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權的世紀角力》：要求知識分子自我制約，好像要求貓不要去捉老鼠似的

文：丹尼爾・德雷茲納（Daniel W. Drezner）

寫這樣一本書的危險是陷入懷舊觀點（也就是認為一切今非昔比）的陷阱。希望我已經清楚證明了現代理念市場所具有的明顯優勢。但是我也不想宣稱今日一切強過昨日。以前，理念市場較受人嬌寵，而且雖受一些限制，卻能對真正分歧的意見兼容並蓄。有時，歷經辯論之後，確實有人會改變自己的觀念立場。在現代的理念市場中，TED的演講雖已舉辦了一千場，但是每場結束都沒有討論，演講者似乎也沒有習慣相互傾聽，而聽眾也只選擇性地參加其中幾場。

在思考如何使現代理念市場運作得更好的問題上，我們可以列出三個重要的指導原則。首先，我們不能也不應設法回到過去。現代理念市場的某些面向是不可逆的，比方媒體平台的大幅成長是無法改變的事實。更重要的是，儘管理念市場有種種缺陷，但也有其顯著優點。過去那個權威人士高高在上、罕有兩極分化、不平等現象也比較少的世界聽起來似乎不錯，但在知識的層面上似乎也較平淡。假設理念市場可將權力交回守門人的手裡，那就會使思想領袖無法施展。如今所需要的是不同風格知識分子間的平衡關係，而非一個由公共知識分子主導的世界。

第二條準則是，在未來十年中，一些塑造現代理念市場的驅動力很可能會自我翻轉。對權威的信任度在幾年前創下歷史新低後，如今又稍有回升了。至少，很難看到不信任感再有上升的趨勢。也有一些新出現的證據表明，政治兩極分化的現象可能正在減弱。川普的崛起表明，保守派的正統路線將在共和黨內部面臨嚴重的問題。現在似乎還難遽下定論，但是黨派的對峙情況不可能一直都這麼明顯。就像歷史上一些「信條激情」（creedal passions）發作的浪潮一樣，終將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退。

何況，有些富裕的捐助者可能決定投入資金來改善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的處境。已有證據表明，以學習為動機而捐助理念市場的人正在減少。一些慈善資本家放棄了立即影響政治變革的努力，轉而投資於更傳統的區塊，以資助大學和智庫中的知識分子。其他人則開始資助傳統的公共知識分子，以求抵銷思想領袖的勢力。如果上述力量中的每一種都減弱了，那麼對理念的需求將維持在一定的高度，而這對於思想領袖而言就不那麼有利了。

可以導正現代理念市場弊端最有影響力的行為者還是傳統的非營利部門。大學和智庫都需要加倍努力來獲取來自外部的捐贈。捐贈的收入是兩類組織賴以確保知性自主的最佳方式。這也使這些機構減少了對痴迷於「影響力」之慈善資本家的仰賴。

大學和智庫也需要努力恢復其機構的聲譽。懷疑論者可能辯稱，他們的威望一旦降低了就永遠不可能恢復，但是我親眼見證的事實並非如此。在過去的兩年中，我加入了弗萊徹學院（Fletcher School）的團隊。該團隊獲得了卡內基公司的捐款，專注於縮小學院與政策之間的差距。為了善用這筆贈款，弗萊徹學院組建了一個跨學科的學者小組，重點研究政治正統性與決策者之間的關係。從那次經歷中我獲得的最重要啟發是：整個團隊所發揮的力量大於個別成員私下力量的總和。每個參與其中的學者在自己的學術領域中都享有很高的聲譽。

然而，一旦相互結合起來，學術界和政策界的受眾似乎就對弗萊徹學院的統合能力留下極深的印象。正如我的公共政策學校能夠利用其聲譽來發揮更大的影響力那樣，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喬治城大學、布魯金斯學會、傳統基金會等也應該辦得到。具有強勢大學和智庫的理念市場將成為賦予傳統公共知識分子更大力量的市場。如果慈善基金會能不要那麼強調即時影響，轉而關注長期投資，那麼它們也可能助長這一趨勢。保守的慈善事業最近幾十年之所以能取得更大的成就，恰恰是因為他們在給予捐助的時候表現更多耐心。

還可以採取一些小小步驟來確保外交政策界中能聽見更多批評的聲音。近年來，人們齊心協力，開展了更具包容性的外交政策對話（亦即不僅僅由白種人主導的對話）。大量研究表明，男性占據了那些最受矚目的發表管道。二○一一年的一項研究發現，《華爾街日報》的專欄文章出自女性之手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二十，而在《紐約時報》的專欄文章中，此一比例也僅為百分之二十三。二○一四年，智庫所有的主講人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是女性。同年，在所有星期天上午的脫口秀節目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受邀人是女性。諸如「專欄計畫」（Op-Ed Project）和「外交政策中斷」（Foreign Policy Interrupted）這樣的組織便是成立來宣傳和解決這些失衡問題的。

乍看之下，改善理念市場中種族和性別多樣性的問題似乎與本書所討論的內容沾不上邊。誰也無法保證種族或性別的多樣性可以促進更健全的知性辯論（當僅僅基於身分認同的論點勝於基於其他理論和證據的論點時尤其如此）。不過，擴大外交政策研討會的範圍是提供更多觀點的一種可行方式。如先不管別的因素，多樣性的提升將成為對超級巨星勢力的有效制衡。只要在各種知性對話的場合中導入更多不同的聲音，就可以促進更加公平的競爭。

如果結構性的因素澈底扭轉，或者大型組織進行自我改造，那將只是碰巧如此。然而，基於社會科學家的明顯背景，我實在很難認為這種現象會自然發生。這些改變需要時間。在那之前，我擔心未來會發生如下的事：現代理念市場的缺陷會抵銷一切好處。在本世紀這短短的一、二十年中，美國兩場最扣人心弦的政策災難首推二○○三年的伊拉克戰爭以及對於次貸危機的過慢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