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的一些粗淺觀察

中美貿易戰的一些粗淺觀察
Photo Credit: Reuters/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美國減少從中國入口,那麼相關的需求現在如何滿足?再看越南和台灣的數據,我得到了一些啟示。

文:梁啟智

事先聲明,貿易議題不是我的專長。以下是我從美國普查局(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拿來的數據所作的一些觀察,以數論數,思考一下美國的入口關稅會否繼續,有錯漏請指正。簡單來說,我看到以下數點:

  1. 美國從中國入口的貨物價值在2018和2019年之間有明顯下跌,不過要注意2018年本身的數字十分高,現在大約是回到2013年即是奧巴馬年代的水平。
  2. 不過,不同入口類別之間差別很大,有些類別例如電腦週邊出現插水式的下跌,但也有些類別例如古董則不跌升反。
  3. 對於大幅下跌的類別,我發現同一時間美國從越南和台灣進口這些產品的金額大幅上升。
  4. 美國對中國的入口關稅會否繼續,視乎當局是否相信該等貨源已找到或無法找到中國以外的供應。

好,我們開始討論。

以下是美國從中國入口的貨物價值,藍色是奧巴馬年代,橙紅色是特朗普年代。可以見到,其實特朗普執政頭一兩年都繼續升,到2019年關稅大規模生效之後才開始跌。就2018和2019年來說,入口總額從5,397億(美元,下同)下跌至4,522億,跌幅為874億,或16%。不過,2018年的數字本身是歷史高位,現在總體不過是跌回奧巴馬時代水平(當然,計及通脹的話,不跌也是跌了)。

至於今年頭三個月估計因為疫情急跌,不過後來又回到奧巴馬時代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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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整體數字有時不能作準,要再看不同類別。一看之下,發現類別之間差別十分之大,有些跌幅驚人,有些不跌反升。以入口價值變幅排序,跌得最多的是電腦週邊(例如滑鼠或者鍵盤),從325億下跌到187億,不見了138億,跌幅達42%,十分嚇人。通信器材方面,也從339億下跌到244億,不見了94億,跌幅近28%。

在數據的另一端,有些類別卻不受影響,藝術品、古董,和郵票,升了2億,或12%。讓我最奇怪的是煮食器材,升了4億,或6%,不知道是不是數據反應滯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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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018年到2019年)

美國減少從中國入口,那麼相關的需求現在如何滿足?再看越南和台灣的數據,我得到了一些啟示。

美國從中國入口的手提電話及其他家居用品下跌了73億;與此同時,美國從越南入口同類產品上升了61億。這一來一回,似乎印證了坊間聲稱大批工廠從中國大陸遷到越南的說法。

再看台灣,美國從台灣入口電腦和電腦週邊分別增加了27億和28億,而這兩個類別剛好正是中國大陸方面跌幅較大的類別。

中美貿易戰下,中國大陸的鄰近地區似乎得到不少好處。台灣對美國出口年增長是19%,越南有36%,柬埔寨更有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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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018年到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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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018年到2019年)

從上面的數據來看,特朗普對中國施加的入口關稅在某些行業似乎是有明顯影響的。隨美國大選來臨,關稅應否繼續也成為辯論題目。在說下去之前,我們得先講清楚關稅是甚麼來的:關稅的徵收對象不是中國的出口商,而是美國的入口商。至於最後誰人負擔,要麼最後轉到美國的消費者身上,要麼就是美國的入口商向中國的出口商壓價;當中的變數,在於這些產品有多大可能改在其他地方進口,又或改在美國生產,使得中國的出口商不得不減價來維持競爭力。

從上述數據來看,好像是電腦週邊這類貨品,把工廠從中國搬走應該不會太過困難,這些貨物本身的價格又不貴,消費者對價格改變也相對敏感,於是美國的入口商就有較大的迴轉空間,中國受的打擊就會很大。

但例如藝術品、古董,和郵票,要買中國貨的很難可以在中國以外找到替代品,買貨的也是為求心頭好,便較難受到影響。

最麻煩的情況,是如果有些貨品美國本身是有必要,又無法在中國以外找到替代貨源,那麼關稅就會變成美國政府傷害美國百姓,是一個自損三千卻對敵無礙的無謂政策。就數據來看,我懷疑農業機械就是一例。這些貨品在美國的需求很大,但從中國的入口額在貿易戰下仍然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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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 達志影像

接下來,無論誰人當選總統,都要作出一個重要的判斷:持續關稅對美國是否利多於弊。如果相信剩下來的貨品早晚都會找到中國以外的貨源,則關稅可以繼續(甚至可以用來支援開發美國本土的貨源);但如果貨源轉移已經七七八八,剩下來的貨品都不會找到中國以外的貨源,則關稅應該取消,免除美國消費者在疫情下的負擔。

這條問題,我沒有答案,恐怕要美國本土的專家才能回答。有些貨源要變可能不是真的那麼困難,例如原來茶葉進口就下跌了,可能美國人覺得不飲中國茶改飲其他茶也可以;但有些產品的生產工序可能都在中國境內有優勢,一時三刻實在無法搬走;也可能有一些產品關係到國家安全,寧願貴一點也要堅持自己生產(畢竟中國自己也是這樣)。我懷疑正常的政府應該不會選擇一刀切處理,有些會繼續徵稅,有些研究過後發現搞不定則會取消吧。

最後,以上只談到中國出口美國的情況,沒有談到美國出口中國的情況,那些大豆粟米到底弄成如何,這個有機會再寫。這兒也沒有談到中國失去美國市場後,有沒有找到其他市場來替代,這個數據我猜恐怕會有點難找。

最後最後,當香港製造變成中國製造後,香港有哪些行業會受打擊?查看美國從香港進口貨物的數據,除了美國出口後再入口的類別外,頭三位都是珠寶玉石,提議記者朋友可以訪問相關行業。再往下數則是電訊和家居產品,玩具成衣,還有電力裝置等。當中多少是真香港製造,多少是後期製作的香港製造,則不得而知了。

文章獲作者授權轉載,原文看作者Medium

責任編輯:Alvin
核稿編輯:A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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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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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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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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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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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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