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台灣與中國的「疫援外交」,誰才是善心的撒瑪黎雅人?

比較台灣與中國的「疫援外交」,誰才是善心的撒瑪黎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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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部分媒體社會,過於習慣高效地使用二分法評斷「手段」,卻遺忘被比較者之終極目的,導致看不清民主社會與極權體制的本質不同。本文藉由聖經裡「善心的撒瑪黎雅人」故事,看偉大的心靈導師如何提醒人類明察、覺知,不受偏誤誘惑。

自古以來,「血路」(the way of blood)被用來指稱以色列境內,從聖城耶路撒冷(Jerusalem)通往「最古老城市美譽」耶里哥(Jericho)的必經之路。從高緯度的耶路撒冷,沿著沙漠地貌凶險、蜿蜒的道路,一路下降到只比死海稍微高一點的低海拔區,敵暗我明下,落單旅人成為最顯眼的洗劫目標,血路即因其喋血貪婪的歷史而得名。

基督宗教的聖經裡,耶穌藉由簡單一句:

「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來』」

借用血路的脈絡破題,烘托出永世流傳的人飢己飢行善原型。

直至今日,撒瑪黎雅人(英文Good Samaritan)已經是「好心人,見義勇為者」的代名詞。然而篤信基督宗教的歐美社會,經過兩千年的反省演進,卻仍慣常使用機械式的「去脈絡化比較」,以致心盲看不清,台灣與中國誰才是善心的撒瑪黎雅人,實在令吾人感到甚為不解與惋惜。

聖經裡的撒瑪黎雅人的行善原型

這段經文(路10:29–37),出自著重心理敘事神學的路加福音,至今依舊振聾發聵,指證人類對於行善錯誤的理解。這位好辯博記的法學士,求教耶穌這個問題:

「法律上記載『愛近人如你自己』…畢竟誰是我的近人(neighbor)」?

耶穌遂用生動的比喻替代直覺回答,神清氣朗地說了這個旅人與撒瑪黎雅人的故事:有位不幸在血路上,被毆打得半死半活又洗劫一空的旅人,身邊經過了司祭、肋未人,卻無人聞問。

司祭與肋未人是傳統猶太社會裡,熟悉猶太律法的高級知識分子,更是聖殿裡教導大眾行善的人。從常理看來,他們最該停下來救援幫助這個奄奄一息的人。相反地,一般市井小民視為「自己人」的兩位擁有崇高社經地位人士,在生命交關的場合,卻只有十足諷刺地「看了看他,便從旁邊走(繞)過去」(saw him, passed by on the other side)。

撒瑪黎雅人——自古被血統純正的猶太人所瞧不起的族群支派——卻是唯一伸出最後援手的人。故事裡的他看見這個傷重的可憐人(問題),便動了惻隱之心,簡單包紮後,將他帶到客棧療傷,不但付兩個銀錢吩咐老闆好好看護他,最後更同時慷慨允諾

「不論餘外花費多少,等我回來時,必要補還你」。

耶穌這裡生動緊湊地用十二個連串心理敘事與外顯行為,描繪撒瑪黎雅人從看見問題到徹底解決問題的過程,既動人又充滿智慧。

亙古以來因「時空近似」而導致的偏誤源起

在行為認知心理學裡,「closeness」(「近」)是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時間的「closeness」代表短期、近期,空間的「closeness」則代表相似的兩件事物。

在物理的世界裡,距離除以時間又等於速率,莫怪乎人心很容易傾向將時空相近的事物,無意識地心理置換成熟悉、有效率,或者是可互相替代的兩個概念(例如「空間換取時間」)。這是大腦經濟學裏面,偏誤與捷思一線之隔、一體兩面的矛盾性。

然而一向聰明的法學士,明著問「誰(who)是我的近人?」,暗裡卻技巧地為在場的人「促發」一個念頭,同時也無聲批判,耶穌與「非我族類」娼盜寡貧病者,走得太近。

沒用道德教條說服、沒有落入「closeness」的認知框架,耶穌只簡單用血路這個時空脈絡,就完整地交代旅人落難之背景。並從「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角度,幫助「冷熱同理差距」的法學士,能「由冷至熱」,真正同理「誰是受害者(『那遭遇強盜者』)的近人」(註:冷熱同理差距——hot-cold empathy gap——是由卡內基美隆大學教授George Loewenstein所提出的著名心理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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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有趣的是,這時候的法學士,只肯嘴硬回道「是憐憫他的那人」。透過文字,我們仍能想像到當時知識分子,受族群階級的標籤制約,訕然地用代名詞「那人」,來迴避承認自己世仇是善人的尷尬場景。

耶穌結尾這句回應:「你去,也照樣作罷!」,則是猶如畫龍最後一筆點睛般生動。談話重心再次從原本「名詞」的敘事框架,巧妙地過渡到「動詞」的行為。鼓勵人類以行為改變認知,在行動中實際踐行「愛人如己」的真義。

從系統思維看問題解決過程的方向感

此段劇中劇的敘事結構,相當精彩。但若只注意到「旅人 vs 撒瑪黎雅人」的第一層關係,很容易忽略「房間裡的大象」:耶穌、法學士中——「解答人 vs 提問者」——更深一層的問答張力。

MIT的系統科學決策分析學者,認為「解決問題」時,組織或個體最容易犯的典型問題就是:忘記問題哪裡來、何處去,又錯將手段當目的。法學士象徵的是博學廣記的知識份子,對於獲取知識以及運用所知,展現無比的狂熱,卻迷失在解題的過程。

因此這段哲學對談,進一步值得我們反思的是,踐行「愛近人如你自己」的行為同時,「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只是學習過程的第一個層次,行動真正的意義在於「以行為貫徹認知的深層學習目的」(learning the purpose by doing)。容筆者重新節錄詮釋如下:

生問師:「法律要我們愛人如己,誰才是我們該友愛的人?」
(學生將待解問題重心,從行為者移到受眾。)
師卻說了撒瑪黎雅人的助人故事後問:「誰才是那位受害者該友愛的人?」
(老師沒有直接回答原本問題,反而要學生患難見真情,從受援者的角度同理,誰才是受眾的近人)
生答:「當然是施予幫助他的人。」
(學生從受眾的角度,認為誠心幫助受難者的人才是受眾的近人)
師答:「你就按照受眾的角度,做施予者做的事吧。」
(這裡不僅問題重心再度移回行為者,至關重要的一點是,施予者、制度改善者在幫助或設計系統制度時,一定要從制度的受害者角度,給予他們長短期皆有益的幫助)

以上對話,映照出古今人類價值觀的拉鋸,很多時候只是「有無方向感」(認知偏誤導致)的差別:一心只想要自我辨明的法學士,空有「見樹不見林」的觀點,卻遺忘「為何要助人」的初衷與目的:行善的目標,絕不應只以短期誰是誰非、誰占上風來衡量。

偉大心靈老師解決人生問題的言教身教,則是專注於一直澄澈在心的「目的感」:兼顧平衡短期利益的同時,不因此犧牲長期目標。對照浸染現世價值過深的媒體社會,不斷糾結在「工具、手段、結果」的表象,很容易遭遇解決問題的瓶頸,走不出「不擇手段達成結果(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到底對不對」的命題迷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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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與全球社會「去脈絡比較」的現象

正如兩千多年前的莊子所言:「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太習於省略探討目標性的問題,而只求高效、機械化的思維與決策,只是加速「去人性化」(dehumanize)的過程:人類崇尚閹割個體自由以達成穩定,誤將「無人化」視為最終目的。

而今媒體社會,輕「思辨」、重「機心」,將「去脈絡的比較」視為公正工具,與極權政府擅長切斷歷史時空脈絡的手法合流,導致受眾認知混淆,反而遂了極權政府,分化民主社會以鞏固自我權力核心之終極目的。

令我們甚為憂心忡忡的,是現今全球因為「機心」而導致的認知混淆現象。經濟學人曾引述蓋洛普調查,美國51%的18~29歲青年對「社會主義」持正面態度,千禧世代社會主義(Millennial Socialism)因而得名。媒體怠惰不探究行為者的脈絡、動機,卻藉貼滿價值標籤的「立場」,倒過來影響第四權呈現事實的「框架」作法,比比皆是。

推波助瀾的是,全球各大企業前仆後繼,急於參與2000年中國加入世貿之後的經濟成長;為了短期利益,自我催眠「靈肉分離」是達成目標的正當手段。大家選擇與「洗手的比拉多」一樣,無視自己本身作為,正是加速「樹頭」民主根基日漸腐蝕,與加劇M型社會日益劣化的共犯。

日前《紐約時報》文章一篇評論,乍看不偏不倚,將台灣與中國於疫情中的援助行為放在同一個天平比較。然而,將台灣的援助行為,先是框架成「疫援外交」(註:原文為:pandemic support diplomacy),筆者就相當不認同。如此去脈絡地定調「人道援助」是一種「外交」,明顯將援助「動機」與附帶「成果」混為一談。

文章後又將「義舉」,矮化成台灣試圖用以「突破極權政府外交孤立」的「手段」。如此解讀不僅只平面,更似有意地忽略民主與極權,是兩個連座標軸都天差地遠的不同世界。對於系統性問題的分析比較,片面檢視「目的、手段、結果」,不但導致二元極化陷阱,更易淪為缺乏理性對話基礎的「父子騎驢」、「看什麼都雙標」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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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擔憂的是,對於「治國信念」,真的可以用「青菜蘿蔔各有喜好」這種看似無害立場、實則嚴重誤導的語彙詮釋嗎?尋求「最大公約數」、不到最後不輕言放棄任何人的民主社會,何時才能淬鍊「警醒如鴿」般的覺知,在「終極目的」層次,油水分離般的層析出民主與極權的本質根本不同?

筆者相信解題秘訣即在於,解鈴人與繫鈴人合作將團隊終極目的與問題解決,做有意義的連結(connect)。這也是民主社會抵抗極權、威權政府的最後一哩路:智慧的領導團隊,建立互信互助的社會,讓人民有機會自我選擇。同時也集合眾智、認知串聯(就如西方人士的慣用詞connect the dots),一起擘劃服眾且有意義的共同目標。

明察覺知,看清「極權」與「民主」截然不同的本質

疫情蹂躪下的義大利,教宗方濟各,孤單地在無人聖彼得廣場舉行祈福彌撒的情景,令人不禁哀傷地聯想起One of Us最後那句詞:

Nobody callin’ on the phone…

‘Cept for the Pope maybe in Rome

是啊!如果連教廷梵諦岡都無法明察全體人類真正的需求,也無從覺知極左共產控制手法已與社會主義水乳交融、精緻偽裝在看似民主的外殼之下,恐怕是誤將共產建立唯物世界的理想,視為唯一能達成「在地上如同在天上」(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的「手段」了。

如此一來,將更加徬徨於「犧牲個體思想自由、換取跛腳的信仰自由」之抉擇,更掙扎於「權變、彈性卻偏離原本終極目標」的手法究竟對不對。

極權政府正形塑巨型樣板的楚門世界,用以滿足小部分群體的長期繁榮;時空捷思精心構築的海市蜃樓,利誘人以清明覺知做魔鬼交易,讓人糾結於手段工具的對錯、忘記檢視解題之終極目的。

What if God was one of us的旋律再度縈繞,我想若神在我們中間,也會如焚祈願:人類在歷史的交叉口,不再失衡只看「效率」、不再短視只求「近利」,「浪子回頭」不再步步驚心,走入只有孤獨教宗與神相伴的赤色國境。

後記

寫作本文的初衷是讀了紐時評論,以及義大利幾個月來慘遭疫情蹂躪的新聞之後,有感而發。

形單影隻守護民主價值的台灣,雖身為教廷邦交國,每任教宗出訪卻皆「從旁邊繞過去」。我們因此為台灣天主教徒,從來無緣親睹教宗來訪而深深嘆息。

但我們仍相信,大智慧的教宗,將看清極權終極目標為建立物質奴役的人類社會,並據此做出正確外交抉擇。更希望梵蒂岡教廷與西方世界能夠結交真朋友,看清誰是真的善心撒馬黎雅人,一起推動真正有益全體人類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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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