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假設有「神」的存在：漫談歐洲浪漫文學中的「世俗理性」

文：蓮子水共同體

因為科舉制度的關係，唐宋的中國知識份子，在為文時，多有一定程度的「淑世精神」，所以，並沒有「世俗理性」或「世俗哲學」的概念。所謂的「世俗哲學」（Worldly Philosophy) 是相對于「基督宗教」的「經院哲學」所衍生而出的概念。

歐洲文化中的世俗理性主要源於希臘，但是直到中世紀晚期，知識的研究主要局限在修道院中，著重在神學探討，並且受到教會嚴格的控制。要到文藝復興時期之後，著重實驗和觀察的自然哲學才慢慢獨立出來，人們開始相信自然世界是可以種種「定律」解讀的，而這些定律不必假設有神的存在。

這種「自然理性」不僅擴散到現代科學領域，其實也可以在文學中讀見，而且，很奇妙的是，造就了歐洲的浪漫文學，只是不同國家中的浪漫文學有不同的反抗對象。在德意志，新一代的年輕詩人開始反抗他們所受到的嚴格教育和社會傳統，從而尋求自己的情感表現。費希特則為這樣的創造性活動下了生動的註解：「我相信，不是因為我必須，而是因為我願意。」

在法國，法國大革命激發的強烈情感，啟動了法國的浪漫主義，讓法國文學開始充滿了個人失望與憂鬱的「世紀病」（Mal du siècle），與貴族和平民間無所不在的社會對立。

在英國，作家們所反對的，則主要是資本主義城市文明的發展。自1733年，約翰凱伊（John Kay）取得飛梭專利，大幅提高編織工人的速度後，絲線的需求量也不斷增加，各種新的技術不斷推陳出新，各種省時省力的機械陸續登場，服裝製作也從手工業轉到工廠與機械的天下。

值得在此一提的是，取得水力紡紗機專利的阿克萊特，他於西元1792年死去時，財產價值50萬英鎊，相較之下，珍奧斯丁《傲慢與偏見》中，達西先生每年一萬英鎊收入，賓利先生每年五千英鎊的收入，實在是小巫見大巫。

下面這段影片顯示達西先生的房子——其實很讓小康家庭出身的女主角大開眼界。

不過，後來有一些證據顯示，阿克萊特其實並非發明者，但發明人Thomas Highs付不起第一筆專利費用，阿克萊特才有機會因水力紡紗機致富。

可以想像的是，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人們競相創新，期望獲得財富，然而工廠對農民的傷害也是不容忽視的。許多農民因此失去土地與失業，大量遷移到城市，成為工廠裡的勞工，甚至在大城市裡淪為社會底層。資本家和工人的對立漸漸成形。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觀賞下面這段影片，朗誦英國浪漫詩歌先行者也是老倫敦人的William Blake的 London，感受一下詩人面對這種社會變化的心情。

浪漫主義在英國開始因為這種「不願意」、「不甘心」而啟動，這些選擇「遁逃」或 「叛逆」的漫遊者，在語言中探索各種意識，試圖尋找遠離現實的神秘自我。雪萊所說「詩人是這世上未曾得到承認的立法者」代表的正是這種精神。

然而，在此同時，關心政府運作的「世俗哲學」也開始從法國開始發展。

十八世紀末期以前，多數歐洲國家遵循的經濟原則，多屬重商主義，政府一方面以國家為單位，尋求貿易順差，限制他國可以獲得的金錢，以增加本國財富，一方面也創造出獨家與經銷權利，有效地從國內的貿易活動獲取利益。

這讓在格拉斯哥的亞當史密斯開始想要了解，到底這個世界的貿易活動是如何運作的，而在此之前，他已寫出倫理學著作「道德情操論」，他掙扎地自問：「如果人真是自私的，為什麼鄉村小鎮不像霍布斯的利維坦所描述的「孤單、貧窮、敗德」呢？」

受到自然哲學的影響，他不想假設「神」的存在，所以另外創造出一個「公證人」的概念。但也因為自然哲學的影響，他注重觀察，所以流連於政商俱樂部，試圖找出其中運作的機制。

Photo Credit:Ian Crowther@flickr CC BY-NC 2.0

不過，他很快就明白，自己需要到國外看看，觀察不同國家的運作。在法國，他聽見「重農主義」的論點。他們主張，財富來自生產，而且只有農業才能生產財富。亞當史密斯雖不接受只有「農業」才有「生產性」的論點，但也認為「重農主義」的思想算是政治經濟史上最接近事實的理論。他認真聆聽他們關於自由貿易與「laissez-faire」（不受政府干預的商業）的想法，最後寫下著名的《國富論》。

在《國富論》中，亞當史密斯雖然稱頌商人的崛起，卻也充滿對商人的批評。不過，他和他的門生確實相信自由貿易與勞動分工其實有助於普羅大眾的生活改善，也有助階級流動。相對的，在一個中央掌控的系統中，政治力量決定了經濟地位，只有王公貴族和其親友才可能致富。

至此階段，世俗理性發展出一門獨立的社會學科，亞當史密斯也成為經濟學之父。另外，浪漫和理性也持續交手，激發出更多的科技創新。

在英國浪漫詩人中知名度最高的拜倫，有一位努力折衷浪漫與理性的女兒，用不凡的眼光，為「會分析的機器」寫下許多註腳，被公認是計算機史上的第一則演算法。美國國防部也因此將軍事系統的標準程式語言以她的名字Ada命名。

如何在科技的變動中，尋求經濟生活的自由，或許也將是當代世俗哲學家必須思考的問題。

本文經《方格子》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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