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時代的社運】台灣有「網絡社會運動」嗎?(下):重探「明星領導」的太陽花運動

【網絡時代的社運】台灣有「網絡社會運動」嗎?(下):重探「明星領導」的太陽花運動
Photo Credit:VOA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太陽花運動退場後,雖然許多新的組織或政黨成立,但在六年後的今天來看,在政治模式上依舊保守。許多政黨仍是明星領導、無黨內民主:決策圈封閉,一般黨員幾乎無法影響黨的走向與決策。

文:莊程洋

決策核心封閉?

太陽花運動的占領天數與聚集人數,遠遠超越野百合運動與野草莓運動,因此決策核心成員也就更擔心重演野草莓運動的經驗,便循「傳統」模式建立決策圈。他們憂慮無法有效主導運動走向,加上維持占領運動的各種成本日益浮現,「見好就收」的行動原則也被提出,甚至當時的運動領袖之一黃國昌在第一週就於決策會議中提出要在第一週的週末退場。

從運動起始至退場,批評「決策核心封閉」的聲浪從未間斷,至今人們若重探太陽花運動,仍會以此當檢討的主軸之一。檢討的切入點會提及陳為廷、林飛帆與黃國昌三位運動明星,藉由太陽花運動期間搏得的高知名度,接收了一般民眾對運動的好感與期待,形成各自後續參與公共事務的政治資本。

而只提及陳、林、黃三位運動明星也不盡公允,當初「決策核心」中的某些個人甚至團體,也有收穫,只不過「收穫」可能轉化為他人對己的認同與信任,或是對己團體的捐輸,無法一概而論。但對其他遠離決策核心的一般參與者來說,似乎一無所獲。

與西方的網絡社會運動相比,他們並非沒有產出運動明星,這些運動明星也挾著運動參與者或是廣大民眾對自身的好感與期待,另組團體甚至政黨,例如西班牙「憤怒者運動」後,某些社會運動參與者組成「我們可以」黨。但當我們關注新型態的網絡社會運動對世界造成的影響,重點仍是人們如何使用社群網絡去改變世界:

「社群網絡其實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工具,這讓人們得以繞過受控制的主流媒體,藉由占領運動挑戰體制權威,將公共虛擬空間與都市公共空間聯繫起來。而這種聯繫,才是新興社會運動的核心。建立在網際網絡上的社會網絡所具備的擴散、傳播能力,雖然並不是讓我們這個時代的新型社會運動得以存在的充分條件,事實上卻是必要條件。」(頁268)

太陽花運動退場後,「非決策核心」的人們的參與經驗,並未成為反省運動的焦點,某些評論會探討運動者「如何用」網際網絡工具,但卻無法解釋「為什麼這樣使用」網際網絡工具。既然不知道為什麼,也只能就「網際網絡工具的使用如何影響人們」,提出一個主觀的泛泛之論,例如:讓更多習慣使用網絡的年輕人走出來關心政治。但年輕人走出來以後「如何參與」?筆者換一個問法,也就是「在網際網絡的時代,運動是如何被組織起來」,就沒有一個反省的切入點,能讓在運動不同階段中介入運動的人們,得以反芻「自己的參與如何『被決定』」。

透過柯斯特對近年來網絡社會運動的介紹,我們可以發現,台灣的運動者確實有使用網際網絡工具,也因為民眾逐漸熟稔網路工具,讓大型集會時聚集的人更去組織性、面貌更多元,但台灣的運動者並未發展出新的組織模式。

太陽花運動過程中有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場面,3月23日下午,一群參與者認為應要升高抗爭強度,因此衝撞立法院議場側門,希望能全面占領立法院。陳為廷與林飛帆出面安撫,陳說:「你們可以去攻佔總統府,我有四條案子,下個月就要開庭,你負什麼責任?」這一幕呈現出「領導運動」的運動明星,和「被領導」的參與者之間至今依然未解的衝突。人們希望領導運動的人能夠回應自己對當時決策的不滿,直接衝撞議場側門,看似是直接挑戰決策核心維護多日的秩序,但也反映出他們不知如何參與決策,因此直接採取行動。而領導運動的人認為每個人都應該對自己負起責任,包括刑責,但其實其他人也並不是不想承擔,而是想要承擔自己同意且經過大家討論之後的責任。

「去中心化的結構,讓人們參與運動的機會最大化,因為沒有明確邊界的開放網絡,所以會隨著人數、參與程度重新自我調整。 」(《憤怒與希望:網際網絡時代的社會運動》,頁295)

太陽花運動僵化的無法自我調整,但已經到必須去面對「運動典範」的時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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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KP @Wikimedia Commons CC BY-SA 2.0

行動是人們相互接納與排除的過程

「我們能在與他人溝通交流的過程,彼此分享,尋求認同,藉此克服恐懼。然後憤怒會壓過理智,出現一些高風險的行為,當他們彼此的溝通交流引發集體行動,改變就開始了。最強大的正向情緒,『熱情』,將引領一切,驅動目標導向的社會動員。」(頁293)

當國民黨立委張慶忠躲在廁所,抓著麥克風在30秒內宣布將服務業貿易協定送往院會:等同於通過此案的隔天,爆發了台灣史上規模最大的社會運動。早已深度參與其他社會議題的學生、專職或兼職社會運動工作者及學者們,在各自的臉書塗鴉牆上公開表達對「半分忠」的不滿,也在線下討論下一步的行動,但一直到占領態勢底定,甚至退場,也未曾思索如何與擁有相同憤怒的、更廣大的人們一起行動。

「決策核心」可能會認為,在高張的運動過程中,去發展出使更多人能夠參與決策的模式,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但透過此本書,我們卻發現西方的社會運動者已經「從做中學」。

「決策核心」可能會認為,運動當前最重要的不是發展出新的決策模式,該如何「擋下服貿」才是重點。但西方的社會運動者們,卻已經知道:「目標其實無法讓手段合理化,是採取的手段體現了變革的目標。」(頁299)

社會大眾是否接受「占領立法院」,甚至「占領行政院」的手段,端看大眾認為是否須以此「擋下服貿」。當然,彼時也不是社會大眾皆認同「擋下服貿」的動機,因而決策核心者總是擔心「訴求」或是「手段」「過於激進」,因此失去社會支持。但如果決策核心者能對群眾抱持信心,讓更多人一起去決定運動的訴求及手段,不去憂慮眼前眾多生疏面孔後,是不是帶著破壞運動的目的而來(每當大型運動發生時,決策核心者總是擔心政府或是對立者,派人潛入破壞與分化運動),反倒能善用網際網絡賦予所有使用者的「轉接權力」。「轉接權力」讓每一個互不相識的參與者,將自己做為網絡的「節點」,向所有自己能夠接觸到的人對話,鼓舞身旁對現狀感到無力的人,向他們傳遞自己正在實踐變革的熱情,進而喚起人們的希望。

台灣社會遇動的前輩、作家楊逵曾說:「讓每一個人體會自己的創發性,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自己便是這個社會的頭家。」(楊逵,〈草根文化的再出發,從文學到政治〉)

當人們透過網際網絡串聯:「即使沒有領導,各節點之間的連結幾乎可以靠著網絡完全正常運作。網絡帶來種全新的主體性,其中的主體就是網絡本身。」(頁168)

網際網絡社會運動的基進性,凸顯在只要人們願意成為「節點」,就能夠成為運動的主體。只要人們共同採取行動,改變的主體就會誕生。就如楊逵所說,當人們體會到自己創造改變、自己做為推動改變的主體,人們就是社會的主人,而非被政治決定的對象。因此,當網際網絡向所有人開放之後,眼前的問題便是,人們有無意識到,你可以隨時發動變革。

對於台灣人來說,想要發動變革,卻也並非易事。台灣人普遍在意識上,易於從眾、服從權威且疏於合作。這讓我們較難接受新的觀念與方案,怯於揭發錯誤,面對問題時,傾向自己解決而非與他人一起面對。但此種文化也日漸改變,柯斯特在書中提出一個說法:

  • 「網際網絡和網絡社會運動之間,還有更深層次、更根本的連結:他們共享一種特定的文化,即『自主文化』。」(頁303)
  • 「『個體性』與『自主性』。從個體性轉變到自主性靠的是網絡連結。個別的行動者可以在自己選擇的網絡中,與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建立自主性。」(頁304)

人不應依賴誰的指導才會反抗

也許台灣的民主深化,就須倚賴人們善用網際網路來介入現實。只是筆者仍須再次提醒,網際網路能否做為人們實現變革的工具,仍取決於我們是有意識地使用,我們能否在行動前,反思自己如何與「人」合作:我們不再以自己所擁有的權威,不管這個權威是來自於知識或是經驗,而不假思索地循舊習去「領導」他人。在運動現場,「領導」呈現為「縮小決策圈」,「排除『沒有知識與經驗』的人」來參與決策。

或許我們可以用撰寫《受壓迫者教育學》的保羅・弗雷勒的說法來提醒自己:「在追求救贖的抗爭中,受壓迫者必須要成為他們自己的榜樣。」人們不應依賴誰的指導才會反抗,而是在變化萬千的局勢裡,反覆求問自己並做出選擇,這個歷程只會發生在與他人對等合作的關係中。

對於習慣直接用權威去「領導」他人的人來說,學習「對等合作」並非易事。但我也不認為這是一種關乎個人的道德要求,而應該是因反省而生、存於社群中的共識。我們的社會運動社群:這一群「目前(或未來)擁有高學歷」、「中產階級以上的社會經濟地位」,或「擁有政商的人際資本」的人,在經營本身的議題或組織時,能否不以己身的知識為尊?能顧及身處不同社會階層、扮演不同社會角色的人們的行動限制與機會?也不輕易地透過個人的裙帶關係來解決問題呢?

某些社會運動工作者可能聽過一般民眾說過:「你們書讀比較高、經驗比較多、人脈比較廣」,言下之意就是「你們比較厲害」,因而對方開始等待社會運動工作者的判斷、指揮與行動。在太陽花運動的330集會時,不就是呈現此番景象?原本323之前,各色人等在街頭上的討論聲量驟衰,反而多數是隨著糾察線移動、爭相留影的無名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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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othree@Wikimedia Commons CC BY 2.0

影響行動策略思考方向的「非正式過程」

筆者分享三段組織社會學家埃哈爾・費埃德伯格(Erhard Friedberg)的洞見,當未來大型運動再度發生時,藉此考察彼時形成的組織模式,能否讓「讓所有人參與」的共識化為具體實踐:

  1. 「人世間不存在中性的與未被構造的領域,因為不存在沒有權力的社會行動,而且權力總是引發行動領域的建構。⋯⋯在此,權力關係被理解為圍繞行為交換而盡行的諸種討價還價的關係。」
  2. 「組織的正式特徵,其真正作用並不是直接決定行為,而是對行動者之間的協商和遊戲的諸種環境進行建構。」
  3. 「行為的實際規則始終來源於正式規定與非正式過程的相互結合。正式規定植根於權力結構之中,植根於交換和協商談判的非正式過程之中,而且正式結構框架反過來又為非正式過程提供諸種依據和資源。」

──埃哈爾・費埃德伯格,《權力與規則:組織行動的動力

第一點告訴我們,當人們一腳踏入抗爭現場,預期身旁的人將與自己一同促成某個目標實現時,雙方其實就已經接納某一種權力關係的運作了。在太陽花運動的時候,你是否並未遲疑地與身邊的人一同聽從台上的人的判斷與指揮?

第二點提醒我們,權力關係運作下,如同在太陽花運動期間,「運動明星」、「決策小組」的出現,代表已有某個人們有意識或無意識接受的「組織」誕生了,雖然誰都不知所以或是不言自明地參與其中,參與者之間也無成文的權利義務關係,但誰有資格參與決定運動走向的會議?或誰有權力拉起廣場的糾察線、決定物資站的便當要發給誰、決定要沒收某些團體的文宣⋯⋯林林總總,其實已有一個面貌模糊卻有規律的「組織運作」,而你是否與身邊的人認為這些安排是理所當然呢?

第三點,「占領立法院」前後,「誰要去衝撞」、「誰能夠後援」、「誰能夠面對媒體」⋯⋯諸多行為的實際規則,是由「正式規定」與「非正式過程」結合而生。「正式規定」如同字面上的意思,就是社團或是組織明文所載的規則。在太陽花運動時,最初發動的學生、專職或兼職社運工作者及學者,原本有針對當週法案審查而在場外抗議的任務分工,任務分工或許有會議紀錄載明。但決定占領立法院時的任務分工,或是之後在運動過程中的分工,也由「非正式過程」決定。

「非正式過程」可以理解成某種社群文化,或也可以理解為「潛規則」。賴品妤前陣子於臉書的發言,或許能夠看見冰山一角:「把持(時代力量)黨機器的黨公職們,過去在社運期間叫學生做牛做馬」,這可以看出學生做為太陽花運動中的參與多數,仍是受到彼時為學界人士的參與者的指揮,去完成許多工作。學者與學生之間的合作,一向難解,「學者說教、學生聽從」的習慣,學生對學者的知識權威,並不是一到運動現場就「除魅」了。更何況學者黃國昌也是因為學者的知識光環,而不明所以的成為運動領袖之一,甚至之後在未被決策核心授權的情況下,私會總統府副秘書長也未被究責。

另外一個「非正式過程」,是學生做為抗議的前鋒,「學生」做為「社會良心」的意識,社運工作者普遍認為,運動若是學生號召,正當性較強;而學生也不如社會人士,若與警方發生肢體衝突,也不易受傷或被求刑。因此決定衝撞時,時常以學生群體為首。但我們又可以看到一個反例,長年占領濟南路側的「公投護台灣聯盟」,參與者大多為擁護台灣獨立、來自四面八方的民眾。他們在太陽花運動時,卻偕同學生占領立法院與行政院,與學生一同面對警方,甚至走得更前面。但他們在太陽花運動之前,卻與學生少有接觸。如果與學生頻繁接觸的是「公投盟」,或是多數社運團體與「公投盟」一樣會「直接行動」,「非正式過程」中所決定的任務分工,或許就不是由學生衝撞,也不是社運團體成為後援。交換和協商談判的「非正式過程」,甚至會更根本影響行動策略的思考方向。

太陽花運動之後

太陽花運動退場後,雖然許多新的組織或政黨成立,但在六年後的今天來看,在政治模式上依舊保守。近一年許多知名的政治工作者,退出承接太陽花運動能量而建黨的時代力量,主因是決策核心的不民主,諸多評論認為時力的病灶就是「明星領導」。而另一個自稱承接自主公民力量的「台灣民眾黨」,卻連黨員大會都差點沒開成,顯然這一個在選舉時倚賴網路造成風潮的政黨,建黨後平時根本與黨員無往來。太陽花運動之後成立的政黨,許多依然沒有跳脫舊的政治模式,許多政黨仍是明星領導、無黨內民主:決策圈封閉,一般黨員幾乎無法影響黨的走向與決策。

但太陽花運動也不是沒有催化了新的組織模式。兩年前保守勢力贏得選舉以後,年輕世代焦慮太陽花運動以後的進步政治,將在2020年的總統大選後完全消失,因此開始自我組織,嘗試影響更多民眾。例如有一群公民就成立「家庭診療事」,在社群媒體上創建社團,讓散落在各地、因政治立場而無法家人溝通的網民,獲得心理支持與溝通建議。

也有一群年輕公民,大多是各地學生,組建了「行動山棧花」,發展與陌生民眾在街頭談論政治議題的技巧,並且在放假前往民眾聚集的公共場所,希望能讓更多民眾持續關心政治。另外也有一群公民,擔憂假訊息造成台灣社會的對立及分化,組建「假新聞清潔劑」,走進一般民眾的生活圈,分享如何分辨假訊息方式。

看來,我們的公民走得比社會運動社群還遠。我對台灣人的進取仍保有信心,我們將會拋下舊包袱,「如今,自由交流的風,吹開了籠罩人民心智的濃霧。勇敢無畏的年輕人,將在這股風的吹拂下給予自己力量」

延伸閱讀

  1. EP01 憤怒與希望專題|莊程洋:身為臺灣人,不可能迴避政治參與
  2. EP02 憤怒與希望專題|江旻諺:受苦的經歷讓香港人有共同體的想像(上線時間: 10/8早上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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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獲南方家園出版社授權刊載,標題由關鍵評論網編輯所擬。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