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權的世紀角力》:公共知識分子是「狐狸」,思想領袖是「刺蝟」

《話語權的世紀角力》:公共知識分子是「狐狸」,思想領袖是「刺蝟」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解決理念市場問題的方法並不是重新仰賴更權威的把關者,而是導入更多的異議和更多的辯論。實際上,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公共知識分子。

文:丹尼爾・德雷茲納(Daniel W. Drezner)

在外交政策的理念市場上,我們正處於一個不尋常的時刻。對於思想領袖來說,這是最好的時刻。對於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來說,這是最糟糕的時刻。而對其他的每個人來說都是最困惑的階段。

這些術語需要詳細解釋。我所說的「理念市場」(marketplace of ideas)是指關於外交事務之一系列的知識產出和觀點,以及決策者和公眾對這些理念的接受程度。當一位學者出版一本解釋為何美國外交政策需要重新思考的著作時,他就在為理念市場做出貢獻。當某個智庫發表一份評估治國方針的報告時,該報告即在充實理念市場。當某位全球品牌策略專家發表TED的演講,主張國家的氣候變化政策應像對沖基金一樣納入管理時,這種論點將可能進入理念市場。當這些人的外交政策理念接受考察時,這些意見即構成了權力走廊內「公認的」(accepted)智識界限。

就本書的目的而言,我指的「公共知識分子」是學有專精、訓練有素、能夠對廣泛的公共政策議題發表意見的人士。誠如弗里德里希.馮.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所言,公共知識分子是「理念上專做二手買賣的」。公共知識分子在民主論述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揭穿偽裝成公認之智慧的陳舊慣俗。公共知識分子是批評家,而對那些兜售劣質政策玩意兒的人進行批判乃是民主國家的必要功能。公共知識分子對理念市場的最大貢獻是指出國王何時沒穿衣服。當公共知識分子失去威望時,政治思想家或是假充內行的人就比較容易透過絕對的、堅定的意志將某種觀點(無論其內在的優點如何)灌入公眾意識中。

「思想領袖」(thought leader)一詞的起源遠不如「公共知識分子」一詞的起源久遠。然而,瀏覽一下谷歌趨勢便可看出,到了二○一二年,前者的使用率已超過後者。思想領袖是如何有別於公共知識分子的?對這領域十分熟稔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機巧地將前者定義為「在豪華遊艇間鑽進鑽出、雄心勃勃且業績不賴的理念販子」。布魯克斯這譏諷味的描述可能會逗人開心,但是就我們的目的而言實在是不夠的。私營部門動不動就提到「思想領袖」,然而卻沒有賦予它精確的含義。

就本書而言,思想領袖是知識福音的傳播者。思想領袖發展出自己用來詮釋世界的獨特視野,然後將這種世界觀傳給身邊的人。公共知識分子和思想領袖都在從事創造知識的行為,但是他們的風格和目的是不同的。公共知識分子對許多事情都足夠了解,因此可以指出知識界的假充內行。思想領袖知道一件大事,並相信自己的重要理念將改變世界。

表一說明兩種原型之間的差異。我們不妨借用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的說法:公共知識分子是狐狸,思想領袖是刺蝟。前者是懷疑論者,而後者是真正的信仰者。前者是批評家,後者是創作者。公共知識分子已準備就緒,願意並且有能力告訴你,其他人的世界觀有何錯誤。思想領袖則不顧一切要告訴你,他們的「遠大理念」(Big Idea)多麼正確。如果歐巴馬和川普算得上知識分子,那麼前者扮演的是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後者則是檯面上最厚顏喧鬧的思想領袖。

截圖_2020-09-02_下午3_52_50
Photo Credit: 麥田出版

公共知識分子和思想領袖並非完全不同。兩類知識分子在理念世界中流通互換。這兩類之間的二分法只是行事風格上的區別。在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場合裡,同一個人既可以充當公共知識分子,又可以充當思想領袖。正如柏林在他那篇有名的論文中所主張的那樣,過度強調其二分法並不妥當。不過他也指出,如果二分法真能反映實情,那這將「成為真正調查研究的一個起點」。將人區分為公共知識分子和思想領袖的作法有助於我們理解現代的理念市場。本書將論證的一個重點是:現代的理念市場能使所有知識分子獲利,但思想領袖受益的程度遠勝於其他知識分子。

為什麼會這樣呢?這是什麼意思?

如今正在發生的事情是:理念市場已經變成了理念市場。二十一世紀的公共領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龐大、更響亮、更有利可圖。公共領域的這場產業革命已經持續一段時間了。大衛.布魯克斯在十五年前即強調:知識分子階層不再像一九五○年代《黨派評論》(Partisan Review)的撰稿人那樣,與市場、社會或國家遠遠保持距離。美國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和英國的《前景》(Prospect)每年均會發表世界前一百名思想家的名單,有時會舉辦盛大的活動來公步這些名單。所舉辦之高級別的公開討論會以及巡迴演講使知識分子可以和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界的其他精英進行交流,這是半個世紀前無法想像的情況。

達沃斯(Davos)模式的「大創意」活動呈爆炸性的增長(例如TED、西南偏南、亞斯彭創意節〔Aspen Ideas Festival〕、米爾肯研究所全球會議〔Milken Institute’s Global Conference〕以及由《大西洋》雜誌社贊助的一系列活動)。這些活動吸引了「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思想家來滿足與會者的好奇心,此外,渴望傳播能引發爭論之觀點的平台、論壇和其他出路的數量也大幅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