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田園城市》:中永和、中興新村、花園新城?「橘逾淮為枳」的台灣田園城市

《明日田園城市》:中永和、中興新村、花園新城?「橘逾淮為枳」的台灣田園城市
中興新村光榮北路一景|Photo Credit: Fcuk1203 CC By SA 3.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仔細研究中興新村的敷地計畫和相關文獻之後,不難發現它和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理念,還是有相當大的落差,只是因緣際會和陰錯陽差地被冠上「台灣花園城市」的稱號。

其次,由於當時兩岸軍事的緊張局勢和戒嚴時期由上而下的治理模式,中興新村從選址、用地取得的先期規劃到實際的設計、興建,乃至於後續的使用、管理,都是國家直接介入的結果,與霍華德試圖將田園城市打造為地方福利政府的自治市理念,相去甚遠。倒是對於在省政府上班的中興新村居民而言,由於政府照顧公教人員的許多措施,包括提供宿舍、配給口糧、減免學雜費和類似合作社經營的福利中心和社區衛生所等等,會讓人誤以為身處在田園城市的理想境界。但是居住在中興新村周圍,近在咫尺卻不具公教人員身分的老百姓,則無法享受這些有如福利國家般的美好待遇。

第三,就規劃理念和設計手法而言,除了分區使用和基礎設施的整體規劃,以及最初田園城市及戰後新市鎮的藍圖式規劃過程接近之外,中興新村迥異於台灣城鎮的空間型態——包括層級路網、鄰里單元、超大街廓、囊底路、U形環等(周志龍,1984:43;王怡雯,2003:86),則是直接採擷美國都市計畫理念與都市設計手法,包括克拉倫斯.培里(Clarence Perry)在1910年時提出,之後普遍應用於紐約區域計畫當中,結合學校與社區的鄰里單元原則,以及克拉倫斯.史坦(Clarence Stein)在1929年紐澤西雷特朋計畫(Radburn project)中針對日漸普及的汽車交通率先提出結合鄰里單元、公園、住宅設計、囊底路、層級路網的超大街廓(superblock)概念等(Relph, 1984: 62-67;Hall, 1988: 122-132)。

需要說明的是,霍華德的《明日田園城市》書中所楬櫫的「田園城市論述和社會規劃理念」,和後來隨著田園城市運動興起之後所流行開來,以建築師雷蒙.歐文(Raymond Unwin)和貝里.帕克(Barry Parker)為代表,著重空間型態和建築風格的「花園城市設計手法」,是截然不同但常被混淆的兩回事。

後人常將歐文與帕克早在1890年即應巧克力大亨約瑟夫.朗特里(Joseph Rowntree)之邀,在約克(York)外圍的新厄斯威克(New Earswick)為其規劃工廠社區時首度採用的囊底路設計,後來也應用在列區沃斯田園城市和倫敦北郊的漢普斯特(Hempstead)地區(也就是所謂的田園郊區),加上歐文與帕克在設計列區沃斯的公共建築與住宅採用了大量英國農舍的建築元素,使得當時和後來英美住宅開發的建築設計,大量仿效這種具有強烈農舍風格與庭院設計的建築形式,甚至刻意採用具有田園城市(或是花園城市)味道的名稱來混淆視聽,因而助長了世人對於田園城市和花園城市之間的混淆與誤解,尤其是經過美國郊區化過程的市鎮規劃與建築設計中介,才演變出中興新村是具有「台灣花園城市」美譽的都市計畫「傳奇」。

《明日田園城市》對當前台灣都市發展的啟發

霍華德在19世紀末年出版的《明日田園城市》和相關的田園城市運動,它在傳播遞嬗的歷史進程中,剛好也和中華民國的建國歷程,前後呼應、齊頭並進。然而,自民國創建以來,我們在政治、經濟、國防、外交,乃至於社會、文化、科學、教育各方面,皆不斷向西方社會學習與借鏡,試圖從他們成敗的經驗中汲取養分,作為我們發展的方向,甚至連中華民國的憲法都是翻譯、拼湊而來的法典。我們不禁要捫心自問,在不斷移植和挪用西方典章制度、產業技術、學說理論和流行文化的過程中,這一百多年來,我們究竟發展出多少屬於我們自己的原創事物?

這並不是主張閉門鎖國、坐井觀天,無視於國外日新月異的理論思潮和社會實踐,否則我也不會回頭翻譯《明日田園城市》這本被我們冷落和誤解了一百多年的城市論述和規劃經典。相反地,此言的目的是在提醒國人,尤其是要提醒一不小心就可能淪為西方學術買辦的社會科學家們,西方的理論學說和社會實踐固然是值得我們學習和效法的對象,但是更重要的事情在於掌握它們背後的時代精神、思維模式和實踐方法,進而釐清我們自己的問題、創立學說和解決問題;而非一味低頭追隨別人的腳步,彎腰拾取別人努力創造出來的成果。

否則,套句汽車廣告商的行銷口號,「追隨者永遠只能看到領先者的背後!」換言之,我並不期待台灣的田園城市美夢成真。我們迫切需要的是做自己的夢和走自己的路。最後,就台灣當前的社會條件與都市狀態而言,我認為霍華德的《明日田園城市》至少可以為台灣帶來三大啟發,值得我們深思細量,進而起身力行,著手規劃和建造明日的台灣城市。

擺脫「小清新/小確幸」,邁向「大時代」的社會思考與城鄉提問

回顧《明日田園城市》,它開宗明義就具體點出19世紀末期英國社會,乃至於歐美各國,不分黨派、宗教、階級一致同意的重大問題——都市人口過度擁擠,以及城鄉消長所伴隨而來的各種問題,進而提出城鄉磁鐵的分析架構,以及建造田園城市,最終擴大為社會城市的區域主張,回頭拯救像是倫敦、曼徹斯特等幾乎動彈不得的工業大城。

如果將同樣的提問放到台灣今日的時空脈絡當中,我們不得不問,台灣當前最重大、最迫切和最根本的社會問題究竟為何?是民族認同、民主法制,還是國計民生的問題?或是在城鄉發展和都市計畫的脈絡之下,究竟是土地利用、產業技術、工商發展、住宅問題、交通建設、災害風險、環境永續,或是其他一時也說不清楚的沉痾重疾?這是亟待產、官、學界正本清源,長遠謀劃的核心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