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時代的社運】台灣有「網絡社會運動」嗎?(上):談野百合、野草莓與太陽花運動

【網絡時代的社運】台灣有「網絡社會運動」嗎?(上):談野百合、野草莓與太陽花運動
Photo Credit: Artemas Liu @Wikimedia Commons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太陽花運動沒有柯斯特在他國所見:發展出新的運動模式,而是沿襲「傳統模式」:我們有總指揮、有發言人群;我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接受總指揮、發言人們對運動形勢的判斷。為什麼我們沒有顛覆「傳統模式」呢?

文:莊程洋

許多國家都發生了網絡社會運動,台灣有跟上嗎?重探太陽花運動

許多文章認為太陽花運動是一場「網絡社會運動」,因為當時的參與者,用臉書作為宣傳、溝通與動員的工具,但作者曼威.柯司特卻提醒:「即使抗議會用到社群網絡,也會上街抗議,擾亂社會秩序,也不代表是網絡社會運動」。柯司特能這麼說,是因為他在《憤怒與希望:網際網絡時代的社會運動》裡,考察了2010年以後在世界各國發生的社會運動,才能歸納出一些判斷標準。

「太陽花運動是不是『網絡社會運動』?」這個問題,或許只對研究者有嚴肅意義,讓我們從一般人的角度來重新提問:「太陽花運動的經驗,跟柯司特在書中描繪的其他『網絡社會運動』相比,有什麼不一樣?」

筆者因為在太陽花運動前,就與太陽花運動的核心決策者們合作過,因此相互有一定的信任基礎,跟一般參與者相比,也較能深入觀察這群左右運動走向的人,如何主導運動。有幸獲邀撰稿,就藉此機會分享。

太陽花運動一點也不新

柯斯特整理了網絡社會運動的特徵:

  • 「占領運動將地方空間(即在一個特定區域)和流動空間(即在網際網路上)結合起來,成為一種新的空間形式。這場運動之所以特別的原因,就在於這種混合的空間形式。兩種少了任何一種,這場運動都無法運作。」(頁211)
  • 「占領群眾不希望在他們的實踐過程中,重蹈他們反對的制式民主或淪為個人領導崇拜。他們逐漸發展出新的組織模式。⋯⋯這個組織模式最重要的特點是:故意不設立正式的主導人。⋯⋯推翻了傳統上認為若沒有某種戰略指導或從上而下的權威,就無法推動任何社會政治進程的基本假設。」(頁222)

太陽花運動展開時,許多人因為知名行動者在臉書分享動態,得知運動的進展,而被召喚到現場。後來也因為知名行動者(例如當時已有知名度的林飛帆、陳為廷、魏揚、賴品妤等人)或團體(「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或「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等)持續在臉書更新動態,人們追蹤進而掌握運動進展。行動者的個人塗鴉牆或團體的粉絲頁,可以理解成柯斯特所說的「流動空間」,人們在某一則動態的留言串中,紛紛提出自己的意見或是感受,或是提出疑問。

不僅塗鴉牆的主人或粉絲頁的管理員會回應人們,互不相識的網友也會相互回應,會鼓勵,也會爭執。人們也在下班、下課後,分別往立法院周邊聚集,立法院附近街道就是「地方空間」。人們在自己的臉書塗鴉牆,或是在別人臉書動態的討論串裡,用文字或影像紀錄著自己在運動現場的遭遇,運動實況逐漸擴散到更多人的視野裡頭。

行動者的確透過臉書將廣大民眾拉進運動裡頭,成為運動的一份子。但太陽花運動至終卻無柯斯特在他國所見:發展出新的運動模式,而是沿襲「傳統」模式:我們有總指揮、有發言人群;我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接受總指揮、發言人們對運動形勢的判斷,遵循他們的指揮聚集或移動,從他們的口中得知向政府施壓的結果。在總指揮宣布退場時,我們當中絕大部分的人不認識彼此,但我們會記住總指揮與發言人們的面孔與姓名。

為什麼我們不像其他國家的抗議者一樣,去顛覆「傳統模式」呢?

我無法代替其他人回答這個問題,實際上並非無人挑戰「傳統模式」,例如自稱是「賤民解放區」的民眾發布了「賤民解放區宣言」,質疑:

「雖然我們積極現/獻身,我們卻沒有參與共同決議的權利/力,使得這場運動看似集體共享,實際上所有事情卻還是一如往常地透過少數決策者來領導、發落」

或是自稱為「二樓奴工區」的參與者發布了「二樓奴工區退場聲明」,表達自己「被迫退場」:

「退場的決議,並不是所有工作人員,甚至群眾的共識。⋯⋯這種過去不信任群眾、不把權力交給群眾,在退場時卻假裝權力平等的方式。我們無法認同。」(二樓奴工退場聲明)

但以上兩者並無引起廣大參與者的共鳴,因此無法「顛覆傳統」。其實「賤民」與「奴工」當中的積極參與者,可能也是社會運動工作者,或某一社會議題的深度參與者。他們與柯斯特書中所述的運動者一樣,提醒自己「不能擅自為運動做重大決定」,並認為這應該是「被群眾接納的前提」。但顯然當時絕大多數的參與者,並不認為這是運動的重要前提,仍將代表權、發言權與決策權交給決策核心。時至今日,有多少參與者認為當時的運作模式不好?退一步言,或許大多數參與者根本不知道運動如何運作起來。

太陽花運動雖然開創了新的政治局勢,但其實並沒有創造新的政治模式,僅能再度「生成」(複製)之前的模式。但「傳統」模式到底是什麼?

太陽花運動還是出現了「總指揮」、「發言人」、「召集人」、「學運五虎將」或是「三娘」等等由媒體冠名的領袖人物。雖然在行動之前,這群人當中,並沒有哪一個人是「領袖」,能夠全權決定要去占領立法院。但在行政院議場遭占領後不久,《蘋果日報》報導「陳為廷林飛帆帶頭」,將陳、林兩人標示成運動領袖,他們就被大眾認做太陽花運動的總指揮了。

就筆者觀察,當時親近陳、林兩人的學生與社運工作者們,對此並未認為不妥,反而希望自己能夠影響兩人的判斷與決定,讓運動朝著自己期待的方向發展。江偉華導演的紀錄片《街頭》就直白地描繪此過程。陳、林期待自己能讓決策核心產生共識,具體目標是讓每天例行的決策會議產出一個能夠持續向政府施壓、且讓社會大眾繼續支持運動的行動方案。但時常沒有共識,例行的決策會議也並不一定有具體結論,反而決策者之間不時產生摩擦,甚至產生無法和解的衝突。

太陽花運動的「決策核心」,涵括了早已深度參與其他社會議題的學生、專職或兼職社會運動工作者及學者。「決策核心」的誕生,就是太陽花運動延續「傳統」的表現,這是繼承「野百合運動」的「傳統」:嘗試區隔決策核心及群眾。在野百合學運時,以「是否有學生身份」做為人們能否參與決策的依據,自然核心決策者都是學生,再發展出以「跨校聯盟」為基礎的決策模式。但二十多年後的太陽花學運,根本不可能再以同樣標準去決定誰能成為決策核心的一份子。畢竟在太陽花運動之前,學生、社運工作者、學者間早已結識,也相互信任。

事實上,「占領立法院」就是在幾位學生、社運工作者及學者之間的往復討論中定案,並相互約定、多方連繫、同時完成各自承擔的任務。隨著占領態勢底定,大量群眾日日聚集,各種挑戰接踵而來。這群學生、社運工作者及學者們,為了將占領現場運作起來,未假思索地就形成「決策核心」。

這個「決策核心」不是任一人就能加入,而是最初發動太陽花運動的行動者們,依賴著對各自投入社會運動的肯定及信任(或許可以稱為「革命情誼」),默認各自擁有進入決策核心的資格;但如果是自己不認識的人,若受到自己肯定及信任的人或團體的引薦,也就不會提出異議,除非對方過去曾有爭議行為或發言,將使當前運動承受可預見的風險(例如此人過去曾經洩漏關鍵訊息)。最終,似乎就自然地出現一群決策核心,而當中幾個人就成為「決策小組」的一份子。

林飛帆
Photo Credit: Artemas Liu @Flickr CC BY SA 2.0

「領導-被領導」的權力關係

依賴「革命情誼」而組織起來的運動,當然會有其侷限。在台灣,絕大多數的行動者只停留在某一區域,經營某一個議題,並與某一群人合作。當時機一到,行動者就會邀請過去曾合作過並保有信任基礎、平日或有交流故能掌握身心狀態的對象,最後能夠信任及邀集合作的人又更少了。

反服貿運動的主要行動者,主要就是以「大台北地區」、「投入主權相關議題」、「擁有學運社團或社會人文科系的大學」、身份可能是「學生、學者及社運工作者」,帶有以上特徵的積極行動者,這些人後來就成為太陽花運動的決策核心。筆者雖身在南部,但也因為認識多位身在北部的社運工作者與學生,也才能在占領運動仍未明朗時,就有機會與未來的決策核心合作,而在三一八與三二三時承擔某項任務。

因此,平日就不會遇到行動者的民眾,當然就不會有機會進入太陽花運動的決策圈。而且不只是民眾,甚至連中南部地區、或是投入其他與「主權」較低關聯議題的社運工作者或是積極的行動者,也沒有機會被納入決策核心當中。太陽花運動占領的第一週,筆者就目睹中、南部的學運社團學生與投入其他社會議題的社運工作者,就沒有被邀請進入決策核心;當然,如果決策核心原本就不認識的其他社運工作者,也就與一般民眾一樣沒有進入決策核心的機會。

太陽花運動過程中,還是有人會質疑「為什麼這群人是決策核心」,「賤民解放區」與「二樓奴工」就是兩例,而「社科院學生」更採取行動嘗試去成為決策核心。為了主導占領現場的秩序,他們先是嘗試「接管」現場的事務性工作,後來為了讓群眾接受他們的領導,所以決意全面占領立法院,因此謀劃「快閃行政院」行動,誘使警方將人員往行政院調度。但這也只是讓另一群具有「革命情誼」的行動者,去替代原本決策核心的嘗試罷了,並未擺脫「傳統」思維,仍無思考如何讓更多民眾一同去決定運動走向。

人們共事必然會出現「領導-被領導」的權力關係,但因為社會發展的歷史不同,權力關係如何形成與如何運作,就有不同樣貌。西班牙的社會運動者與台灣的社會運動者相較,更在意運動現場的權力關係應該如何形成與運作。但因為柯斯特並沒有描述在網絡社會運動發生之前的社會運動,我們無從得知以前西班牙的大型社會運動是不是與台灣一樣:有某一群人「自然而然」的成為運動決策核心而領導運動,大多數人被動跟隨;只知道在網絡社會運動出現時,他們認為應該「直接挑戰『應該要有人幫我處理這件事』的傳統思維」,因為:

「即使在下一次大選中通過了某些提案,問題也不會解決。他們知道真正的改革之路非常長遠。首先必須捨棄目前使用的系統,然後提高民眾的政治意識,增進公民的參與,才能重新打造一個足以表達民眾意志的新制度。」(頁163)

所以他們反省過去的實踐,堅持平等與民主的價值,發展出新的社會運動模式。而台灣,則是以核心決策者提出的目標為運動優先目標,其他目標皆為次要,甚至不重要。

陳舊的太陽花運動

太陽花運動循著「傳統」,「自然地」排除了更多人參與決策,但這些深度參與其他社會議題的學生、專職或兼職社會運動工作者及學者,並不是無視這些質疑,毋寧這麼說:他們嘗試過,但是失敗了,而在這次「太陽花運動」裡,他們寧願回歸保守。

這次主導太陽花運動的人裡頭,某些人參與過多年前的野草莓運動。野草莓運動也被認為是網絡社會運動,與太陽花運動相較,確實更接近柯斯特所述的網絡社會運動。人們不僅透過網路交流訊息,並且在台灣多個城市的公共空間定點集會。與十八年前的野百合運動一樣,大量互不認識的人聚集起來(雖然全台灣的參與者並非集中在自由廣場,但聚集在各地公共空間的人數也至少百人以上)。

但與野百合不同之處在於,不比野百合當時已有跨校際的學生運動社團網絡,野草莓運動之前,不僅沒有跨校際的學生運動社團網絡,而且除了少數擁有人文社會科系的學校以外,大多數學校根本沒有學生運動社團。這使野草莓運動的參與者們,須與全然陌生的其他人,嘗試創造一個決策模式。

使用網絡工具傳播訊息的野草莓運動,召喚出大量素不相識的參與者,不像過去,運動中的某些參與者,可能是由組織動員而來,參與者之間或許早有信任,因此也有相互代表的默契,但面對眾多初識且無信任基礎的他人,人們通常不願意貿然代表對方發言,「沒有人可以代表任何人」的運動原則也就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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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笨笨的小B CC BY-SA 2.0
野草沒運動的第一天的靜坐場面。

野草莓運動的時間壓力

面對新型態的運動,野草莓運動的參與者不一定知道野百合運動如何產生決策核心,但仍以「有學生身分」認定參與者有參與決策的資格。雖然藉由「身份認定」減少參與決策的人數,希望能更有效率地做出決策,但在「沒有人可以代表任何人」的原則前,參與者直覺地否定了「領導-被領導」的權力關係,進而放棄野百合運動時透過「選舉代表再共同決策」的方式,這使野草莓運動:「在極其扁平化的組織中,決策不斷被無邊界的群眾推翻,運動進程與目標也不斷修正。」

就算參與者嘗試去產生決策,他們仍遭遇:「一次又一次的內鬥式的辯論」,一直到運動退場前仍無產生穩定的決策模式。

為什麼直至運動退場仍未產生穩定的決策機制?放棄「選舉代表再共同決策」的方式,看似是從「領導-被領導」的權力關係中解脫,卻得在每一個人都有公平發言機會的情況下,為了凝聚共識,而讓討論十足漫長。而且野草莓的參與者們參考野百合運動的歷史經驗,希望能夠儘快形成官民兩造都能接受的訴求,以讓局面「見好就收」:

  • 「對於沒有大型群眾經驗的學生而言,要在有限時間內處理廣場學生們的意見本來就很困難,加上缺乏情資網路幫助判斷,自然會萌生『見好就收』的念頭。」
  • 「誰也不願意擔上『冒進』的歷史責任,且一旦發生不可預測之衝突,『求穩定中改革』的社會輿論,恐怕不會跟學生站在同一陣線。」

因此野草莓運動的參與者其實不樂見漫長的討論,「公平發言」與「見好就收」的行動原則隱然對立起來,「每個人都能充分表達自身意見」與「取得戰果儘速退場的預期心理」,兩相拉扯讓「時間」成為參與者的壓力。參與者自然萌生「自己不支持的看法聽一秒都嫌多」或「自己支持的意見最好馬上成為共識」的心情。這種討論氛圍,讓參與者容易去選擇自己熟悉的老方法:「不同意見領袖間私下合縱連橫的動員串連」,意圖引導討論方向、影響會議結論,形成共識。

當討論的首要目標是提出一個參與者們能接受、社會大眾會支持、政府可能會妥協的訴求,然後想辦法讓政府說「好,我同意」,狡黠的政府自然樂得輕鬆,因為這代表抗爭終究會平息,不會擴大。且當「時間」對參與者造成心理壓力,會讓行動者更容易妥協,甚至自行退場。野草莓運動就是在訴求皆未達成的局面下退場,雖然已經占領了一個月,但因為當時的參與者們並未認清且接納網絡社會運動的嶄新本質,以致於膨脹的人數與漫長的討論,對參與者來說是一場夢靨,而非與所有參與者一同催生新型態的政治模式。

這與西方網絡社會運動參與者的思惟完全不同,在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所有人組成「總大會」決策所有事情,會議的參與者形成群眾壓力,避免有人利用會議宣傳自己的意識形態。但堅持採取共識決,就會有些人死守自己預先設定的立場,因此運動群眾設置好幾個委員會,根據總大會決議的方向,各自制訂具體的執行方案。某些委員會負責解決運動現場的群眾需求;某些委員會負責處理各種議題,將意見進一步發展為提案,呈交總大會討論;還有某些委員會的任務是籌劃行動。這些委員會的存亡,取決於運動的演變。

「運動重要的是過程,不是產物。事實上,運動的過程本身就是產物。這不是說運動最後是否能帶來一個新社會並不重要,而是說這個新社會不能用一張事先畫好的藍圖去打造,必須在過程之中自己生成。這才是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改革方法:我們不再需要事先設定目標,只要靠每個成員交換溝通彼此的經驗,就能改變社會。」(頁183)

大多數野草莓運動的參與者 ,與其他國家的抗議者一樣,由於曾親炙或是見證某種壓迫,因此當他們從網路上發現改革的可能性,降臨在占領某一公共空間的人群中時 ,他們就會帶著自己對社會的理解與改善的策略前來參與,希望能貢獻一己之力。

若當時野草莓運動的參與者,能認清與接納網絡社會運動的嶄新本質(但是否對當時也才二十歲上下的學生太過苛求?),不將「見好就收」視為運動的根本指導原則,讓參與者從「必須取得戰果以讓運動落幕」的心理壓力下掙脫,時間就不再對參與者是種壓力,而或許成為助力,選擇優先接納運動的複雜性,而不是降低運動的複雜性,不採取降低複雜性的策略:「劃定參與者的界線、穩定決策機制、澄清各路來者的目的以定位運動。」或許決策核心與其他參與者,將共同見證「運動典範」的轉移:

「運動的群眾認為這場運動中最重要的思維轉變,就是出現這種不追求生產力的想法。他們願意用緩慢的方式來推動變革,因為緩慢是一種美德,讓人有時間反省,有時間糾正自己的錯誤,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看著新世界的芽從舊世界中逐漸崛起。 」(頁184)

延伸閱讀

  1. EP01 憤怒與希望專題|莊程洋:身為臺灣人,不可能迴避政治參與
  2. EP02 憤怒與希望專題|江旻諺:受苦的經歷讓香港人有共同體的想像(上線時間: 10/8早上10:00)
  3. EP03 憤怒與希望專題|蔡亞涵:其實你不用這麼辛苦,才能說出自己想說的(上線時間:10/15早上10:00)

本文獲南方家園出版社授權刊載,標題由關鍵評論網編輯所擬。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