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時代的社運】台灣有「網絡社會運動」嗎？（上）：談野百合、野草莓與太陽花運動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太陽花運動沒有柯斯特在他國所見：發展出新的運動模式，而是沿襲「傳統模式」：我們有總指揮、有發言人群；我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接受總指揮、發言人們對運動形勢的判斷。為什麼我們沒有顛覆「傳統模式」呢？
文：莊程洋
許多國家都發生了網絡社會運動，台灣有跟上嗎？重探太陽花運動
許多文章認為太陽花運動是一場「網絡社會運動」，因為當時的參與者，用臉書作為宣傳、溝通與動員的工具，但作者曼威．柯司特卻提醒：「即使抗議會用到社群網絡，也會上街抗議，擾亂社會秩序，也不代表是網絡社會運動」。柯司特能這麼說，是因為他在《憤怒與希望：網際網絡時代的社會運動》裡，考察了2010年以後在世界各國發生的社會運動，才能歸納出一些判斷標準。
「太陽花運動是不是『網絡社會運動』？」這個問題，或許只對研究者有嚴肅意義，讓我們從一般人的角度來重新提問：「太陽花運動的經驗，跟柯司特在書中描繪的其他『網絡社會運動』相比，有什麼不一樣？」
筆者因為在太陽花運動前，就與太陽花運動的核心決策者們合作過，因此相互有一定的信任基礎，跟一般參與者相比，也較能深入觀察這群左右運動走向的人，如何主導運動。有幸獲邀撰稿，就藉此機會分享。
太陽花運動一點也不新
柯斯特整理了網絡社會運動的特徵：
- 「占領運動將地方空間（即在一個特定區域）和流動空間（即在網際網路上）結合起來，成為一種新的空間形式。這場運動之所以特別的原因，就在於這種混合的空間形式。兩種少了任何一種，這場運動都無法運作。」（頁211）
- 「占領群眾不希望在他們的實踐過程中，重蹈他們反對的制式民主或淪為個人領導崇拜。他們逐漸發展出新的組織模式。⋯⋯這個組織模式最重要的特點是：故意不設立正式的主導人。⋯⋯推翻了傳統上認為若沒有某種戰略指導或從上而下的權威，就無法推動任何社會政治進程的基本假設。」（頁222）
太陽花運動展開時，許多人因為知名行動者在臉書分享動態，得知運動的進展，而被召喚到現場。後來也因為知名行動者（例如當時已有知名度的林飛帆、陳為廷、魏揚、賴品妤等人）或團體（「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或「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等）持續在臉書更新動態，人們追蹤進而掌握運動進展。行動者的個人塗鴉牆或團體的粉絲頁，可以理解成柯斯特所說的「流動空間」，人們在某一則動態的留言串中，紛紛提出自己的意見或是感受，或是提出疑問。
不僅塗鴉牆的主人或粉絲頁的管理員會回應人們，互不相識的網友也會相互回應，會鼓勵，也會爭執。人們也在下班、下課後，分別往立法院周邊聚集，立法院附近街道就是「地方空間」。人們在自己的臉書塗鴉牆，或是在別人臉書動態的討論串裡，用文字或影像紀錄著自己在運動現場的遭遇，運動實況逐漸擴散到更多人的視野裡頭。
行動者的確透過臉書將廣大民眾拉進運動裡頭，成為運動的一份子。但太陽花運動至終卻無柯斯特在他國所見：發展出新的運動模式，而是沿襲「傳統」模式：我們有總指揮、有發言人群；我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接受總指揮、發言人們對運動形勢的判斷，遵循他們的指揮聚集或移動，從他們的口中得知向政府施壓的結果。在總指揮宣布退場時，我們當中絕大部分的人不認識彼此，但我們會記住總指揮與發言人們的面孔與姓名。
為什麼我們不像其他國家的抗議者一樣，去顛覆「傳統模式」呢？
我無法代替其他人回答這個問題，實際上並非無人挑戰「傳統模式」，例如自稱是「賤民解放區」的民眾發布了「賤民解放區宣言」，質疑：
「雖然我們積極現／獻身，我們卻沒有參與共同決議的權利／力，使得這場運動看似集體共享，實際上所有事情卻還是一如往常地透過少數決策者來領導、發落」
或是自稱為「二樓奴工區」的參與者發布了「二樓奴工區退場聲明」，表達自己「被迫退場」：
「退場的決議，並不是所有工作人員，甚至群眾的共識。⋯⋯這種過去不信任群眾、不把權力交給群眾，在退場時卻假裝權力平等的方式。我們無法認同。」（二樓奴工退場聲明）
但以上兩者並無引起廣大參與者的共鳴，因此無法「顛覆傳統」。其實「賤民」與「奴工」當中的積極參與者，可能也是社會運動工作者，或某一社會議題的深度參與者。他們與柯斯特書中所述的運動者一樣，提醒自己「不能擅自為運動做重大決定」，並認為這應該是「被群眾接納的前提」。但顯然當時絕大多數的參與者，並不認為這是運動的重要前提，仍將代表權、發言權與決策權交給決策核心。時至今日，有多少參與者認為當時的運作模式不好？退一步言，或許大多數參與者根本不知道運動如何運作起來。
太陽花運動雖然開創了新的政治局勢，但其實並沒有創造新的政治模式，僅能再度「生成」（複製）之前的模式。但「傳統」模式到底是什麼？
太陽花運動還是出現了「總指揮」、「發言人」、「召集人」、「學運五虎將」或是「三娘」等等由媒體冠名的領袖人物。雖然在行動之前，這群人當中，並沒有哪一個人是「領袖」，能夠全權決定要去占領立法院。但在行政院議場遭占領後不久，《蘋果日報》報導「陳為廷林飛帆帶頭」，將陳、林兩人標示成運動領袖，他們就被大眾認做太陽花運動的總指揮了。
就筆者觀察，當時親近陳、林兩人的學生與社運工作者們，對此並未認為不妥，反而希望自己能夠影響兩人的判斷與決定，讓運動朝著自己期待的方向發展。江偉華導演的紀錄片《街頭》就直白地描繪此過程。陳、林期待自己能讓決策核心產生共識，具體目標是讓每天例行的決策會議產出一個能夠持續向政府施壓、且讓社會大眾繼續支持運動的行動方案。但時常沒有共識，例行的決策會議也並不一定有具體結論，反而決策者之間不時產生摩擦，甚至產生無法和解的衝突。
太陽花運動的「決策核心」，涵括了早已深度參與其他社會議題的學生、專職或兼職社會運動工作者及學者。「決策核心」的誕生，就是太陽花運動延續「傳統」的表現，這是繼承「野百合運動」的「傳統」：嘗試區隔決策核心及群眾。在野百合學運時，以「是否有學生身份」做為人們能否參與決策的依據，自然核心決策者都是學生，再發展出以「跨校聯盟」為基礎的決策模式。但二十多年後的太陽花學運，根本不可能再以同樣標準去決定誰能成為決策核心的一份子。畢竟在太陽花運動之前，學生、社運工作者、學者間早已結識，也相互信任。
事實上，「占領立法院」就是在幾位學生、社運工作者及學者之間的往復討論中定案，並相互約定、多方連繫、同時完成各自承擔的任務。隨著占領態勢底定，大量群眾日日聚集，各種挑戰接踵而來。這群學生、社運工作者及學者們，為了將占領現場運作起來，未假思索地就形成「決策核心」。
這個「決策核心」不是任一人就能加入，而是最初發動太陽花運動的行動者們，依賴著對各自投入社會運動的肯定及信任（或許可以稱為「革命情誼」），默認各自擁有進入決策核心的資格；但如果是自己不認識的人，若受到自己肯定及信任的人或團體的引薦，也就不會提出異議，除非對方過去曾有爭議行為或發言，將使當前運動承受可預見的風險（例如此人過去曾經洩漏關鍵訊息）。最終，似乎就自然地出現一群決策核心，而當中幾個人就成為「決策小組」的一份子。
「領導－被領導」的權力關係
依賴「革命情誼」而組織起來的運動，當然會有其侷限。在台灣，絕大多數的行動者只停留在某一區域，經營某一個議題，並與某一群人合作。當時機一到，行動者就會邀請過去曾合作過並保有信任基礎、平日或有交流故能掌握身心狀態的對象，最後能夠信任及邀集合作的人又更少了。
反服貿運動的主要行動者，主要就是以「大台北地區」、「投入主權相關議題」、「擁有學運社團或社會人文科系的大學」、身份可能是「學生、學者及社運工作者」，帶有以上特徵的積極行動者，這些人後來就成為太陽花運動的決策核心。筆者雖身在南部，但也因為認識多位身在北部的社運工作者與學生，也才能在占領運動仍未明朗時，就有機會與未來的決策核心合作，而在三一八與三二三時承擔某項任務。
因此，平日就不會遇到行動者的民眾，當然就不會有機會進入太陽花運動的決策圈。而且不只是民眾，甚至連中南部地區、或是投入其他與「主權」較低關聯議題的社運工作者或是積極的行動者，也沒有機會被納入決策核心當中。太陽花運動占領的第一週，筆者就目睹中、南部的學運社團學生與投入其他社會議題的社運工作者，就沒有被邀請進入決策核心；當然，如果決策核心原本就不認識的其他社運工作者，也就與一般民眾一樣沒有進入決策核心的機會。
太陽花運動過程中，還是有人會質疑「為什麼這群人是決策核心」，「賤民解放區」與「二樓奴工」就是兩例，而「社科院學生」更採取行動嘗試去成為決策核心。為了主導占領現場的秩序，他們先是嘗試「接管」現場的事務性工作，後來為了讓群眾接受他們的領導，所以決意全面占領立法院，因此謀劃「快閃行政院」行動，誘使警方將人員往行政院調度。但這也只是讓另一群具有「革命情誼」的行動者，去替代原本決策核心的嘗試罷了，並未擺脫「傳統」思維，仍無思考如何讓更多民眾一同去決定運動走向。
人們共事必然會出現「領導－被領導」的權力關係，但因為社會發展的歷史不同，權力關係如何形成與如何運作，就有不同樣貌。西班牙的社會運動者與台灣的社會運動者相較，更在意運動現場的權力關係應該如何形成與運作。但因為柯斯特並沒有描述在網絡社會運動發生之前的社會運動，我們無從得知以前西班牙的大型社會運動是不是與台灣一樣：有某一群人「自然而然」的成為運動決策核心而領導運動，大多數人被動跟隨；只知道在網絡社會運動出現時，他們認為應該「直接挑戰『應該要有人幫我處理這件事』的傳統思維」，因為：
「即使在下一次大選中通過了某些提案，問題也不會解決。他們知道真正的改革之路非常長遠。首先必須捨棄目前使用的系統，然後提高民眾的政治意識，增進公民的參與，才能重新打造一個足以表達民眾意志的新制度。」（頁163）
所以他們反省過去的實踐，堅持平等與民主的價值，發展出新的社會運動模式。而台灣，則是以核心決策者提出的目標為運動優先目標，其他目標皆為次要，甚至不重要。
陳舊的太陽花運動
太陽花運動循著「傳統」，「自然地」排除了更多人參與決策，但這些深度參與其他社會議題的學生、專職或兼職社會運動工作者及學者，並不是無視這些質疑，毋寧這麼說：他們嘗試過，但是失敗了，而在這次「太陽花運動」裡，他們寧願回歸保守。
這次主導太陽花運動的人裡頭，某些人參與過多年前的野草莓運動。野草莓運動也被認為是網絡社會運動，與太陽花運動相較，確實更接近柯斯特所述的網絡社會運動。人們不僅透過網路交流訊息，並且在台灣多個城市的公共空間定點集會。與十八年前的野百合運動一樣，大量互不認識的人聚集起來（雖然全台灣的參與者並非集中在自由廣場，但聚集在各地公共空間的人數也至少百人以上）。
但與野百合不同之處在於，不比野百合當時已有跨校際的學生運動社團網絡，野草莓運動之前，不僅沒有跨校際的學生運動社團網絡，而且除了少數擁有人文社會科系的學校以外，大多數學校根本沒有學生運動社團。這使野草莓運動的參與者們，須與全然陌生的其他人，嘗試創造一個決策模式。
使用網絡工具傳播訊息的野草莓運動，召喚出大量素不相識的參與者，不像過去，運動中的某些參與者，可能是由組織動員而來，參與者之間或許早有信任，因此也有相互代表的默契，但面對眾多初識且無信任基礎的他人，人們通常不願意貿然代表對方發言，「沒有人可以代表任何人」的運動原則也就浮現。
野草莓運動的時間壓力
面對新型態的運動，野草莓運動的參與者不一定知道野百合運動如何產生決策核心，但仍以「有學生身分」認定參與者有參與決策的資格。雖然藉由「身份認定」減少參與決策的人數，希望能更有效率地做出決策，但在「沒有人可以代表任何人」的原則前，參與者直覺地否定了「領導－被領導」的權力關係，進而放棄野百合運動時透過「選舉代表再共同決策」的方式，這使野草莓運動：「在極其扁平化的組織中，決策不斷被無邊界的群眾推翻，運動進程與目標也不斷修正。」
就算參與者嘗試去產生決策，他們仍遭遇：「一次又一次的內鬥式的辯論」，一直到運動退場前仍無產生穩定的決策模式。
為什麼直至運動退場仍未產生穩定的決策機制？放棄「選舉代表再共同決策」的方式，看似是從「領導－被領導」的權力關係中解脫，卻得在每一個人都有公平發言機會的情況下，為了凝聚共識，而讓討論十足漫長。而且野草莓的參與者們參考野百合運動的歷史經驗，希望能夠儘快形成官民兩造都能接受的訴求，以讓局面「見好就收」：
- 「對於沒有大型群眾經驗的學生而言，要在有限時間內處理廣場學生們的意見本來就很困難，加上缺乏情資網路幫助判斷，自然會萌生『見好就收』的念頭。」
- 「誰也不願意擔上『冒進』的歷史責任，且一旦發生不可預測之衝突，『求穩定中改革』的社會輿論，恐怕不會跟學生站在同一陣線。」
因此野草莓運動的參與者其實不樂見漫長的討論，「公平發言」與「見好就收」的行動原則隱然對立起來，「每個人都能充分表達自身意見」與「取得戰果儘速退場的預期心理」，兩相拉扯讓「時間」成為參與者的壓力。參與者自然萌生「自己不支持的看法聽一秒都嫌多」或「自己支持的意見最好馬上成為共識」的心情。這種討論氛圍，讓參與者容易去選擇自己熟悉的老方法：「不同意見領袖間私下合縱連橫的動員串連」，意圖引導討論方向、影響會議結論，形成共識。
當討論的首要目標是提出一個參與者們能接受、社會大眾會支持、政府可能會妥協的訴求，然後想辦法讓政府說「好，我同意」，狡黠的政府自然樂得輕鬆，因為這代表抗爭終究會平息，不會擴大。且當「時間」對參與者造成心理壓力，會讓行動者更容易妥協，甚至自行退場。野草莓運動就是在訴求皆未達成的局面下退場，雖然已經占領了一個月，但因為當時的參與者們並未認清且接納網絡社會運動的嶄新本質，以致於膨脹的人數與漫長的討論，對參與者來說是一場夢靨，而非與所有參與者一同催生新型態的政治模式。
這與西方網絡社會運動參與者的思惟完全不同，在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所有人組成「總大會」決策所有事情，會議的參與者形成群眾壓力，避免有人利用會議宣傳自己的意識形態。但堅持採取共識決，就會有些人死守自己預先設定的立場，因此運動群眾設置好幾個委員會，根據總大會決議的方向，各自制訂具體的執行方案。某些委員會負責解決運動現場的群眾需求；某些委員會負責處理各種議題，將意見進一步發展為提案，呈交總大會討論；還有某些委員會的任務是籌劃行動。這些委員會的存亡，取決於運動的演變。
「運動重要的是過程，不是產物。事實上，運動的過程本身就是產物。這不是說運動最後是否能帶來一個新社會並不重要，而是說這個新社會不能用一張事先畫好的藍圖去打造，必須在過程之中自己生成。這才是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改革方法：我們不再需要事先設定目標，只要靠每個成員交換溝通彼此的經驗，就能改變社會。」（頁183）
大多數野草莓運動的參與者 ，與其他國家的抗議者一樣，由於曾親炙或是見證某種壓迫，因此當他們從網路上發現改革的可能性，降臨在占領某一公共空間的人群中時 ，他們就會帶著自己對社會的理解與改善的策略前來參與，希望能貢獻一己之力。
若當時野草莓運動的參與者，能認清與接納網絡社會運動的嶄新本質（但是否對當時也才二十歲上下的學生太過苛求？），不將「見好就收」視為運動的根本指導原則，讓參與者從「必須取得戰果以讓運動落幕」的心理壓力下掙脫，時間就不再對參與者是種壓力，而或許成為助力，選擇優先接納運動的複雜性，而不是降低運動的複雜性，不採取降低複雜性的策略：「劃定參與者的界線、穩定決策機制、澄清各路來者的目的以定位運動。」或許決策核心與其他參與者，將共同見證「運動典範」的轉移：
「運動的群眾認為這場運動中最重要的思維轉變，就是出現這種不追求生產力的想法。他們願意用緩慢的方式來推動變革，因為緩慢是一種美德，讓人有時間反省，有時間糾正自己的錯誤，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看著新世界的芽從舊世界中逐漸崛起。 」（頁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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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