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時代的社運】台灣有「網絡社會運動」嗎?(下):重探「明星領導」的太陽花運動

【網絡時代的社運】台灣有「網絡社會運動」嗎?(下):重探「明星領導」的太陽花運動
Photo Credit:VOA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太陽花運動退場後,雖然許多新的組織或政黨成立,但在六年後的今天來看,在政治模式上依舊保守。許多政黨仍是明星領導、無黨內民主:決策圈封閉,一般黨員幾乎無法影響黨的走向與決策。

台灣社會遇動的前輩、作家楊逵曾說:「讓每一個人體會自己的創發性,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自己便是這個社會的頭家。」(楊逵,〈草根文化的再出發,從文學到政治〉)

當人們透過網際網絡串聯:「即使沒有領導,各節點之間的連結幾乎可以靠著網絡完全正常運作。網絡帶來種全新的主體性,其中的主體就是網絡本身。」(頁168)

網際網絡社會運動的基進性,凸顯在只要人們願意成為「節點」,就能夠成為運動的主體。只要人們共同採取行動,改變的主體就會誕生。就如楊逵所說,當人們體會到自己創造改變、自己做為推動改變的主體,人們就是社會的主人,而非被政治決定的對象。因此,當網際網絡向所有人開放之後,眼前的問題便是,人們有無意識到,你可以隨時發動變革。

對於台灣人來說,想要發動變革,卻也並非易事。台灣人普遍在意識上,易於從眾、服從權威且疏於合作。這讓我們較難接受新的觀念與方案,怯於揭發錯誤,面對問題時,傾向自己解決而非與他人一起面對。但此種文化也日漸改變,柯斯特在書中提出一個說法:

  • 「網際網絡和網絡社會運動之間,還有更深層次、更根本的連結:他們共享一種特定的文化,即『自主文化』。」(頁303)
  • 「『個體性』與『自主性』。從個體性轉變到自主性靠的是網絡連結。個別的行動者可以在自己選擇的網絡中,與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建立自主性。」(頁304)

人不應依賴誰的指導才會反抗

也許台灣的民主深化,就須倚賴人們善用網際網路來介入現實。只是筆者仍須再次提醒,網際網路能否做為人們實現變革的工具,仍取決於我們是有意識地使用,我們能否在行動前,反思自己如何與「人」合作:我們不再以自己所擁有的權威,不管這個權威是來自於知識或是經驗,而不假思索地循舊習去「領導」他人。在運動現場,「領導」呈現為「縮小決策圈」,「排除『沒有知識與經驗』的人」來參與決策。

或許我們可以用撰寫《受壓迫者教育學》的保羅・弗雷勒的說法來提醒自己:「在追求救贖的抗爭中,受壓迫者必須要成為他們自己的榜樣。」人們不應依賴誰的指導才會反抗,而是在變化萬千的局勢裡,反覆求問自己並做出選擇,這個歷程只會發生在與他人對等合作的關係中。

對於習慣直接用權威去「領導」他人的人來說,學習「對等合作」並非易事。但我也不認為這是一種關乎個人的道德要求,而應該是因反省而生、存於社群中的共識。我們的社會運動社群:這一群「目前(或未來)擁有高學歷」、「中產階級以上的社會經濟地位」,或「擁有政商的人際資本」的人,在經營本身的議題或組織時,能否不以己身的知識為尊?能顧及身處不同社會階層、扮演不同社會角色的人們的行動限制與機會?也不輕易地透過個人的裙帶關係來解決問題呢?

某些社會運動工作者可能聽過一般民眾說過:「你們書讀比較高、經驗比較多、人脈比較廣」,言下之意就是「你們比較厲害」,因而對方開始等待社會運動工作者的判斷、指揮與行動。在太陽花運動的330集會時,不就是呈現此番景象?原本323之前,各色人等在街頭上的討論聲量驟衰,反而多數是隨著糾察線移動、爭相留影的無名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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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othree@Wikimedia Commons CC BY 2.0

影響行動策略思考方向的「非正式過程」

筆者分享三段組織社會學家埃哈爾・費埃德伯格(Erhard Friedberg)的洞見,當未來大型運動再度發生時,藉此考察彼時形成的組織模式,能否讓「讓所有人參與」的共識化為具體實踐:

  1. 「人世間不存在中性的與未被構造的領域,因為不存在沒有權力的社會行動,而且權力總是引發行動領域的建構。⋯⋯在此,權力關係被理解為圍繞行為交換而盡行的諸種討價還價的關係。」
  2. 「組織的正式特徵,其真正作用並不是直接決定行為,而是對行動者之間的協商和遊戲的諸種環境進行建構。」
  3. 「行為的實際規則始終來源於正式規定與非正式過程的相互結合。正式規定植根於權力結構之中,植根於交換和協商談判的非正式過程之中,而且正式結構框架反過來又為非正式過程提供諸種依據和資源。」

──埃哈爾・費埃德伯格,《權力與規則:組織行動的動力

第一點告訴我們,當人們一腳踏入抗爭現場,預期身旁的人將與自己一同促成某個目標實現時,雙方其實就已經接納某一種權力關係的運作了。在太陽花運動的時候,你是否並未遲疑地與身邊的人一同聽從台上的人的判斷與指揮?

第二點提醒我們,權力關係運作下,如同在太陽花運動期間,「運動明星」、「決策小組」的出現,代表已有某個人們有意識或無意識接受的「組織」誕生了,雖然誰都不知所以或是不言自明地參與其中,參與者之間也無成文的權利義務關係,但誰有資格參與決定運動走向的會議?或誰有權力拉起廣場的糾察線、決定物資站的便當要發給誰、決定要沒收某些團體的文宣⋯⋯林林總總,其實已有一個面貌模糊卻有規律的「組織運作」,而你是否與身邊的人認為這些安排是理所當然呢?

第三點,「占領立法院」前後,「誰要去衝撞」、「誰能夠後援」、「誰能夠面對媒體」⋯⋯諸多行為的實際規則,是由「正式規定」與「非正式過程」結合而生。「正式規定」如同字面上的意思,就是社團或是組織明文所載的規則。在太陽花運動時,最初發動的學生、專職或兼職社運工作者及學者,原本有針對當週法案審查而在場外抗議的任務分工,任務分工或許有會議紀錄載明。但決定占領立法院時的任務分工,或是之後在運動過程中的分工,也由「非正式過程」決定。

「非正式過程」可以理解成某種社群文化,或也可以理解為「潛規則」。賴品妤前陣子於臉書的發言,或許能夠看見冰山一角:「把持(時代力量)黨機器的黨公職們,過去在社運期間叫學生做牛做馬」,這可以看出學生做為太陽花運動中的參與多數,仍是受到彼時為學界人士的參與者的指揮,去完成許多工作。學者與學生之間的合作,一向難解,「學者說教、學生聽從」的習慣,學生對學者的知識權威,並不是一到運動現場就「除魅」了。更何況學者黃國昌也是因為學者的知識光環,而不明所以的成為運動領袖之一,甚至之後在未被決策核心授權的情況下,私會總統府副秘書長也未被究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