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臺灣吧」到「共生音樂節」,二二八那條難以掌握的「轉型正義」界線

從「臺灣吧」到「共生音樂節」,二二八那條難以掌握的「轉型正義」界線
Photo Credit: 共生音樂節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就像一年前台灣的青年離開了鍵盤,用肉身翻過圍牆,用參與實踐民主時那樣,我們可以期待台灣民主發展過程與歷史中的幽暗之處被照亮,那時我們再一同思考共生的可能與台灣的未來。

二二八已過去兩周餘,不過熟悉歷史的朋友必然知道,基隆屠殺才剛過,而六十八年前的此時,全島戒嚴令跟陳儀的搜捕奸暴才剛起始三月的悲劇。因此,現在來談談二二七那晚的臺灣吧,以及二二八當天的共生音樂節,並不算太遲。只是現在我們可以決定未來對台灣歷史的認識與紀念,究竟要走向徒留笑鬧與「單純作為一天假日」的結局,抑或是揭露真相並在這世代完成轉型正義大業的終點。

上個月,筆者看了部電影《鳥人(Bird Man)》,片中一幕令我印象深刻,Lindsay Duncan飾演的一位劇評家在男主角的百老匯舞台劇上映前,在酒吧預告要給予他的劇作負面評價-哪怕是她根本沒親自看過這齣戲。男主角憤怒地質問這位劇評家是否演過戲,怎可未曾觀賞過就寫出劇評,且是一篇純然主觀,僅由堆砌各種專有名詞(筆者不確定是否有英文版的「五龍治水」)寫成的劇評。

近期在台灣,網路上也不乏這樣的導師級人物,連評價政治、運動的方式都與片中的劇評家如出一轍。為了避免成為這樣的「評論大師」,筆者耐著性子看了臺灣吧兩次,也於共生音樂節當天,由日正當中待到總召在台上向群眾謝幕,且設法將各展區參觀過,才誠惶誠恐地寫下這篇心得文。

在這之前,筆者認為無論是對臺灣吧或共生音樂節(下稱「共生」),有兩個共通的點是需要先說明的。其一,筆者認為二者都是以推廣二二八於大眾為目標,但在形式上也都遭到娛樂化、不嚴肅、單一視角等批評,其中最核心的難題就是「如何掌握對歷史事件的嚴肅性質,以及擴大關心時的推廣手段間的界限」,這也是本文真正想討論的問題。

其二,筆者認為應該放下「做得很認真了,做這資源少很辛苦,不要批評,不然換你做」的奇怪觀念,臺灣吧與共生都具有其影響力,因此也應負起相對應的責任。我們當然不吝惜稱讚願意跳下火坑推廣台灣歷史的團體,但這不代表我們不能批評,就如同馬英九也都說自己做的很辛苦,難道各位有因此就停止批評他傾中與違反人權的諸多作為嗎?

給予鼓勵不等於不能批評,接受批評並改進是二者基於其影響力,應背負的責任(我相信二者的負責人也應該有氣度與胸懷去接受批評,讓臺灣吧或共生變更好)。同樣地,寄望於二者能發揮影響力的我們,提出「負責任」的建議跟批評,也是我們應背負的責任,如果認知到台灣是我們眾人共同責任的話,應當可以瞭解這個道理。

一、臺灣吧

先談談臺灣吧,影片內容受到的質疑已經無須筆者贅言,包括偏向ROC史觀、未觸及歷史責任與元凶的討論、偏向省籍衝突討論。而省籍衝突的片段所引發的問題,在近日一則關於國小學生看完影片後認為「本省人先打外省人,先打人就是不對」的新聞中,更凸顯出影片的問題。

確實,DJ Hauer本人於共生當天曾在現場說明這部影片,也在新聞訪問中說明其立場,認為臺灣吧的製作是為了引發更多不同立場的創作,或是讓有興趣的人開始自主學習,才是讓台灣吧更完整的重點。但這真的是「盡責任」的解釋嗎?

筆者不否認關於二二八的詮釋有不同面向跟立場,單是歷史著作或相關講座,都呈現出二二八歷史詮釋的多樣性。此外,筆者向來也不認為一定要與我對二二八的詮釋相同,我會盡力去說明我的觀點,去與他人討論辯證。我相信正是在這樣的討論辯證中,去發現更多線索與歷史的真相。

畢竟,強求別人一定毫無理由地跟我採取相同立場,那與國民黨要我們毫無理由地接受他們的史觀,又有何異。因此,當臺灣吧說明其初衷是為了觸發興趣、開啟不同立場討論,筆者認為就應該由這一點回應,來檢視臺灣吧的內容,並提出建議。

首先,關於觸發興趣此點,為了增加觀賞興趣並降低進入門檻,臺灣吧採取將此件影響台灣近代歷史長達數十年的事件極其簡化的作法。卻是將歷史事件簡單化可以降低進入門檻,但筆者的疑問在於:台灣吧對於觀賞臺灣吧族群的假設中,是否將眾人的下限設定過低?是否一定要把加害者的討論、國家暴力、主權者與治理等面向去除,降低到彷若政府文宣品內容的水平,這樣低到彷若平地的門檻,才足以引發興趣?

筆者在觀賞影片時,必須對影像處理、美術設計以及圖像的表達等方式表達高度肯定與讚嘆,但實質內容卻彷若在看政府官樣宣傳品。以近年台灣歷史書籍的出版量、大眾對歷史書籍的興趣以及民間講座的數量,特別是臺灣吧以網路作為傳遞媒介,這個降低門檻的動作,似乎降得過低。

舉例來說,筆者相信既然影片可以出現陳儀,那麼對陳儀所代表的政權以及領導者簡單呈現並不會拉高太多門檻,何況官方紀錄中蔣介石也確實對二二八發表過意見,若影片真心期望觀賞後我們可以開始討論加害責任,那麼筆者接受無須在影片中就直指蔣介石為加害者,但把蔣介石對二二八的說法呈現,開啟討論的可能性,不是更符合期待嗎?

Photo Credit :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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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筆者也知道如何衡量進入門檻跟引發興趣,那條界線是極難掌握的。因此筆者並不打算將批評重點放在界線拿捏,而是想將重點放在引發不同立場創作,也就是開啟討論與溝通的工作上,對此筆者認為臺灣吧是難謂及格的。如果說想引起觀賞者的興趣,並觸發大家討論的慾望,臺灣吧極度將歷史簡單化外,將立場過分單一化的創作,對於歷史的討論與溝通,反而有極大的危險。

第一點,如果臺灣吧真的預設觀賞者的下限較低,那麼就更該謹慎處理內容,這種單一面向的立場描述,產生灌輸知識與規訓的效果,其可能性遠高於讓觀賞者去自發尋找不同立場的資料,並進行思辨。

第二點,臺灣吧的適當作法應當是在影片中呈現至少兩種主要的不同立場,縱然用最簡單的方式去呈現,也能夠讓觀賞者知道:「二二八就是這樣複雜的歷史事件,關於事件的解釋就是有很多個」,這不僅是符合影片製作目的的作法,也是以臺灣吧的定位,對歷史事件進行推廣與介紹時,負責任的作法。

簡言之,筆者認為若作為一個開啟討論溝通的起點,一個想讓大家開始思辨的場域,這次臺灣吧並未成功擔負起此責任,也或許是受到如此批評聲浪的原因,也是辛苦的團隊未來必須要注意的-歷史的傷口往往隱而不顯,當我們談論時,是為了避免再次重蹈悲劇,也是為了避免觸及許多人暗處的傷痕,討論者有慎重的責任。

二、共生音樂節

不同於網路播放的臺灣吧,共生音樂節作為一場實體活動,其複雜性更高,觀察難度也更高,若筆者的觀察有對事實誤解或失準之處,還請各位指正。筆者對共生想由兩個面向切入,其一是關於「共生」的名稱,這也是共生受到諸多質疑的起點;其二是關於共生的活動內容,特別是本次活動中播放了臺灣吧的影片,有許多值得討論之處。

討論上筆者想先從共生的活動內容切入。筆者相信二二八事件作為台灣的歷史傷痕,如何能肅穆地紀念,又可兼顧推廣歷史與吸引群眾的目標,其界限之拿捏,應當讓工作團隊傷透腦筋。

作為一個舉辦僅第三屆的活動,筆者相信該團隊仍在學習階段,有待經驗累積,故關於界線拿捏並非筆者欲積極檢視之處,何況當天還包括學生社團、NGO的參與,這些社團的表現與態度(例如筆者觀察到某組織在會場右後方玩高中生喜愛的阿魯巴)是否應算入主辦團隊的責任中,也是一件需要再討論的事情,難以一概歸咎於主辦單位的責任。

不同於共生鄰近的二二八紀念公園,該處作為歷史地景,氣氛自然肅穆,且紀念儀式的目的並非以推廣二二八歷史的了解為主軸,因此筆者不欲將共生與二二八紀念儀式進行比較,實際上也無法比較。以對歷史事件的推廣與介紹進行觀察,在開啟眾人溝通與討論的工作上,筆者認為共生比臺灣吧妥善許多。

以靜態展的真人圖書館為例,充分呈現二二八事件的複雜性與異質性,講者包括討論歷史課綱與二二八事件內容的歷史學者,也包括以轉型正義為主要內容的哲學學者及法律學者,且其中一位講者潘英仁先生,是以受難者家屬身分進行發言,工作團隊在這個面向上呈現出了理論與實際的對話。

當群眾聽完理論面向的介紹後,從受難者家屬的訴說中,可以思考對於台灣歷史推廣與轉型正義的道路,特別是最後一位講者是以青年運動者身分演講,這個安排或許可以在上一代訴說其傷痛後,讓下一代思考未曾經歷傷痛的我們,應當以什麼樣的態度與角色面對台灣的過去與未來。

筆者的觀察中,除了定時的演講外,周圍也包括歷史事件介紹的展覽板與導覽人員,該展區結束後,許多民眾並未前往音樂表演,而是停留在該處進行團體討論,或許工作團隊未來對於活動流程的掌握以及講者邀請可以有更多思考與發展可能,但以促成「理解」、「討論」的責任來說,應值讚賞。

確實,「共生音樂節」這五個字,無論「共生」或「音樂節」都必然遭致批判,「音樂節」的部分誠如筆者上段所言,實際活動內容並非如一般對音樂節的認知,以音樂表演為主,而是混合了異質性的不同活動型態。因此,使用「音樂節」或許有其宣傳上的目的,就不得而知了,而且筆者想討論的也不是「音樂節」,而是「共生」的部分。

許多台派導師或鍵盤觀察家不停地抨擊「共生」二字,實際上筆者本身對於國民黨政權,也不想採取「共生」的立場,因此究竟共生的實質意涵是什麼,勢必要從活動中觀察。

共生的Facebook專頁介紹中曾提及,共生的意涵是由「二二八」三個字所組成,且其目的也並非現在就要共生,共生是完成諸多歷史任務後,未來希望的目標。由於筆者也認為必然先進行真相解名、歷史責任的清算與追究,當光明照亮黑暗的角落,當暗處的傷口受到撫平,才有討論共生的可能,因此筆者也針對此點進行了觀察。

在靜態展的演講者中,大體上包括轉型正義、責任追究、歷史真相與課綱問題、黨產問題等,都是講者對群眾說明的重點,就此點來看,共生音樂節並非要立刻共生,現下的宣傳重心確實是放在共生的前階段工作上,這可能是從網路世界憑空幻想的台派導師們,無法觀察之處,也令筆者懷疑,台派導師們會不會因為馬英九說要人權立國,就真心相信了呢(笑)?

而令筆者最想論及之處是關於臺灣吧的部分,由於共生之前,該影片就已經在網路播放,且受到批評,作為對影片不盡滿意者,看到共生節目表上包括播放影片時,筆者對於共生也產生懷疑,並且想知道會是何種呈現方式。

最終,影片確實播放了,而DJ Hauer本人也確實到場演說,但真正令筆者想提醒的是,當天靜態展中吳豪人老師的演講,在提醒青年世代對於二二八紀念的態度時,一方面以現場教育的方式,提醒群眾紀念二二八的態度應謹慎,另一方面也對臺灣吧的影片提出猛烈的批評。

筆者認為這樣在同一個場域中,同時提供正反觀點,並且使群眾可以同時觀賞影片、聆聽製片者說明,又同場聆聽批判者發言的作法,就一個溝通場域的建構,一個開啟討論的任務來說,是達成其目的的。

而對筆者而言,所謂「共生」的意義,或許就是這場活動場域所呈現的,讓異質性的參與者、不同立場的言論,在同一個時空中出現,藉由這樣複雜的呈現,讓這些同時存在的思想、言論,促使眾人開始注意台灣歷史,並進行思辨與討論。

在筆者的詮釋中,這或許是達到共生的前提要件,但這樣的一個場域本身也呈現了所謂「共生」的精神-沒有階級與壓迫,一同了解過去,也一同溝通未來。或許這並非工作團隊所設想的,而筆者也並非不做事又想搶奪詮釋權的神級人物,而僅是以一個參與者的身分,說明觀察的心得與自身的詮釋。

結語

筆者期待未來臺灣吧更多的影片,也期待共生音樂節(縱然無法更換名稱)能夠繼續舉辦下去。對台灣歷史的了解,以及對未來台灣民主、社會的想像,在這一年來蓬勃的發展。當我們已經起步,現在開始該修正腳步,在經驗的累積中,去學習對歷史報以謹慎的態度,去思考如何拿捏紀念與辦活動的分寸,去避免曾經犯過的錯(例如臺灣吧重現了過去數十年的紀念模式:只有被害者而無加害者的二二八)。

當我們開始關心並且實際參與,當我們離開那些網路上的專有名詞跟虛幻的守則,就像一年前台灣的青年離開了鍵盤,用肉身翻過圍牆,用參與實踐民主時那樣,我們可以期待台灣民主發展過程與歷史中的幽暗之處被照亮,那時我們再一同思考共生的可能與台灣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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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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