選擇性暴力案件?媒體如何描述、報導了誰的證詞?媒體對不同身份當事人的報導有何差異?除了看見社會上層出不窮的性暴力情況,我們也期許,#Metoo在台灣不只要「登島」,還要「見報」。




引領台灣2030科技轉型兼容「創新、包容、永續」三大願景,新科國科會主委吳政忠:我們從被動解題到主動出題!

引領台灣2030科技轉型兼容「創新、包容、永續」三大願景,新科國科會主委吳政忠:我們從被動解題到主動出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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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近期國內政府組織的重要大事之一,就是科技部改制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這個過去主掌國家科技發展預算及科研方向的部會,為何要在這個時刻重新調整組織體質?以及國科會聚焦科技賦能「創新、包容、永續」議題,有哪些不同於以往科技部的實際作為?我們專訪國科會首任主任委員吳政忠了解背後脈絡,讓民眾更理解國科會的任務,透過科技轉型同時帶動社會、經濟、産業、環境等面向的嶄新出路。

科技部為何要改制為國科會?關鍵的決策考量之一,就是因為在科技管理過程,國家整體預算的限制,領導人必須找到最值得投資發展的科技方向。也是在此脈絡下,吳政忠提到他在2017、18年時候,他擔任政委與林萬億政委、唐鳳政委,共同邀集多個國內政策智庫、領域專家,並廣泛接觸社會各領域不同世代、拜訪國際專家,採取多軌意見徵集及討論交流機制,共同集思廣益之後,擘劃出「台灣2030願景」藍圖。

這項跨智庫的研究勾勒出台灣未來將面臨的具體挑戰,像是人口高齡化及少子化、資源循環利用、工作樣態劇變、地緣政治…等明確方向。針對相關趨勢,經過多次討論檢視,提出2030「創新、包容、永續」的願景。不過這些議題跟科技有關面向,交給過往的科技部執掌就好,為何需要國科會扮演統籌角色?

吳政忠解釋,在他心中,國家的科技政策,不只是科技本身,而是與社會、經濟、産業、環境等面向環環相扣。如果是過去的科技部角色,很難與其他部會落實橫向的有效串接,因此在這個國科會成立的時間點,不僅能有效配置政府的科技預算,同時還要整合其他跨部會成員,讓各自部會原本執行的任務能加以妥善融合,更有效率達成未來2030年的「創新、包容、永續」的願景。

另一方面,吳政忠也提到,當這幾年疫情肆虐全球,口罩國家隊、晶片半導體,讓台灣躍升為舉世矚目對象。我們該如何從立基於ICT產業代工、OEM的基礎,運用新科技輔導台灣蛻變為兼具創新、包容、永續的數位島嶼、智慧國家?透過本次專訪,深入洞察國科會在管理相關科技產業發展,會扮演哪些要角及達成哪些任務。

以科技為體、跨部整合為用,從代工心態蛻變創新思維

過去的成功方程式,可能成為日後成長的阻礙。針對2030年願景的「創新面」,吳政忠提到,過去台灣善於等待歐美品牌開規格,再透過技術、人才實力在代工階段取得立足之地。現在,台灣更應該走出一條自己的創新之路,因為過去OEM模式下的人才培育,造就我們只練習解題,但不會出題目,於是商業競爭只能搶到次要商機。

台灣要創新,就必須有系統化改革,例如過去我們都避免犯錯,這與創新是格格不入的,而政府組織如果只仰賴單一部會,缺乏整合是無法用國家層級進行科技轉型。吳政忠說道,「國科會的成立,就是扮演協商跨部會的關鍵角色,從上游研究、中游法人單位、到下游業界應用,跨產學研一棒接一幫串起來,引領創新之際也能做到科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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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主委吳政忠分享,國科會的主要任務就是做跨部會、上下游整合的工作。

要讓政策、計畫、再到管考,形成一個完善的Closed Loop(閉環),吳政忠以低軌衛星產業為例,他說,「幾年前聽聞SpaceX部署星鏈計畫,我們的太空中心從沒做過通訊衛星,我問如從零發展台灣自身低軌衛星要多久?答案是一、二十年!」

弔詭的是,這些衛星使用的關鍵零組件及晶片,就是由台灣生產。換言之,台灣擁有研發先進晶片的技術,更要從應用端創新找市場藍海。當時吳政忠擔任統合要角,集結太空中心、經濟部、工研院等單位,並且邀請民間企業加入,讓公私的資源整合得以敏捷組隊、快速試錯。

當時的遠見與行動,造就我們的「低軌衛星國家隊」成功打進國際供應鏈,更有望在2025年至2026年實現發射2顆自製的低軌通訊衛星。

走進尋常找問題、想答案,包容式普惠科技向大眾外溢

要想題目,政府組織可以從哪些地方找問題?吳政忠表示,「部會必須要跟地方、跟民眾多接觸,不要躲在辦公室裡面找題目;題目在哪裡?題目就在我們日常的生活,尤其價值最高的産品是越靠近身體,要知道人的需求在哪裡,『食醫住行育樂』處處是題目。」

吳政忠口中的食「醫」住行,「精準健康產業」正可以呼應2030願景的「包容」面向。讓醫療結合ICT科技優勢形成台灣未來百年大業。這兩大產業匯集的精準健康,不僅符合好題目的需求,讓普惠科技逐漸外溢到一般群眾甚至弱勢群體,減少城鄉醫療資源落差,用科技促成社會包容目標。

精準健康除了橫跨預防、治療診斷、照護等,同時基因、生理病徵大數據,這些資料運用怎麼合法合規,就不只涉及醫療院所、資通訊業者的責任,政府更需要擔負起守門人的職責。吳政忠不諱言,「幾十萬、百萬健康個資,如何避免資安竊取、妥善運用,這是國安問題,必須從管制角度完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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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主委吳政忠解釋改制後的國科會主委由政務委員兼任,可提升跨部門溝通效率。

至於該怎麼做?吳政忠解釋,改制後的國科會主委是由行政院的政務委員兼任,這項制度的設計,讓政委有權協調各部門,商請各部會首長乃至行政體系官員,更有效率進行跨部會討論複雜議題。

以精準健康為例,相關利益關係者涉及民眾、醫院、醫材商、資通訊廠商、以及主管機關衛福部。針對想推展的創新應用,可透過「沙盒」模式驗證,以「並聯」多方協作商討模式,打破過去單點「串聯」溝通,進一步針對法規缺漏之處快速補強,又不拖累應用落地進度。

民眾有感的永續科技,培養跨界視野的科學人才

至於科技政策如何讓民眾有感,同時又實現永續目標?吳政忠坦言,科技效益要讓大眾從日常生活體察到,難度非常高,目前國科會的著力點有兩大方向。其一是基於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建構民生公共物聯網,打造中央與地方縣市交流平台,針對水、空、地、災議題,找出可行的科技解決方案。

吳政忠提到,以前嘉南一帶需要人力查看灌溉水道和閘門,這類職務被稱為「掌水工」,隨著農業鄉鎮掌水工高齡化,以及環境變遷造成氣候的不穩定,政府協助導入智慧流量監測、電動水閘門科技,幫助掌水工熟悉科技使用,減輕勞務工作的負擔,增進工作的效率,同時也能有效運用水資源達到環境永續。

國科會推動科技永續的第二個面向,則透過各種科普推廣計畫,吸引更多新世代人才投入科研。吳政忠指出,2019年開始舉辦Kiss Science—科學開門,青春不悶活動,把103個科研場域向外開放,並舉辦多達360場活動,鼓勵莘莘學子用趣味方式愛上科技、研讀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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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國科會
國科會Kiss Science活動。

不過吳政忠認為,「所謂科學,不應只侷限理工也包含人文社會,讀人文社會也要懂科技」。學者出身的他,過去主要研究領域擅長於應用力學,搭上近期台灣地震不斷,瞬間化身教書的吳教授,展現他豐富的跨領域學養,親切談著地震波當中縱波(P波)、橫波(S波)的差異,他提到,科學在生活中的用處,就是當了解其中的原理,就能在災害發生當下比別人多一份淡定。

當科技定義的邊界越來越模糊,科技不止是國科會的科技,科技應該是與社會、經濟、産業、環境等共同介接。未來國科會在創新、包容、永續還有哪些新施政?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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