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導演:台灣人的正義感是一種膝反射,缺乏共同體的想像

專訪《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導演:台灣人的正義感是一種膝反射,缺乏共同體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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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李家驊從拍攝紀錄片《起點》到《我的兒子是死刑犯》於院線上映,為什麼他這麼執意地掌持攝影機,步步逼近這個龐雜又艱難的提問:「人難道能殺對人嗎?」

文:黃令華

2020年愚人節這天,死刑犯翁仁賢伏法。新聞標題說,他的哥哥並不想領回遺體,也早已不把他當家人。這次的死刑執行約半年前,《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在金馬影展首映。彼時,A還在監獄中服刑、陳昱安獄中自戕、鄭捷已在台北看守所槍決。

得知要與導演李家驊進行訪談後,我懷著巨大期待,蜷在床頭用線上平台看了這部紀錄片。紀錄片平實,娓娓說故事,針對死刑存廢的制度問題與社會結構沒有太多著墨,背負巨大壓力的死刑犯家屬在鏡頭前穿梭巷弄,鄭捷的父母在新聞畫面裡跪著,情緒時而排山倒海撲來,敘事節制,時而乾燥的安插幾個獄外的空景。

隱約感受著銀幕裡外,導演面對著死刑犯及其家屬,他們面對著死亡,而這些關係中的夾層,被某些沉默的時刻維持著平衡,導演沉默、家屬沉默、死刑犯沉默。司法人員立於清明之處,細細說著案件細節,他們邏輯清晰且有效地告訴你事情的經過,事實的判定和事發的可能性。但看完片後,我困惑著,這樣能多了解死刑存廢的爭論嗎?

逼近死刑的導演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導演?

在紀錄片中缺席、隱身,卻如此決意在自己創作的生命軌跡中,不停追索關於死刑這個困頓的議題。從拍攝紀錄片《起點》到《我的兒子是死刑犯》於院線上映,為什麼他這麼執意地掌持攝影機,步步逼近這個龐雜又艱難的提問:「人難道能殺對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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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關鍵評論網 / 王祖鵬拍攝
《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導演李家驊

說到故事的起頭,導演總開玩笑地說,這故事說過太多遍啦,而且很長。

那年在南藝大還在讀音像所,時任教授的蔡崇隆導演看了他的作品,覺得這個人或許堪用,可以自己出機拍片,便把《島國殺人紀事3》的工作部分交給他,更甚至開了書單要他思考死刑,將《殺戮的艱難》這本書影像化的構想便開始悶孵,導演也走上關注司法議題這條不歸路。

「娟芬的文字太迷人,我想要拍才發現自己拍不出來,但政權輪替,每當社會面對重大轉折的時候,就會有一個人被槍決掉。你知道廢死寫在民進黨的黨綱嗎?一直到現在都還是,但蔡英文政府時期還不是執行了死刑,我一直覺得是時候好好談死刑這件事情了。」

阿嬤的米粉湯

但再說到故事起頭的起頭,導演又開玩笑地說,他以前是個不太思考的人,當年從政大歷史拚命轉到廣告系後,才發現廣告也不是自己的本命。

「說到菸,我會想到與家人有關的不好記憶,這讓我很討厭菸,我連沒有拆封的菸都很討厭。但老師說,如果給我一千萬,我拍不拍菸的廣告,我就說不要。我才意識到廣告是這樣,那並不是一個跟創作有什麼關係的東西,但那時候我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大三的時候,政大創意實驗室的陳文玲帶了楊力州到政大,李家驊說:「那是我第一次看紀錄片,我才知道原來電影可以這樣拍,哇好好看哦。我就跟文玲說,我要考南藝大音像所,文玲因為擔心我考不上,一度很遲疑要不要幫我寫推薦函,還好文玲最後還是大力幫忙。雖然我過去的作品只是拍我阿嬤賣米粉湯,但好險筆試是當時我在行的,靠著努力和大家的幫忙,最終還是考上了。」

賣米粉湯的阿嬤,是他靠著大學打工賺的錢買了第一台攝影機,拍的第一部人物紀錄片。「那時候第一次拍當然很興奮,拿著攝影機一直亂zoom in、zoom out的,上張照堂的課時要放作品,我還記得我是第五部作品,超丟臉,同學們的作品都超強,我拍什麼米粉湯。」學生時期每天到米粉湯幫忙工作的記憶,關於菸的記憶,點跟點連成線,慢慢地讓李家驊不停地拍,拍紀錄片到了今天。

「後來很幸運,研究所拍攝關於個人生命史的作品《25歲,國小二年級》拿了獎,就開始有紀錄片可以繼續拍。也在老師的慫恿下跑去念博士,雖然博士論文口考那天被電爆的問題跟畫面都還記得超清楚、超痛苦,但還好這一切可以讓我繼續拍片就好。」

說著這段心路歷程,導演笑得太開太開,眼睛周圍瞇出好幾條魚尾,笑容含著八顆整齊的白牙,你會被他感染,被他若有似無的自嘲融化,跟著突然相信他真是個幸運的人,一路懵懵懂懂卻也成了今日帶著一班班學生投入紀錄片拍攝的教授,一直靦腆怕羞,卻還是走近司法制度裡最難解的一個黑暗角落,拿著攝影機決心直球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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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關鍵評論網 / 王祖鵬拍攝

死刑執行之後,台灣什麼也沒得到

「我後來跟我的夥伴說這次我們要直球對決了。關注司法議題這麼久,我一直都不敢太直接。我一直都覺得台灣社會還沒有準備好直面這麼敏感的議題,或是進電影院看一部跟你論理的紀錄片。所以我要講故事,告訴你死刑的過程就是這樣。A犯了錯被判刑,蘇建和出來告訴你被判死刑的感覺是如何,接著你會在獄中面對到錢跟家人探望的問題,陳昱安後來自殺了,國家也槍決了鄭捷。所以最後我想問的就是死刑執行完台灣到底得到什麼。我有答案啊,就是沒什麼。就是執行沒有辦法帶給我們任何東西啊。」

對導演來說,討論死刑的想法已經在他心裡醞釀了很多年,若要與社會對話,你並不是要告訴已經支持廢死的人更了解這其中的糾結,如果可以讓支持死刑的人在映後告訴你,「我還是支持死刑,但我看了你的片之後,我覺得我看到了另一個觀點,願意多想一下,甚至去買《殺戮的艱難》。」影片便攜帶它自己的生命開始與不同的觀眾相遇,場場放映場場滿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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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佳映娛樂提供
《我的兒子是死刑犯》電影劇照

「印象很深刻的是,在『濕地』放片的那次來了十個高中生,他們看完片問了無罪推定還有一些案情細節,我在想,天啊我二十年前在他們這個年紀根本什麼都不知道。我對台灣還是感到相對樂觀,我的學生們也想不開要繼續拍相關議題。」

台灣人的正義感過剩

「其實我覺得台灣人的正義感是一種膝反射的結構,我們都覺得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人一犯錯我們就覺得他們去死就好,都沒有想過人為什麼會犯錯,就是因為沒有人可以幫助他。」

死刑的討論在台灣社會早已不是新話題,劇集《我們與惡的距離》播畢網路熱議,然而每當隨機殺人等社會事件再次發生,網路上一則則仇恨言論便會再度掀起熱浪。有些人就是該死,有些罪便是要以一命相抵,這些往復從沒有消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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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公視提供

「台灣媒體是討論了很多,但根本都在亂講。那些名嘴在節目上說,鄭捷在被槍決前超害怕他都腿軟,問他怎麼知道,他說聽人家講的。誰告訴他的,他說不知道。我想說媽的,這樣也可以講。所以這部片很簡單,我就想找跟死刑有關的人,第一線的人,各種角度接觸過的。你知道篇幅有限,你希望觀眾把故事聽完,那表述能力就很重要。很多人問我為什麼絕大部分是律師在講話,因為他們才能表達清楚,而且我在素材中看見他們是有人味的律師。他們不是來接案子,而更是把這些人當人,比起我們這些拍片的,他們才是付出更多、身體力行的人。」

但面對死刑,台灣人為什麼有這麼強烈但用錯地方的正義感?李家驊導演說,他認為這是因為「台灣缺乏共同體的想像」。

在這個媒體下嗜血標題的時代,大家急於吞食那些聳動的標籤、誇張的故事。死刑故事放在劇情片的架構裡,彷彿我們都可以同理,如果拉他一把事情就不會發生,但在紀錄片的脈絡裡,我們好像都決定無法原諒、無法再更深入地去思考與辯證,也難以覺察這個社會的一體性,無法理解為什麼這個人犯下的大錯跟我有關。

「我不認為這是死刑犯他一個人的責任,就算他的責任佔九成,家屬跟社會都有一部份的責任。那我們是不是社會裡的一分子?我記得我曾聽過羅秉成委員,他是一個司法相關的政委說道,『誰殺人,你們都覺得你們沒有份。我覺得算我一份。』我聽到的時候很震驚,台灣人都不相信自己是這個社會的一分子,不相信自己跟這個社會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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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佳映娛樂提供
《我的兒子是死刑犯》電影劇照

我們都到過失控邊緣

「拍攝的過程中對我來說是最好玩的,在沒有剪進去的鏡頭裡,我都跟黃致豪律師說我要鄉民上身了,然後開始跟他辯論。我的好友李惠仁導演就是這麼拍紀錄片的,我想過要拍一部李惠仁式的紀錄片,一直聊死刑,說給你聽。但後來我發現這不適合,李惠仁在影片裡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清楚,他問問題甚至有時候滿咄咄逼人。但我不是。」

談到那一次次拍攝的訪談過程,還有一場場與律師的辯論。對李家驊來說,那個驅動他拍攝《我的兒子是死刑犯》的動機一直都清楚不過,他懷著許多困惑和震盪,不停發問,試圖釐清。然而過程是過程,完成一件作品卻又是另一件事情。導演自嘲自己影像化一部論述作品的能力不足,總將功勞歸給勞苦功高的剪接師黃懿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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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佳映娛樂提供
《我的兒子是死刑犯》電影劇照

「我的剪接師告訴我,讓我們回到人的狀態。要看人的狀態,我們不能停留在論述。就像說到蘇建和,他就是一個害羞的宅男啊,跟我一樣。這種人怎麼可能殺人,我不相信耶。如果不談冤案,那我們就直接去看已經確定死刑的犯人,看我們能不能一樣看見人的狀態。」

紀錄鏡頭中沒有涵蓋人的處境,大量的訪談構築出構圖上的困境。影像偏弱,導演承認他認為影片還沒完成,永遠不夠。除了在剪輯的敘事上試圖貼近,試圖將論述去蕪存菁塑成一個可以敲動不同立場的故事,導演在心境上最大的收穫仍是體察人的狀態,重新思考「怎麼把人當人」。

「我們都到過失控的邊緣。你有沒有那種經驗是,騎車的時候一台車在你面前插過來,超想把他幹掉的衝動。我們不是比較優秀,我們就是幸運一點,在快要失控的時候找到多一點的方法可以把自己拉回來。我們都是人,都會犯錯。」

人永遠在作品前面

談到三位死刑犯的家屬,導演欲言又止,這些仍在生活中面對死刑壓制的人,仍試著面對,無論是拍攝前到放映後,面對人一直是最複雜且困難的事。回憶起南藝大音像所的那段日子,紀錄片倫理之於李家驊導演,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塊。

「南藝的訓練給我一個很重要的態度,那就是『人永遠在作品前面』。不管我們是不是具體拍攝一個人,那還是指涉著一個很明確的族群,其中一定會有剝削的問題。如果要傷害一個人,才能讓作品更好,我寧願讓作品不好。」

「很多時候我都不知道該做什麼反應,現在關於這部片的訪談陸陸續續出來,我都不太敢傳給家屬看。我不希望讓他們覺得,我正在為這部片高興,因為這一切都是建立在悲劇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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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關鍵評論網 / 王祖鵬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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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祖鵬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