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的想像》:社會科學應當針對的是「人的多樣性」

《社會學的想像》:社會科學應當針對的是「人的多樣性」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秩序和失序都是因觀點而相異:要井然有序地理解人和社會,需要一套觀點,簡單到易於理解,但又包羅萬象、得納入人的多樣性的廣度和深度。為取得這種觀點所做的努力,是社會科學的最初、也是持續不斷的奮戰。

文:米爾斯(C. Wright Mills)

人的多樣性

在以相當長的篇幅批評社會科學數種趨勢後,現在我想回到比較正面——甚至是行動綱領——的觀念:社會科學的展望。社會科學或許一團混亂,但混亂該被利用而非哀嘆。社會科學或許生病了,但對這個事實的認知可以、也應當視為一種病識感,甚至可能是康復的徵兆。

社會科學應當針對的是人的多樣性(the human variety),那構成了所有人過去、現在和未來所生活的社會世界。這些世界包含就我們所知千年來沒什麼改變的原始社會,也有可以說是一夕之間變成暴力分子的強權國家。拜占庭和歐洲,古中國和古羅馬,洛杉磯市和古祕魯帝國——人已知的所有世界現在都盡入眼底,讓我們詳加檢視。

在這些世界裡,有原野聚落,有利益團體,有青少年幫派,有納瓦荷(Navajo)的石油工人;有足以摧毀方圓百哩大都會區的空軍;有埋伏在街角的警察;有親友的交際圈和在室內群集的民眾;有犯罪集團;有一夜湧入世界各大城市十字路口和廣場的群眾;有霍皮族(Hopi)的孩童、阿拉伯的奴隸販子、德國的政黨、波蘭的階級、孟諾(Mennonite)教派、西藏的狂人和世界各地無遠弗屆的廣播網。種族和族群團體在電影院混在一起也相互隔離;婚姻有美滿的,也有深惡痛絕的;在幾乎橫跨整座大陸的國家,工商業界、中央與地方政府有上千種分工精細的職業。天天都有數百萬微小的交易,處處都有多到數不清的「小團體」。

人的多樣性也包含人類個體的多樣性;社會學的想像也必須領會、理解這些。在社會學的想像中,一個一八五○年的印度婆羅門和一名伊利諾州的拓荒農人並肩而立;一位十八世紀的英國紳士和一個澳洲原住民站在一起,旁邊還有一個百年前的中國農民、一位當今玻利維亞的政客、一名法國封建騎士、一個參加一九一四年絕食抗議的英國婦女參政權運動人士、一位剛嶄露頭角的好萊塢明星、一位古羅馬貴族。要寫「人」,就不能不寫到所有這些男男女女——有歌德(J. W. von Goethe),也有鄰家女孩。

社會科學家力求井然有序地理解人的多樣性,但考慮到這種多樣性的廣度和深度,可能會有人質問:這真的可能嗎?社會科學的雜亂不就是不可避免地反映了社會科學家研究對象的混亂?我的回答是:這種多樣性若僅列出其中一小部分,看來確實凌亂不堪,但整體而言並不會如此,甚至不會像大專院校提供的學習課程看來那麼亂;秩序和失序都是因觀點而相異:要井然有序地理解人和社會,需要一套觀點,簡單到易於理解,但又包羅萬象、得納入人的多樣性的廣度和深度。為取得這種觀點所做的努力,是社會科學的最初、也是持續不斷的奮戰。

當然,任何觀點都取決於一連串的問題,而社會科學的總體問題(我在第一章提出過),只要牢記社會科學的概念方向,便不難理解總體問題也就是將社會科學視為研究傳記(個人生命史)、歷史,以及兩者於社會結構交會時所產生的問題。要研究這些問題,要了解人的多樣性,我們的工作需要與歷史現實的層次——以及這種現實對個別男女的意義——密切相關。

我們的目標是界定這個現實,辨識這些意義;古典社會科學的問題正是以根據它們來建構,進而面對問題所包含的議題和煩惱。那需要通盤、比較性的理解史上曾經出現、目前確實存在的社會。那需要依據較大規模的歷史結構來挑選與研究較小規模的情境,但需要我們避免武斷地劃分學院科系;應該根據主題,尤其是根據問題,多方面地專門化我們的研究;需要正確地將人視為歷史行動者來研究,並援用研究中的觀點、觀念、資料和方法。

從古到今,社會科學家在政治及經濟制度上花了最多心力,不過軍事、親屬、宗教和教育制度也有不少研究。這是依據制度平常執行的客觀功能來分類,這樣的分類看來過於簡單到容易誤導,但仍有其方便之處。如果我們理解這些制度秩序彼此間的相關性,就能理解社會結構。因為最常使用的「社會結構」概念正是——把各種依功能分類的制度組合起來的成品。就這樣,它成了社會科學家處理包容性最廣的研究單位。

因此,社會科學家最大的目標就是理解社會結構的每種類型,包括其個別及整體。「社會結構」一詞本身就有多種定義,其他詞彙也可用來代表這個觀念,但如果我們記得情境和結構的區別,以及制度的觀念,那麼我們在預見社會結構的觀念時,就不會認不出來了。

在我們這個時代,社會結構通常組織在政治國家之下。從權力,以及其他許多有趣的觀點來看,涵蓋最廣的社會結構單位是民族國家(nation-state)。民族國家是主導當今世界史的形式,因此也是人人生活中的主要事實。民族國家以不同程度及方式,拆解和組織了世界的「文明」和大陸。它擴張的範圍和發展的階段是理解現代史的重要線索。在民族國家中,政治、軍事、文化和經濟等決策及權力的工具都被組織起來;主宰多數民眾公私領域生活的制度和特殊情境,現在統統被組織成某個民族國家。

當然,社會科學家不一定只會研究國家的社會結構。重點是他們最常覺得需要在民族國家的框架內闡述大大小小問題。其他「單位」則最容易理解為「前國家」(pre-national)或「後國家」(postnational)。因為國家單位當然可能「屬於」某種「文明」,這通常代表他們的宗教制度是所謂「世界宗教」。這樣的「文明」事實,加上其他許多事實,或許指引我們比較當今民族國家多樣性的方式。但一如湯恩比等作家,「文明」在我看來太龐雜、太不精確,不適合做為社會科學的基本單位或「可理解的研究領域」。

在選擇國家的社會結構做為我們通用的研究單位時,我們採用了一種適當的一般化層次:這個層次讓我們免於廢棄問題,又能納入當今人類行為的諸多細節和煩惱所涉及的結構力量。另外,選擇國家的社會結構讓我們最容易挑選大眾關注的重大議題,因為此時此刻,有效的權力工具正是在全球民族國家之內與之間被嚴密地組織起來,因而還有相當多的歷史事件發生,不管結果是好是壞。

當然,確實不是所有民族國家都具有同等創造歷史的權力。有些國家太小、太依賴他國,以至於國內發生的事情只能透過研究強權國家來理解。但在我們單位分類——國家——的實用性,以及必要的比較研究中,這只是問題之一。所有民族國家會互相影響,且其中一些國家源於相似的傳統背景,這固然是事實,但我們可選作社會研究的單位都是如此(只要有相當規模)。況且,尤其自一次大戰以來,每個民族國家都愈來愈自給自足了。

多數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認為,顯然只有民族國家能做為他們的首要單位;就連著眼「國際經濟」和「國際關係」時,也必定以各種特定民族國家的條件進行研究。人類學家的境況和慣例是研究社會或「文化」的「整體」,而只要研究的是現代社會,他們自然而然將國家視為整體來理解。但是未能牢牢掌握社會結構概念的社會學家——更精確的說法是研究技術人員——常覺得國家的規模大到令人懷疑。這顯然可歸因於一種偏好:獨鍾省錢的「資料蒐集」,而唯有較小規模單位的資料才能省錢。這當然意味著他們在選擇單位時並未根據所選問題的需要;相反地,問題和單位都是由他們選擇的方法決定。

某種意義上,這整本書就是在反駁這樣的偏好。我認為多數社會科學家在認真檢視某個重大問題時,會發現很難以小於民族國家的單位來建構問題。研究階層、經濟政策、民意和政治權力本質時是如此,研究工作和休閒時也是如此;就連市政問題,也必須充分考慮國家架構。因此,民族國家這個單位確實可取:只要你在研究社會科學問題方面經驗豐富,就可以從中獲得大量經驗證據。

社會結構的觀念,連同它是社會科學通用單位的主張,向來與社會學的關係最密切,而社會學家素來倡導這種立場。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傳統研究主題向來是整個社會,或者如人類學家所言的「文化」。社會學在針對整個社會某項特徵的研究中,特別著重於將那個特徵與其他特徵相聯繫,以便獲得整體的概念。前文提過,社會學的想像相當程度上是這類努力的訓練成果。但現在,這樣的觀點和做法,絕非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所獨有。這曾是社會學與人類學的展望,而現在儼然成為社會科學普遍的做法——起碼是時有時無的做法——與意向。

在我看來,就文化人類學古典傳統和當今發展而言,和社會學研究沒有根本不同。曾有一段時間,坊間幾乎沒有對同時代的社會進行調查,那時人類學家必須深入蠻荒蒐集無書寫民族的資料。其他社會科學——特別是史學、人口學和政治學——從一開始便仰賴在有書寫社會累積的文獻資料。這個事實動輒成為區分學科的依據。但現在,所有社會科學都使用「經驗調查」,事實上,這個技術是由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在研究歷史社會時充分發展的。近年來,人類學家當然也研究了先進社會乃至民族國家——通常遠距離觀察;接著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則反過來研究「未開發的民族」。今天,不論方法的差異或主題的界限,都不能真正區分人類學、經濟學和社會學了。

經濟學和政治學向來關注社會結構中的某些制度。關於「經濟體」(economy)和「國家」,政治學家(較次要)和經濟學家(較主要)已發展出傳承數代學者的「古典理論」。簡單地說,他們已建立模型,雖然比起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及社會學家)一般比較少意識到自己在建立模型。當然,古典理論包括建構概念和假設,從中引導出演繹與概括,再用這些與形形色色的經驗命題相比較。在這些工作中,觀念、程序,甚至問題,都被制定規則了(起碼是隱含的制定)。

這一切聽來相當不錯。不過,對首當其衝的經濟學及其後的政治學和社會學來說,受有兩項發展趨勢影響:讓國家模型和經濟模型之間涇渭分明的形式界限沒那麼重要:(一)俗稱低度開發地區在經濟和政治上的發展,和(二)二十世紀「政治經濟」(the political economy)類型的趨勢——包括極權主義和形式民主。對敏銳的經濟理論家來說——事實上對所有名實相副的社會科學家都如此——二次世界大戰的餘波既具腐蝕性,也結出了豐碩的果實。

純屬經濟學的「價格理論」或許邏輯嚴謹,但在經驗上不具有充足性。這樣的理論需要考慮商業制度的管理,以及制度內與制度間的決策者扮演的角色;必須關注有關成本,特別是工薪的預期心理;必須關注小企業卡特爾(cartel)的聯合定價,也必須理解其領導者。同樣地,要了解「利率」,常需要明白金融業者和政府官員官方與私人往來,以及非個人化的經濟機制。

我想,對每一位社會科學家而言,唯有親自參與社會科學,並運用比較法進行研究——我相信,這是當前一股相當強勁的潮流,除此別無他法。比較性研究,包括理論性及經驗性,是今天社會科學發展最有前景的路線,而若能把社會科學統合起來,這樣的研究收效最大。

隨著每一種社會科學逐步發展,每一種與其他社會科學的交流便愈益密切。經濟學的主題重回起點——「政治經濟」,且在整體社會結構裡觀察時愈來愈突出。諸如高伯瑞等經濟學家,也同時是政治學家,不亞於道爾(Robert Dahl)和杜魯門(David Truman);事實上,他針對美國資本主義現行結構的研究,就跟熊彼得的資本主義及民主的觀點,或拉特罕(Earl Latham)的團體民主論一樣,也是政治經濟的社會學理論。

拉斯威爾、李斯曼(David Riesman)或亞蒙(Gabriel Almond)既是社會學家,也是心理學家和政治學家。他們多次進出各門社會科學,因此成了全才;一個人只要精通這些「領域」的其中一個,就會被迫進入其他領域的勢力範圍,也就是進入所有屬於這個古典傳統的範疇。當然,他們或許專攻其中一種制度性秩序,但只要領略那種秩序的精髓,也就了解其在整個社會結構中的位置,以及和其他制度領域的關係。因此,社會結構有相當大的部分是由這些關係組成,愈來愈清楚。

當然我們不該假設,面對如此多元的社會生活,社會科學家已理性劃分手邊的工作。首先,每一門相關學科都是自己成長茁壯,因應相當特殊的需求與情況;沒有哪一門是在某項總體計畫中發展的。其次,關於這數種學科之間的關係,以及專門化到何種程度最為適當,眾人當然意見不一。但今天壓倒性的事實是,這些歧見可被視為學院生活的事實,而非學術上的難題,甚至在學院內,我認為,現在它們通常傾向自我消除,汰舊換新。

在學術方面,如今的核心事實是界限的流動愈來愈劇烈;概念在不同學科間的流動也愈來愈容易。已經出現好幾個值得注意的實例:原本可說單單精通某個領域的術語,後來將其靈巧地應用在另一個傳統領域。現在仍有專業分工在進行,未來也會有,但那不該再依據以往的學科劃分,就我們所知,劃分或多或少基於偶然。那該依循問題的路線,要解決問題,需要傳統上屬於數門學科的學術素養。漸漸地,類似的概念和方法已為所有社會科學家所應用。

每一種社會科學都是被某種知識類型的內在發展所形塑;每一種都受到制度「偶然因素」的決定性影響——每一種社會科學在每一個西方主要國家的發展都不一樣,就清楚揭露了這個事實。包括已確立的哲學、歷史和人文學科,對此採取容忍或漠不關心的態度,制約了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政治學和心理學的研究範疇。事實上,在一些高等教育機構,這樣的容忍存在與否,就決定了社會科學能否在學院建立系所。例如在牛津和劍橋,就沒有「社會學系」。

太過認真看待將社會科學依系所分門別類這件事是很危險的;危險在於這個隨之而來的假設:經濟、政治和其他社會制度都是獨立自主的系統。當然,前文已指出,這個假設一直被用來建構「分析模型」,這些模型通常確實頗有用處。古典的「政治」和「經濟」模型經過一般化並併入一個學校的系所後,確實可能模擬十九世紀初期英國,以及尤其是美國的結構。事實上,從歷史來看,做為專業學科的經濟學和政治學,某種程度上必須根據近代西方歷史情勢來詮釋,在這個階段,每一種制度性秩序都被宣稱是獨立領域。

但顯而易見的是,由獨立制度性秩序構成的社會模型,當然不是社會科學研究唯一可行的模型。我們不能單以這種類型做為學術分工的適當基礎。認清這點正是現在眾人致力統合社會科學的動力之一。政治學、經濟學、文化人類學、歷史學、社會學和至少一個重要派別的心理學等數種學科,正在學術課程的安排中,以及理想的研究設計中,積極進行融合。

統合社會科學所引發的學術問題,主要與特定社會和時期中,制度性秩序之間的關係有關——政治、經濟、軍事、宗教、家庭和教育;我說過,這些關係都是重要的問題。數種社會科學的操作性關係往來也引發不少實際的困難,與課程和學院生涯的設計有關,也和語言學的混亂和各領域畢業生在就業市場的出路有關。社會科學統合工作的一大障礙是單一學科的入門教科書。各「領域」的整合和劃界,比較常依據教科書而非其他學術成果。很難想像有比這更不適當的了。

但教科書批發商出版這種書籍確實有利可圖,就算作者和讀者只是為了短期目的而寫書讀書。隨著教科書的整合,整合社會科學的嘗試便依概念和方法、而非問題和題材進行。於是,明確「領域」的觀念不是以堅硬如鋼鐵般的問題領域為基礎,而是立基於脆弱如錫箔紙般的大概念。但這些大概念目前難以打倒,我也不知道未來能否打倒。但我感覺唯一的機會就在學科的社團裡,某種結構性的趨勢中終能戰勝那些——常執迷不悟、冥頑不靈——仍陷在專業化情境中的人。

在此同時,當然有許多社會科學家明白,他們在「自己的學科」裡,最可能透過較明確地認識社會科學的共同取向任務,來實現他們的目標。如今,個人研究者完全可能忽視科系的「偶然」發展,選擇和塑造自己的專長而不致受到來自科系太大的阻礙。當他真的具備辨識重要問題的能力,且熱切地想解決,他往往必須精通在其他數種學科碰巧存在的觀念和方法。在他心目中,就任何對學術意義而言,沒有任何社會科學的專業是封閉的世界。他也明白他所從事的其實是社會科學本身,而非哪一門社會科學的研究,還有,不論他對研究哪個領域的社會生活最感興趣,事實都是如此。

常有人斷言,擁有百科全書般頭腦的人都是半吊子。我不知道事實是不是這樣,但就算是,我們不是仍至少可以得到某種百科全書的素養嗎?我們絕不可能真正精通每一種學科的資料、概念和方法。況且,用「概念轉譯」或「詳述資料」方式來「整合社會科學」之嘗試,通常是胡扯;許多「社會科學概論」的系列課程也是這種論調。這樣的精通、這樣的翻譯、這樣的闡述、這樣的課程——並非「社會科學統合」的真義。

社會科學統合的真義是這樣的:要陳述並解決任何我們這個時代的重大問題,必須跨學科挑選多種資料、概念和方法。社會科學家不必「精通」哪個「領域」就能熟悉那個領域的資料和觀點,以便釐清他關切的問題。該依據這種反映現實的「問題」來進行專門化,而非盲從學術的專業化界線。這,在我看來,就是此刻正在發生的事。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社會學的想像:從「個人的煩惱」連結到「社會的公共議題」,歡迎來到社會學的世界!》,商業周刊出版

作者:米爾斯(C. Wright Mills)
譯者:洪世民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將由此獲得分潤收益。

在一個沒有任何人能置身事外的時代,
重要的是:認識到每個人在這樣的世界中身處何處。
用社會學家的眼光看世界、想問題,你會豁然開朗

在劇烈變動的社會之中,看似與他人無關的自身境遇變遷,帶來沈重的不安與無力感——為什麼從前有工作、現在卻失業;別人發財,我卻賠錢?大多數人看不出自身與身後更大的社會背景、結構之間的關係,其實早在一九五、六○年代,社會學家米爾斯就提出,人們需要「社會學的想像」、或者說是一種思考方式——將社會生活世界與自身生命的意義連結起來的思考方式——來掌握世上發生的事,以及理解自己。擁有了「社會學的想像」,冷漠的大眾將關注公共議題,找出可能的解決之道。

米爾斯從個人境遇涉足社會結構的熱情,讓他直言當時社會科學兩兩大流派:「鉅型理論」偏重系統性、「抽象經驗論」側重統計資料,而流於空洞與技術化,忽視社會科學的問題、情境,依據在地情況不同,就算是同一概念也可能存在著極大的差異。他進而指出社會學家的本職:不囿於研究課題的「實用性」(以免受商人所用),以及不依賴科層制(力求學術自主性)。這樣犀利的批判,在美國社會學界引起深遠迴響,無論正反兩極,無不受本書與視野所啟發。因此自出版後,躍居社會學入門必讀之書,暢銷至今超過半世紀,有「有史以來最暢銷的社會學名著之一」之譽。

本書有以下社會學的重要思考:

什麼是「社會學的想像」?
是一種心智特質,當思考個人日常經驗時,要意識到與所處的社會結構,敏銳的感知個人煩惱與公共議題的連結。

「環境中的個人煩惱」轉化為「社會結構中的公共論題」
「如果一個人口十萬的城市只有一個人失業,這就是他個人的煩惱……如果一個人口五千萬的國家有一千五百萬人失業,那就是議題了。」

對研究方法的省思
對各類研究的簡單的加總,只是一種奇怪的砌磚成牆的努力,絕不可能完整認識社會。研究歷史和比較方法不可或缺。

社會科學的使命
隨著科層制的廣泛運用,大多數人運用個體理性的機會被扼殺,成為「快樂的機器人」,社會科學的學者負有教育和公共職責,必須捍衛理性和個體性,使其成為民主社會的主流價值。

如何看待政治
在一個沒有任何人能置身事外的時代,重要的是認識到每個人在這樣的世界中身處何處。

米爾斯寫道,「藉由社會學的想像,人們將會感覺到宛如在一間曾經如此熟悉的屋子裡頭驚醒;這種發現的興奮,不是來自發現以前完全不知道的事物,而是發現以前熟知的事物改變了意義,使我們能以嶄新的眼光來看待生活一輩子的同一世界。」從米爾斯所處的二十世紀到今天,人們永遠追求著社會學的想像——來看懂世界、理解他人、定位自己,進而改善、甚至創造個體與群體的機遇。

getImage
Photo Credit: 商業周刊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Ta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