滙豐銀行:昔日的「香港央行」能否繼續左右逢源,賺盡多邊紅利?

滙豐銀行:昔日的「香港央行」能否繼續左右逢源,賺盡多邊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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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滙豐銀行這個講求實力至上的香港傳奇,究竟能否繼續以中外聯絡人的身份左右逢源,賺盡多邊紅利,邁向世界。還是有如香港的命運,由國際化轉為中國化?

滙豐銀行近來成為了美中政治衝突之下的焦點之一,中方輿論指責滙豐為逃避美國的洗黑錢指控,參與「構陷」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同時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批評滙豐表態支持北京對香港直接立法,形容此舉為「政治與商業叩頭(卑躬屈膝)」。這間150多年來靠著作為中外橋樑,得以發展至全球的地方銀行,卻在全球化逐漸失色的今日從左右逢源變為左右為難。

1865年在香港開業的香港上海滙豐銀行(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由蘇格蘭人、香港黃埔船塢公司第一屆主席湯馬士・修打蘭(Sir Thomas Sutherland,1834-1922)成立,最初名為「香港上海滙理銀行」(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mpany Limited),後來於1881年改為現在的「香港上海滙豐銀行」,取「滙款豐裕」之意。

20世紀中葉,香港最大的企業都是英資公司,有四大洋行之稱的太古、怡和、和記黃埔、會德豐,以及中華電力和滙豐等,掌控了當時香港的經濟命脈。1973年前,四大洋行旗下的上市公司佔香港股市總市值的一半,而這些英資公司亦主導當時香港的政治面貌。歷史學家Jon Halliday曾經在New Left Review的〈Hong Kong: Britain's Chinese Colony〉一文提到:「這些企業的主腦或代理人處身殖民地的決策高位,擁有重大權力⋯⋯一小撮人操控了貨幣供應、股票交易所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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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前香港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顧汝德(Leo F. Goodstadt,1938-2020)所描述,滙豐早期有如其他英資公司一樣,有著通商港口文化,其害怕中國人的同時,又偏狹地假設外國公司有權長期主宰當地的經濟事務,也不太願意跟中國人直接通商,而偏向依賴買辦、中間人。在50年代,銀行會聘請本地的葡萄牙職員作翻譯和接待香港客戶,使得當行的外籍職員毋須接觸當地華人。而在60年代,滙豐亦如同怡和這類英資公司一樣,仍然偏好如信昌機械工程這類有上海背景的公司作為中間人以聯絡客戶。

即使如此,滙豐卻與其他英資公司有著顯著的文化差異。比起其他家族生意式的營運,進入滙豐毋須太多的特權,亦保留一定競爭性。即使是外籍職員,亦要靠自身表現獲取回報,如果業績不佳,他們的前景亦同遭影響。這和其他即使公司業績被華資超越,仍能獲得可觀財富的其他英資管理層相比,他們有更大誘因為公司謀求利潤。

二戰之後,香港製造業高速發展,而作為銀行,滙豐明白要滿足製造業的貸款需求,就要吸引大眾到銀行存款。即使滙豐早期避免提供分行服務,以免將權責下放至本地職員,到在60年代開始,亦不得不審慎推出分行制,並於1971年後迅速進軍大眾市場,而不再只是將業務放在外國人與富裕華人之上。

收購作為「華人」銀行的恆生,亦是展現到滙豐面對華商興起時的策略。1965年1月,香港爆發了有史以來第一次大型的銀行危機,多間銀行出現擠提,恒生銀行更在一日之內失去了8,000萬港元存款。當時推動本地化的滙豐行政人員R. G. L. Oliphant說服高層低價收購,並使風波平息。而滙豐成為最大的持股股東,取得銀行的控制權,但仍保持恒生銀行獨立運作,只派出四名代表加入董事局,並繼續保持原來的華人管理層,對業務不加插手。這不單除去當時香港本地銀行業最具威脅的對手,奠定其在香港銀行零售業的壟斷優勢,更能以恒生的名義,作為華商的角色與華人社會緊密往來,有利在香港拓展銀行網絡。

堅持殖民地文化和商埠遺風,導致大部分香港的英資公司敗於殖民地政府早期偏幫外商的方針轉變,以及華商逐漸認識世界而急起直追,而最終慘淡收場。相比起來,滙豐縱然可以大玩政治,以其金融地位支持英資公司,並拖華資企業的後腿,但它卻寧願擺脫英資公司固有形象,不管種族和文化因素,而只站在強者的一方。

例如之前得令恒生收購成功的桑達士爵士(Sir John Anthony Holt Saunders,1917-2002),不顧滙豐不貸款予航運公司的禁令,給予商人包玉剛建立航運王國所需的資金,其晉升為滙豐主席之後,仍不斷買入環球航運公司的股權,在最高時持有的比例接近50%。

而在1980年代怡和與包玉剛之間的九龍倉收購戰之間,滙豐亦寧願冒著殖民地政府的收購和合併委員會公開斥責的風險下,仍然支持後者,最終包玉剛得到李嘉誠以及滙豐的支持下收購成功。怡和其後因防止華商的收購,持續進行複雜的重組,但卻造成財政上的負擔,結果要將資產出售予李嘉誠等華商,並最終遷冊百慕達。

李嘉誠當時亦與滙豐關係匪淺,與時任滙豐銀行執行主席沈弼男爵(Baron Sandberg,1927-2017)建立良好的私人關係。1975年,曾經風光一時的和記國際因為當時的主席祈德尊爵士(Sir Douglas Clague,1917-1981)所行的投資方針失敗,以致過度擴張,引發和記系內各上市公司股價大幅貶值。

其遂召開股東大會,要求股東供股,但被滙豐所代表的股東否決。結果董事局最後被迫接受滙豐注資1.5億港元收購33.65%控股權的建議,祈德尊被迫下台,由滙豐接管,並逐漸重回正軌。四年後,滙豐再次展現其別於傳統英商的決斷作風,將怡和、太古以及英美多個財團拒之門外,反而將其以優惠條件售予李嘉誠。而往後李嘉誠亦不負信任,使和黃成為他的旗艦企業,業績遠超同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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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港英政府處理商業問題一向保守的關係,在香港英治最後10年前,仍然堅持19世紀的想法,認為應予私營機構執行中央銀行職能,所以即使50年代英國財政部施壓,要限制滙豐功能,以及1977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由政府直接履行中央銀行職責也好,殖民地政府亦予以拒絕。

所以,滙豐在英治結束的幾年前,仍能以「準央行」的身份爭取利潤。例如其他銀行暫時缺乏流動資金時,滙豐則會作為最終貸款者,但貸款只出於商業形式。滙豐亦作為各銀行之間的結算中心,令其可以自由運用銀行體制的盈餘,並對貨幣供應有重大的影響力。而港英政府因為害怕引入競爭而造成不穩,1965年至1978年停止發行新銀行牌照的同時,亦阻止外資銀行的分行擴充,而使得滙豐長期保持領導地位。後來受惠於中國改革開放,中國銀行及其姊妹銀行嘗試擴張業務,香港銀行體制才再次出現大變動。

80年代,香港由製造業轉變為服務業為先,其金融地位亦漸漸增強。國際金融機構在港逐漸擴張勢力的同時,對於滙豐長期作為結算中心而得到優勢的不滿銳增,港英政府亦逐漸顯示出管制貨幣政策與捍衛聯繫匯率的決心。1987年,當時新任的財政司翟克誠爵士(Sir Piers Jacobs,1933-1999)拒絕滙豐提出新建結算中心的提議。翌年,翟克誠推出新措施直接抗衡滙豐的結算特權,並賦予政府權力,確保所有市場參與者須遵守政府的貨幣政策。1992年,港英政府不再透過滙豐為短期流動資金不足的銀行提供支援,直接承擔責任。1993年,金融管理局成立,滙豐的「央行」角色正式告終。

英治結束後,滙豐與香港的特殊關係亦同樣結束。滙豐明白其特權消失的同時,亦決心由地方銀行轉變為具國際性的地方銀行。匯控1993年遷冊倫敦,並一直收購各地銀行,擴大歐洲、美洲等地的業務,但其在中國內地以及香港的亞洲業務,仍是其企業重心。2007年後業務一直走下坡,滙豐2015年亦提出未來發展主要將在亞洲區和中國內地,「擴大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上的領先地位」,只可惜這個如意算盤到現在未必再能打得響。

這個講求實力至上的香港傳奇,究竟能否繼續以中外聯絡人的身份左右逢源,賺盡多邊紅利,邁向世界。還是有如香港的命運,由國際化轉為中國化,成為真正的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相信結局顯而易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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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