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時代的社運】台灣有「網絡社會運動」嗎?(上):談野百合、野草莓與太陽花運動

【網絡時代的社運】台灣有「網絡社會運動」嗎?(上):談野百合、野草莓與太陽花運動
Photo Credit: Artemas Liu @Wikimedia Commons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太陽花運動沒有柯斯特在他國所見:發展出新的運動模式,而是沿襲「傳統模式」:我們有總指揮、有發言人群;我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接受總指揮、發言人們對運動形勢的判斷。為什麼我們沒有顛覆「傳統模式」呢?

文:莊程洋

許多國家都發生了網絡社會運動,台灣有跟上嗎?重探太陽花運動

許多文章認為太陽花運動是一場「網絡社會運動」,因為當時的參與者,用臉書作為宣傳、溝通與動員的工具,但作者曼威.柯司特卻提醒:「即使抗議會用到社群網絡,也會上街抗議,擾亂社會秩序,也不代表是網絡社會運動」。柯司特能這麼說,是因為他在《憤怒與希望:網際網絡時代的社會運動》裡,考察了2010年以後在世界各國發生的社會運動,才能歸納出一些判斷標準。

「太陽花運動是不是『網絡社會運動』?」這個問題,或許只對研究者有嚴肅意義,讓我們從一般人的角度來重新提問:「太陽花運動的經驗,跟柯司特在書中描繪的其他『網絡社會運動』相比,有什麼不一樣?」

筆者因為在太陽花運動前,就與太陽花運動的核心決策者們合作過,因此相互有一定的信任基礎,跟一般參與者相比,也較能深入觀察這群左右運動走向的人,如何主導運動。有幸獲邀撰稿,就藉此機會分享。

太陽花運動一點也不新

柯斯特整理了網絡社會運動的特徵:

  • 「占領運動將地方空間(即在一個特定區域)和流動空間(即在網際網路上)結合起來,成為一種新的空間形式。這場運動之所以特別的原因,就在於這種混合的空間形式。兩種少了任何一種,這場運動都無法運作。」(頁211)
  • 「占領群眾不希望在他們的實踐過程中,重蹈他們反對的制式民主或淪為個人領導崇拜。他們逐漸發展出新的組織模式。⋯⋯這個組織模式最重要的特點是:故意不設立正式的主導人。⋯⋯推翻了傳統上認為若沒有某種戰略指導或從上而下的權威,就無法推動任何社會政治進程的基本假設。」(頁222)

太陽花運動展開時,許多人因為知名行動者在臉書分享動態,得知運動的進展,而被召喚到現場。後來也因為知名行動者(例如當時已有知名度的林飛帆、陳為廷、魏揚、賴品妤等人)或團體(「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或「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等)持續在臉書更新動態,人們追蹤進而掌握運動進展。行動者的個人塗鴉牆或團體的粉絲頁,可以理解成柯斯特所說的「流動空間」,人們在某一則動態的留言串中,紛紛提出自己的意見或是感受,或是提出疑問。

不僅塗鴉牆的主人或粉絲頁的管理員會回應人們,互不相識的網友也會相互回應,會鼓勵,也會爭執。人們也在下班、下課後,分別往立法院周邊聚集,立法院附近街道就是「地方空間」。人們在自己的臉書塗鴉牆,或是在別人臉書動態的討論串裡,用文字或影像紀錄著自己在運動現場的遭遇,運動實況逐漸擴散到更多人的視野裡頭。

行動者的確透過臉書將廣大民眾拉進運動裡頭,成為運動的一份子。但太陽花運動至終卻無柯斯特在他國所見:發展出新的運動模式,而是沿襲「傳統」模式:我們有總指揮、有發言人群;我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接受總指揮、發言人們對運動形勢的判斷,遵循他們的指揮聚集或移動,從他們的口中得知向政府施壓的結果。在總指揮宣布退場時,我們當中絕大部分的人不認識彼此,但我們會記住總指揮與發言人們的面孔與姓名。

為什麼我們不像其他國家的抗議者一樣,去顛覆「傳統模式」呢?

我無法代替其他人回答這個問題,實際上並非無人挑戰「傳統模式」,例如自稱是「賤民解放區」的民眾發布了「賤民解放區宣言」,質疑:

「雖然我們積極現/獻身,我們卻沒有參與共同決議的權利/力,使得這場運動看似集體共享,實際上所有事情卻還是一如往常地透過少數決策者來領導、發落」

或是自稱為「二樓奴工區」的參與者發布了「二樓奴工區退場聲明」,表達自己「被迫退場」:

「退場的決議,並不是所有工作人員,甚至群眾的共識。⋯⋯這種過去不信任群眾、不把權力交給群眾,在退場時卻假裝權力平等的方式。我們無法認同。」(二樓奴工退場聲明)

但以上兩者並無引起廣大參與者的共鳴,因此無法「顛覆傳統」。其實「賤民」與「奴工」當中的積極參與者,可能也是社會運動工作者,或某一社會議題的深度參與者。他們與柯斯特書中所述的運動者一樣,提醒自己「不能擅自為運動做重大決定」,並認為這應該是「被群眾接納的前提」。但顯然當時絕大多數的參與者,並不認為這是運動的重要前提,仍將代表權、發言權與決策權交給決策核心。時至今日,有多少參與者認為當時的運作模式不好?退一步言,或許大多數參與者根本不知道運動如何運作起來。

太陽花運動雖然開創了新的政治局勢,但其實並沒有創造新的政治模式,僅能再度「生成」(複製)之前的模式。但「傳統」模式到底是什麼?

太陽花運動還是出現了「總指揮」、「發言人」、「召集人」、「學運五虎將」或是「三娘」等等由媒體冠名的領袖人物。雖然在行動之前,這群人當中,並沒有哪一個人是「領袖」,能夠全權決定要去占領立法院。但在行政院議場遭占領後不久,《蘋果日報》報導「陳為廷林飛帆帶頭」,將陳、林兩人標示成運動領袖,他們就被大眾認做太陽花運動的總指揮了。

就筆者觀察,當時親近陳、林兩人的學生與社運工作者們,對此並未認為不妥,反而希望自己能夠影響兩人的判斷與決定,讓運動朝著自己期待的方向發展。江偉華導演的紀錄片《街頭》就直白地描繪此過程。陳、林期待自己能讓決策核心產生共識,具體目標是讓每天例行的決策會議產出一個能夠持續向政府施壓、且讓社會大眾繼續支持運動的行動方案。但時常沒有共識,例行的決策會議也並不一定有具體結論,反而決策者之間不時產生摩擦,甚至產生無法和解的衝突。

太陽花運動的「決策核心」,涵括了早已深度參與其他社會議題的學生、專職或兼職社會運動工作者及學者。「決策核心」的誕生,就是太陽花運動延續「傳統」的表現,這是繼承「野百合運動」的「傳統」:嘗試區隔決策核心及群眾。在野百合學運時,以「是否有學生身份」做為人們能否參與決策的依據,自然核心決策者都是學生,再發展出以「跨校聯盟」為基礎的決策模式。但二十多年後的太陽花學運,根本不可能再以同樣標準去決定誰能成為決策核心的一份子。畢竟在太陽花運動之前,學生、社運工作者、學者間早已結識,也相互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