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時代的社運】台灣有「網絡社會運動」嗎?(下):重探「明星領導」的太陽花運動

【網絡時代的社運】台灣有「網絡社會運動」嗎?(下):重探「明星領導」的太陽花運動
Photo Credit:VOA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太陽花運動退場後,雖然許多新的組織或政黨成立,但在六年後的今天來看,在政治模式上依舊保守。許多政黨仍是明星領導、無黨內民主:決策圈封閉,一般黨員幾乎無法影響黨的走向與決策。

文:莊程洋

決策核心封閉?

太陽花運動的占領天數與聚集人數,遠遠超越野百合運動與野草莓運動,因此決策核心成員也就更擔心重演野草莓運動的經驗,便循「傳統」模式建立決策圈。他們憂慮無法有效主導運動走向,加上維持占領運動的各種成本日益浮現,「見好就收」的行動原則也被提出,甚至當時的運動領袖之一黃國昌在第一週就於決策會議中提出要在第一週的週末退場。

從運動起始至退場,批評「決策核心封閉」的聲浪從未間斷,至今人們若重探太陽花運動,仍會以此當檢討的主軸之一。檢討的切入點會提及陳為廷、林飛帆與黃國昌三位運動明星,藉由太陽花運動期間搏得的高知名度,接收了一般民眾對運動的好感與期待,形成各自後續參與公共事務的政治資本。

而只提及陳、林、黃三位運動明星也不盡公允,當初「決策核心」中的某些個人甚至團體,也有收穫,只不過「收穫」可能轉化為他人對己的認同與信任,或是對己團體的捐輸,無法一概而論。但對其他遠離決策核心的一般參與者來說,似乎一無所獲。

與西方的網絡社會運動相比,他們並非沒有產出運動明星,這些運動明星也挾著運動參與者或是廣大民眾對自身的好感與期待,另組團體甚至政黨,例如西班牙「憤怒者運動」後,某些社會運動參與者組成「我們可以」黨。但當我們關注新型態的網絡社會運動對世界造成的影響,重點仍是人們如何使用社群網絡去改變世界:

「社群網絡其實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工具,這讓人們得以繞過受控制的主流媒體,藉由占領運動挑戰體制權威,將公共虛擬空間與都市公共空間聯繫起來。而這種聯繫,才是新興社會運動的核心。建立在網際網絡上的社會網絡所具備的擴散、傳播能力,雖然並不是讓我們這個時代的新型社會運動得以存在的充分條件,事實上卻是必要條件。」(頁268)

太陽花運動退場後,「非決策核心」的人們的參與經驗,並未成為反省運動的焦點,某些評論會探討運動者「如何用」網際網絡工具,但卻無法解釋「為什麼這樣使用」網際網絡工具。既然不知道為什麼,也只能就「網際網絡工具的使用如何影響人們」,提出一個主觀的泛泛之論,例如:讓更多習慣使用網絡的年輕人走出來關心政治。但年輕人走出來以後「如何參與」?筆者換一個問法,也就是「在網際網絡的時代,運動是如何被組織起來」,就沒有一個反省的切入點,能讓在運動不同階段中介入運動的人們,得以反芻「自己的參與如何『被決定』」。

透過柯斯特對近年來網絡社會運動的介紹,我們可以發現,台灣的運動者確實有使用網際網絡工具,也因為民眾逐漸熟稔網路工具,讓大型集會時聚集的人更去組織性、面貌更多元,但台灣的運動者並未發展出新的組織模式。

太陽花運動過程中有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場面,3月23日下午,一群參與者認為應要升高抗爭強度,因此衝撞立法院議場側門,希望能全面占領立法院。陳為廷與林飛帆出面安撫,陳說:「你們可以去攻佔總統府,我有四條案子,下個月就要開庭,你負什麼責任?」這一幕呈現出「領導運動」的運動明星,和「被領導」的參與者之間至今依然未解的衝突。人們希望領導運動的人能夠回應自己對當時決策的不滿,直接衝撞議場側門,看似是直接挑戰決策核心維護多日的秩序,但也反映出他們不知如何參與決策,因此直接採取行動。而領導運動的人認為每個人都應該對自己負起責任,包括刑責,但其實其他人也並不是不想承擔,而是想要承擔自己同意且經過大家討論之後的責任。

「去中心化的結構,讓人們參與運動的機會最大化,因為沒有明確邊界的開放網絡,所以會隨著人數、參與程度重新自我調整。 」(《憤怒與希望:網際網絡時代的社會運動》,頁295)

太陽花運動僵化的無法自我調整,但已經到必須去面對「運動典範」的時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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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KP @Wikimedia Commons CC BY-SA 2.0

行動是人們相互接納與排除的過程

「我們能在與他人溝通交流的過程,彼此分享,尋求認同,藉此克服恐懼。然後憤怒會壓過理智,出現一些高風險的行為,當他們彼此的溝通交流引發集體行動,改變就開始了。最強大的正向情緒,『熱情』,將引領一切,驅動目標導向的社會動員。」(頁293)

當國民黨立委張慶忠躲在廁所,抓著麥克風在30秒內宣布將服務業貿易協定送往院會:等同於通過此案的隔天,爆發了台灣史上規模最大的社會運動。早已深度參與其他社會議題的學生、專職或兼職社會運動工作者及學者們,在各自的臉書塗鴉牆上公開表達對「半分忠」的不滿,也在線下討論下一步的行動,但一直到占領態勢底定,甚至退場,也未曾思索如何與擁有相同憤怒的、更廣大的人們一起行動。

「決策核心」可能會認為,在高張的運動過程中,去發展出使更多人能夠參與決策的模式,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但透過此本書,我們卻發現西方的社會運動者已經「從做中學」。

「決策核心」可能會認為,運動當前最重要的不是發展出新的決策模式,該如何「擋下服貿」才是重點。但西方的社會運動者們,卻已經知道:「目標其實無法讓手段合理化,是採取的手段體現了變革的目標。」(頁299)

社會大眾是否接受「占領立法院」,甚至「占領行政院」的手段,端看大眾認為是否須以此「擋下服貿」。當然,彼時也不是社會大眾皆認同「擋下服貿」的動機,因而決策核心者總是擔心「訴求」或是「手段」「過於激進」,因此失去社會支持。但如果決策核心者能對群眾抱持信心,讓更多人一起去決定運動的訴求及手段,不去憂慮眼前眾多生疏面孔後,是不是帶著破壞運動的目的而來(每當大型運動發生時,決策核心者總是擔心政府或是對立者,派人潛入破壞與分化運動),反倒能善用網際網絡賦予所有使用者的「轉接權力」。「轉接權力」讓每一個互不相識的參與者,將自己做為網絡的「節點」,向所有自己能夠接觸到的人對話,鼓舞身旁對現狀感到無力的人,向他們傳遞自己正在實踐變革的熱情,進而喚起人們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