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台灣與中國的「疫援外交」,誰才是善心的撒瑪黎雅人?

比較台灣與中國的「疫援外交」,誰才是善心的撒瑪黎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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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部分媒體社會,過於習慣高效地使用二分法評斷「手段」,卻遺忘被比較者之終極目的,導致看不清民主社會與極權體制的本質不同。本文藉由聖經裡「善心的撒瑪黎雅人」故事,看偉大的心靈導師如何提醒人類明察、覺知,不受偏誤誘惑。

自古以來,「血路」(the way of blood)被用來指稱以色列境內,從聖城耶路撒冷(Jerusalem)通往「最古老城市美譽」耶里哥(Jericho)的必經之路。從高緯度的耶路撒冷,沿著沙漠地貌凶險、蜿蜒的道路,一路下降到只比死海稍微高一點的低海拔區,敵暗我明下,落單旅人成為最顯眼的洗劫目標,血路即因其喋血貪婪的歷史而得名。

基督宗教的聖經裡,耶穌藉由簡單一句:

「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來』」

借用血路的脈絡破題,烘托出永世流傳的人飢己飢行善原型。

直至今日,撒瑪黎雅人(英文Good Samaritan)已經是「好心人,見義勇為者」的代名詞。然而篤信基督宗教的歐美社會,經過兩千年的反省演進,卻仍慣常使用機械式的「去脈絡化比較」,以致心盲看不清,台灣與中國誰才是善心的撒瑪黎雅人,實在令吾人感到甚為不解與惋惜。

聖經裡的撒瑪黎雅人的行善原型

這段經文(路10:29–37),出自著重心理敘事神學的路加福音,至今依舊振聾發聵,指證人類對於行善錯誤的理解。這位好辯博記的法學士,求教耶穌這個問題:

「法律上記載『愛近人如你自己』…畢竟誰是我的近人(neighbor)」?

耶穌遂用生動的比喻替代直覺回答,神清氣朗地說了這個旅人與撒瑪黎雅人的故事:有位不幸在血路上,被毆打得半死半活又洗劫一空的旅人,身邊經過了司祭、肋未人,卻無人聞問。

司祭與肋未人是傳統猶太社會裡,熟悉猶太律法的高級知識分子,更是聖殿裡教導大眾行善的人。從常理看來,他們最該停下來救援幫助這個奄奄一息的人。相反地,一般市井小民視為「自己人」的兩位擁有崇高社經地位人士,在生命交關的場合,卻只有十足諷刺地「看了看他,便從旁邊走(繞)過去」(saw him, passed by on the other side)。

撒瑪黎雅人——自古被血統純正的猶太人所瞧不起的族群支派——卻是唯一伸出最後援手的人。故事裡的他看見這個傷重的可憐人(問題),便動了惻隱之心,簡單包紮後,將他帶到客棧療傷,不但付兩個銀錢吩咐老闆好好看護他,最後更同時慷慨允諾

「不論餘外花費多少,等我回來時,必要補還你」。

耶穌這裡生動緊湊地用十二個連串心理敘事與外顯行為,描繪撒瑪黎雅人從看見問題到徹底解決問題的過程,既動人又充滿智慧。

亙古以來因「時空近似」而導致的偏誤源起

在行為認知心理學裡,「closeness」(「近」)是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時間的「closeness」代表短期、近期,空間的「closeness」則代表相似的兩件事物。

在物理的世界裡,距離除以時間又等於速率,莫怪乎人心很容易傾向將時空相近的事物,無意識地心理置換成熟悉、有效率,或者是可互相替代的兩個概念(例如「空間換取時間」)。這是大腦經濟學裏面,偏誤與捷思一線之隔、一體兩面的矛盾性。

然而一向聰明的法學士,明著問「誰(who)是我的近人?」,暗裡卻技巧地為在場的人「促發」一個念頭,同時也無聲批判,耶穌與「非我族類」娼盜寡貧病者,走得太近。

沒用道德教條說服、沒有落入「closeness」的認知框架,耶穌只簡單用血路這個時空脈絡,就完整地交代旅人落難之背景。並從「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角度,幫助「冷熱同理差距」的法學士,能「由冷至熱」,真正同理「誰是受害者(『那遭遇強盜者』)的近人」(註:冷熱同理差距——hot-cold empathy gap——是由卡內基美隆大學教授George Loewenstein所提出的著名心理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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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有趣的是,這時候的法學士,只肯嘴硬回道「是憐憫他的那人」。透過文字,我們仍能想像到當時知識分子,受族群階級的標籤制約,訕然地用代名詞「那人」,來迴避承認自己世仇是善人的尷尬場景。

耶穌結尾這句回應:「你去,也照樣作罷!」,則是猶如畫龍最後一筆點睛般生動。談話重心再次從原本「名詞」的敘事框架,巧妙地過渡到「動詞」的行為。鼓勵人類以行為改變認知,在行動中實際踐行「愛人如己」的真義。

從系統思維看問題解決過程的方向感

此段劇中劇的敘事結構,相當精彩。但若只注意到「旅人 vs 撒瑪黎雅人」的第一層關係,很容易忽略「房間裡的大象」:耶穌、法學士中——「解答人 vs 提問者」——更深一層的問答張力。

MIT的系統科學決策分析學者,認為「解決問題」時,組織或個體最容易犯的典型問題就是:忘記問題哪裡來、何處去,又錯將手段當目的。法學士象徵的是博學廣記的知識份子,對於獲取知識以及運用所知,展現無比的狂熱,卻迷失在解題的過程。

因此這段哲學對談,進一步值得我們反思的是,踐行「愛近人如你自己」的行為同時,「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只是學習過程的第一個層次,行動真正的意義在於「以行為貫徹認知的深層學習目的」(learning the purpose by doing)。容筆者重新節錄詮釋如下:

生問師:「法律要我們愛人如己,誰才是我們該友愛的人?」
(學生將待解問題重心,從行為者移到受眾。)
師卻說了撒瑪黎雅人的助人故事後問:「誰才是那位受害者該友愛的人?」
(老師沒有直接回答原本問題,反而要學生患難見真情,從受援者的角度同理,誰才是受眾的近人)
生答:「當然是施予幫助他的人。」
(學生從受眾的角度,認為誠心幫助受難者的人才是受眾的近人)
師答:「你就按照受眾的角度,做施予者做的事吧。」
(這裡不僅問題重心再度移回行為者,至關重要的一點是,施予者、制度改善者在幫助或設計系統制度時,一定要從制度的受害者角度,給予他們長短期皆有益的幫助)

以上對話,映照出古今人類價值觀的拉鋸,很多時候只是「有無方向感」(認知偏誤導致)的差別:一心只想要自我辨明的法學士,空有「見樹不見林」的觀點,卻遺忘「為何要助人」的初衷與目的:行善的目標,絕不應只以短期誰是誰非、誰占上風來衡量。

偉大心靈老師解決人生問題的言教身教,則是專注於一直澄澈在心的「目的感」:兼顧平衡短期利益的同時,不因此犧牲長期目標。對照浸染現世價值過深的媒體社會,不斷糾結在「工具、手段、結果」的表象,很容易遭遇解決問題的瓶頸,走不出「不擇手段達成結果(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到底對不對」的命題迷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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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媒體與全球社會「去脈絡比較」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