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師大衛格雷伯:永遠的「局外人」,描繪著一個更公平的世界

我的老師大衛格雷伯:永遠的「局外人」,描繪著一個更公平的世界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華爾街佔領運動和包括《狗屁工作》在內多本知名著作的作者格雷伯日前離世,作者在倫敦政經學院曾為格雷伯的學生,從格雷伯的著作和面對面的交流之間,讓我們了解這個「圈外人的圈外人」的心中,對更好的世界有怎樣的描繪。

文:Nicholas Haggerty(關鍵評論網國際版編輯)
譯:丁肇九

著名的人類學家和社會運動倡議者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於9月2日在威尼斯度假時去世,享年59歲。

格雷伯的一生中有許多知名時刻:他在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形成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也是暢銷書《債的歷史》(2011年),《規則的烏托邦》(2015年)和《狗屁工作》(2018年)的作者。

正是最後的這本書,讓我進入了他的宇宙。

當時他正在公開徵選「狗屁工作」的故事,我把我當代課老師的「見證」寄給他,裡面雖講到「反職業主義」的好,但也寫到做代課老師帶給我的種種回報——例如讓我有時間可以好好閱讀思考、午餐時間和學生的各種交談等等。

但我寄這封信的另一個原因是想與格雷伯聯繫,我打算上他在倫敦政經學院(LSE)的一堂課。格雷伯回信道:「寫得真好,恰如其分。」

直到我在LSE上課前與他首次見面時,才知道那封拙作電子郵件被納為《狗屁工作》的案例,裡頭他給我取了叫做「華倫(Warren)」的筆名,他與一位法國稅務會計師一起討論我的案子,來彰顯「為什麼做『狗屁工作』並不總是那麼糟糕」。我的那封信在書上幾乎是全文轉載,格雷伯似乎也很高興親自見到我這位網友。

永遠的「局外人」,描繪著一個「更美的世界」

我第一次看到格雷伯的名字,是在《高等教育紀事(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的一篇文章中,該文章張貼在復敦大學(Fordham University)的公告板上。

「是誰在害怕大衛・格雷伯?」文章開始。裡面寫的是格雷伯如何被美國學術界拒之門外,部分因為他對罷課學生的政治支持,部分由於教學魅力不如他的同事們嫉妒。不論如何,儘管他在2000年初期和占領華爾街的全球正義運動中發揮領導作用,相關著作也十分成功,直到最後他仍然是局外人——而且與其他的局外人保持著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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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

那篇文章也提到他長期以來的孤獨——不論是童年,或是以學術和公共知識分子而聞名之後——他也對那些才華不如他但得到更多經濟支持的同儕們,以及貧乏研究生活中的各種羞辱,有種持續的怨恨感。

但是他寫的字裡行間也都貫穿了一種信念:一個更公平,更不醜陋的世界,是可能的。

身為「老左」的後代,活著的目的是為了能夠永傳千秋

格雷伯出生於1961年,是由一對歷經1930年代種種創傷而結合的年邁父母所生。格雷伯的父親曾參加西班牙內戰,母親是國際工會底下舞台劇《Pins and Needles》的主要演員——他們都屬於所謂的「老左」。那個時代會當老左的人,通常也因為他們的社會階級,而格雷伯的同齡人,則大多是戰後嬰兒潮世代下懷抱繁榮增長希望的年輕父母後代。

在一篇關於工人階級為何從左派流失的文章中,他對1960年代校園裡的反動分子提出不少譴責,那些人定居在學術界過著安全的生活,在那裡放心的「追求美德,真理,和美麗,最重要的是……將這一特權傳給了自己的孩子。」這種事不會在格雷伯父母的身上發生,他們的記憶是壯烈的工會活動和革命、為爭取解放而英勇奮鬥的回憶。他們的政治並沒有那麼高尚,沒那麼利他。

有天我和格雷伯討論一篇關於他母親的文章的撰寫計畫,他告訴我他被「培養成為偉大的人」。他說的偉大並不是個人能力,不是要取得傳統的成功或單純追求夢想,而是他父母認為值得追求的生活樣貌。

對格雷伯的家人而言,偉大象徵著,活出一段能夠永傳千秋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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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伯曾經用過人類學的開創者詹姆士弗雷澤爵士(Sir James Frazer)做為比喻,儘管當代人類學家對他做出種種批評,但弗雷澤(按:相較於現今象牙塔中的教授)仍然是個提出大想法的人。

我們這輩子只聽過「追求利益」的人類論述,但人真就只是如此嗎?

直到格雷伯人生的最後,他仍不停提出大想法。

在去世前幾週,他和大衛・溫格羅(David Wengrow)發送了一份新的「人類歷史」手稿,部分目的是對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和尤瓦爾・哈拉瑞(Yuval Harari)的流行歷史暢銷書做出回應。他認為,這兩位作家都以膚淺的方式對傳統觀念進行改寫,只把「自我利益」當作是歷史純粹的動力。

格雷伯一直認為團結和社群力並不會比貪婪更「不自然」,而且我們的種種想法都受到惡意機構的彎曲和挫折——那些群體根本不該存在於當今社會裡,而書中提到的「經濟人(Homo economicus)物種」只是現今人類的其中一個版本,而不是最好的。

格雷伯的種種著作都指向一種獨特的人類社會理論,而其中的核心,就是價值。

他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課程「用人類學看價值(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Value)」就抨擊經濟學世界觀中,用「價格」凌駕一切價值的觀點。他從霍布斯和亞當斯密開始,一直追溯到希臘和基督教神學的古老根源。人類是財產、金錢和權力追求者,而且統治慾望只能用世俗或後世懲罰來壓抑的概念,因為一直存在於我們的歷史,讓我們難以認識或想像人類其他的可能性。

共產主義真實存在,而且就在你和你的好朋友之間

格雷伯雖然不是第一個或唯一一個反對現代經濟學的人類學家,但我懷疑有人比他鑽研得更深、加入更多日常見解、賦予更多文學上的想像力。

格雷伯不僅是對系統的批評者,更是一個有遠見的人,他的世界觀比經濟學家提供的視野更豐富、更廣闊。在他〈關於經濟關係中道德基礎的簡要論述(A Brief Treatise on the Moral Grounds of Economic Relations)〉的「債務」一章中,這個願景得到了最簡潔和優美的表達。

格雷伯寫道,我們的社會關係可以切分共產(communism)、交換(exchange)和階級(hierarchy)三項分類。

簡單來說,「共產」是我們與最親密朋友之間的通常關係,即是所謂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交換」是交易性的,也是我們所有商業關係的基礎;「階級」則描述了社會中的不平等關係:像是農民提供食物,領主提供免受土匪的保護之類。

作為社運人士和慷慨的朋友,格雷伯熟悉共產主義;作為學者和著名的知識分子,他看見階級制度的兩個面向(不過他沒有談到太多「交換」的部分)。

這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

那是倫敦政經學院人類學系的一次聚會,《狗屁工作》的初版剛剛送到,我們聽說他要送出席的人每人一本書,我和一群學生擠在他的辦公室,他坐在人群中間,穿著大衣、背心和其他我無法理解的層層衣物,開心的為他的仰慕者簽書。

這當然能算是一種階級結構,他本可以成為中世紀般的男爵領主,但是現場也有很多共產主義的痕跡——格雷伯很高興能在書本銷售之前就把他的書四處贈予——各取所需。

這是他隨興而起的慷慨。這是他在我們心中勾畫的世界裡,會出現的畫面。

本文原發表於The News Lens International,同步發表於Commonweal 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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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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