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幽默》:「笑」很容易被誤解為「悲傷」,而這兩種狀態都可能使人淚如泉湧

《論幽默》:「笑」很容易被誤解為「悲傷」,而這兩種狀態都可能使人淚如泉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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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對佛洛伊德來說,笑話是兩面討好的僕人,同時服侍兩個主人,一方面必須臣服於超我的權威,一方面又努力滿足本我的興趣。我們可以藉由俏皮的小小造反獲得叛逆的樂趣,卻又不用全盤接受,畢竟到頭來,這只不過是個笑話。

文: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

(前略)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特質多半也適合套用於哭泣。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在《芬尼根守靈》(Finnegans Wake)中提到所謂「笑中帶淚」,他的同胞山謬・貝克特(Samuel Beckett)則在《莫洛伊》(Molloy)中這樣描寫一位面臨寵物狗過世的女子:「我以為她會哭,畢竟這樣合情合理,但她反而笑了。或許這是她哭泣的方式,又或許是我搞錯了,她其實在哭,只是聲音像在笑。淚水與笑聲,對我來說就像蓋爾語(Gaelic)一樣難分辨。」

事實上,笑與哭確實沒那麼容易區分。達爾文在他對情緒的研究中指出,笑很容易被誤解為悲傷,而這兩種狀態都可能使人淚如泉湧。在《裸猿》(The Naked Ape)中,人類學者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認為笑實際上是由哭演變而來。簡而言之,發笑未必是基於有什麼值得一笑的事。在中國、非洲、西伯利亞等地,甚至出現過致命流行病,患者會歇斯底里持續大笑,據傳導致數千人死亡。1962年,這種流行病在當時的坦干伊加(Tanganyika)爆發,癱瘓整個學區長達數月。

既然失控並不是全然愉悅的經驗,笑也很容易就變得令人不適。塞繆爾・詹森在《詹森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中定義笑是「抽搐的歡樂」,這並不總是愉快的經驗。被搔癢也是一樣,混雜了愉快以及無法忍受的特殊感覺。欣賞恐怖電影時,我們會同時感受到滿足、焦慮、興奮、坐立難安等不同感受。猴子露出牙齒、看起來像在微笑,實際上卻可能是為了威嚇。

湯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利維坦》(Leviathan)中形容笑是做出怪表情。我們會說人笑到發出尖叫、笑到呼吸困難,甚至笑到心肌梗塞。勞倫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的《項狄傳》(Tristram Shandy)中,滿口謊言的敘事者告訴我們,他有一次笑得太過,導致血管破裂,兩個小時就流失了將近兩公升的血。

小說家安東尼・特洛勒普(Anthony Trollope)在讀喜劇小說時大笑,不幸中風,但他自己作品的讀者倒不太可能遭遇這種憾事。笑雖然可能造成災難性後果,卻或許也體現了人類的演進:只有學會用手而非嘴來拿取物品的動物,才能讓嘴空出來,發出咯咯笑或吃吃笑聲。

或許可以發展一套笑與微笑符號學,呈現出不同類型的笑或面部表情是如何構成一套複雜的指涉系統。簡言之,我們可以把笑當成文本,或是擁有多種不同地方腔調的語言。例如:上層階級英國男性比較可能放聲大笑,中產階級英國女性則傾向清亮的輕笑;在貝里斯(Belize)有一種特殊笑聲,不太可能在倫敦的貝爾格萊維亞(Belgravia)聽見。

將軍不太會傻笑,教宗也不會咯咯笑;扮演聖誕老公公的人可以眉開眼笑,但不建議竊笑;雖然很難想像阿諾・史瓦辛格忸怩假笑,卻很容易想像他挑逗一笑;世界銀行行長可以真誠大笑,但不該歇斯底里狂笑。

掌握這種種模式與聲調的能力,亞里斯多德稱為「實踐智慧」(phronesis),也就是實務型社交技巧,知道何時適合、何時不適合發揮幽默感就屬於這種能力。舉例來說,如果去教堂裡祈禱,最好不要在年長的修女面前提起「什麼東西黑白交錯、橫躺在水溝上?——死掉的修女。」這種笑話,我家孩子在五歲時就幹過這種事。以下是另一個把幽默用錯場合的例子:

醫生:來,我有好消息和壞消息要告訴你。

病患:我想先聽壞消息。

醫生;壞消息是你的壽命只剩三個月。

病患:那好消息呢?

醫生:好消息是我馬上就要跟一個超級美女一起去摩洛哥度假了。

聽見這個笑話我們會發笑,是因為醫生這種殘酷的開玩笑方式和粗暴的談話技巧,與我們預期的醫生行為很不一致,面對那個可憐病患,我們內心產生殘酷的愉悅感,更加強了這種張力。我們被醫生的囂張行徑逗樂,因為他擺明了既無人類應有的同情心,也沒有專業素養,而我們代入他的立場,沉浸在不正當的渴望裡,卻又不用負擔麻煩責任。

在這片刻之中,我們暫時擺脫了同理心的重負。這類黑色幽默把事件變成社交談資,以笑話的形式包裝,方便和友朋分享,也更容易被人接受,減輕我們因樂於看見他人不幸而產生的罪惡感。

另一方面,對死亡發笑也使人愉悅,減輕生命有限這項事實的沉重程度。拿死亡開玩笑,就是降低死亡的嚴重性,削減死亡對我們恐怖的宰制力,例如以下這個醫生笑話:

病患:我還能活多久?

醫生:十。

病患:十什麼?十年?十個月?十週?

醫生:不是不是。十、九、八、七……

以虛構形式面對己身的消亡,會讓自我暫時超脫這項事實,嚐到永恆不朽的滋味。說到面對死亡的象徵性勝利,就想起伍迪・艾倫的爺爺。根據這位孫子感性的陳述,爺爺在臨終之際,還賣了一只錶給他。透過笑,我們有限的生命與脆弱的存在稍稍得到補償。

確實,就像尼采所說的,人類是唯一一種會因為受盡折磨而發笑的動物,需要透過幻想這種窮途末路的手段來減輕痛苦。不過,那些絞架笑話或墳墓笑話的意義,可不僅止於否定死亡。把死亡弱化為區區一則笑話,也能夠發洩死亡對我們造成的憂慮與意志消沉。

此外,還得考慮到我們對恐懼對象的無意識渴望。佛洛伊德所謂的求死本能(Thanatos),是一股毀滅所有意義與價值的衝動,因此與我們稱之為幽默的短暫意義混亂有所關聯。像幽默一樣,這種酒神式的驅力會曲解觀念、打亂位階、混淆身分、模糊區別、陶醉在意義的崩解之中,這就是為什麼同樣具有這些效果的狂歡活動,多半與死亡墓地相差不遠。

狂歡藉由打破所有社會區隔,證明了萬物終究平等,不過這種論調也有危險性,和認為一切毫無差別、全是廢物的棄泄觀點十分接近。如果人類的身體在狂歡宴中沒有尊卑,那麼在毒氣室中也是一樣。我們可以說死亡一視同仁。酒神戴歐尼修斯(Dionysus)是醉酒歡宴和性愛狂喜之神,但同時也是死亡與毀滅的通報者。由祂所給予的極樂(jouissance)可能致人於死。

於是,醫生笑話讓我們從舉止必須合儀、必須體諒他人的規範中短暫解放,也讓我們暫時拋開終有一死的苦惱。幽默作為一種解放,以此概念為基礎,產生了一套影響廣泛的幽默理論,稱為釋放論(release theory)。17世紀的哲學家沙夫茨伯里伯爵(the Earl of Shaftesbury)認為喜劇能釋放我們受到壓抑的自由天性;康德(Immanuel Kant)在《判斷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ment)中則說笑聲是「從高期待突然變成一切落空,變化過程中產生的作用」,這種解釋結合了釋放論與不協調論。

忠於這種論點的還有維多利亞時期哲學家史賓塞(Herbert Spencer),他認為「歡笑是令人不快的心理束縛暫時解除後,隨之湧現的愉悅感受」。

在《玩笑及其與無意識之關聯》(Jok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Unconscious)中,佛洛伊德主張:開玩笑代表釋放出我們通常用來維持某些社會必要束縛的精神能量。放鬆超我(superego)所受到的壓抑後,我們就省下無意識中用於抑制的精力,將之改投注在開玩笑與大笑之上。也就是說,這是一種幽默經濟學。

根據這個觀點,笑話是對超我的猛然一擊,我們會為這種違背倫常的突襲欣喜,但又還是注重良心和理性等心智能力,因此在負責任態度與完全放縱之間,就產生一股張力。黑格爾(Hegel)在《藝術哲學》(Philosophy of Fine Art)中說:滑稽是放肆的感官衝動與更高階的責任感產生碰撞的結果,這種衝擊會透過猛烈大笑呈現出來。

前文也提過,笑聲令人愉快,但也可能令人警戒。或許大部分玩笑都隱含某種期望把君父拉下神壇的不自在低笑,既害怕因為無禮而受懲罰,又因為期待見到家父長被奪走權位,迸出充滿罪惡感的緊張輕笑,接著為了對抗這種不安,我們又只好繼續笑下去。如果笑帶有緊張感,那是因為我們既害怕這種不正當樂趣的後果,又沉醉於此,所以在發笑的同時我們也會畏縮忐忑,然而罪惡感本身又替樂趣增添了滋味。

無論如何,我們終究清楚這種征服感只是一時,是紙上談兵的勝利,畢竟笑話不過是一段言語嘛。我們可以盡情沉浸於破壞權威,而不用背負太多罪惡感,因為內心深信君父(這個我們既恨也愛的存在)不會因為這種無傷大雅的造反就永遠失能。他失去權威的狼狽純粹是暫時性的。狂歡宴這種空想革命也是一樣,縱情享樂後的早晨,太陽照常升起,照在千百個空酒瓶、吃剩的雞腿骨,還有前一晚失去的童貞之上。日常生活會恢復原貌,雖然並非沒有隱含一絲解脫之感。

再想想舞台喜劇吧,遭到嬉笑瓦解的秩序,在下戲後終究會恢復原狀,或許還因為這種短暫的嘲弄,使得地位更加鞏固,這一點觀眾毫不懷疑,戲劇的反叛樂趣與保守的自我滿足,兩者因而被調和無間。

這就像是在班・強生(Ben Jonson)《鍊金術士》(The Alchemist)、珍・奧斯汀(Jane Austen)《曼斯菲爾德莊園》(Mansfield Park),或蘇斯博士(Dr Seuss)《戴帽子的貓》(The Cat in the Hat)等故事裡,如果身為家長的存在缺席,我們就可以不負責任盡情大搞破壞,但如果得知這位家長可能永遠不會再回來,我們馬上就會一蹶不振。

因此,佛洛伊德認為:較不具冒犯性的幽默,是壓抑的衝動被釋放的結果,而淫穢或粗俗的玩笑,則是奠基於放鬆壓抑這個現象本身。褻瀆笑話允許我們放寬某些禁忌,例如那個教宗和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在同一天過世的故事。基於某種程序錯誤,柯林頓被送往天堂,教宗送到地獄。不過錯誤很快就修正了,這兩個人在重新前往相反方向時相遇,簡短交談了幾句。教宗表示他非常期待在天堂見到聖潔處女瑪麗亞,然後柯林頓告訴他:他已經晚了十分鐘。

根據佛洛伊德的觀點,笑話本身的形式趣味(文字遊戲、邏輯不通的垃圾話、荒謬的情境等等)可能使得超我暫時放鬆警覺,讓叛逆的本我(id)逮到機會,把平常被禁止的感受推向前端。笑話的語言形式中有佛洛伊德所謂的「前期快感」(forepleasure),使我們放鬆抑制,軟化下來,藉以誘騙我們接受笑話中與性或挑釁有關的內容,在其他情境下,我們或許並不會接受這些。從這層意義上說,笑代表抑制失敗。

不過我們之所以能被取悅,也是因為在違背禁忌的行動中意識到禁忌的壓力存在,桑多爾・費倫齊(Sándor Ferenczi)就指出:完全正直的人和完全邪惡的人一樣,都不容易發笑,因為正直的人不會產生那些可恥的感受,邪惡的人則並不感覺到禁忌的壓力,也就不認為違背禁忌有什麼刺激的。正如佛洛伊德所說,我們或許比自己期望的更缺乏道德感,但可能也比自己想像的更正直。就釋放論而言,笑話和神經徵狀一樣是一種折衷狀態,結合了抑制的行為和受到操控的本能。

所以,對佛洛伊德來說,笑話是兩面討好的僕人,同時服侍兩個主人,一方面必須臣服於超我的權威,一方面又努力滿足本我的興趣。我們可以藉由俏皮的小小造反獲得叛逆的樂趣,卻又不用全盤接受,畢竟到頭來,這只不過是個笑話。

正如《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裡奧莉薇亞(Olivia)所說,受到認可的愚人不會造成什麼破壞。相反地,獲得准許、得以取笑社會傳統的弄臣,本身就是個非常傳統的存在,因為他的不敬舉動,能讓社會規範展現出韌性,展現其有能力大方接受各種嘲諷,因此反而鞏固了規範。最歷久不衰的社會秩序,是不但能容忍偏差,更能積極鼓勵偏差的穩固秩序。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論幽默》,商周出版

作者: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
譯者:方慈安

最幽默的理論大師泰瑞・伊格頓,終於寫下一本談「幽默」的書了!

暢談幽默與喜劇在西方文化的重要地位,
剖析「笑」的政治含意與顛覆力量,
以及怎樣把一個笑話講得無比嚴肅、將嚴肅的事付之一笑。

「幽默」是什麼?為何在某些微妙甚至絕望的情境,我們會突然產生想大笑一場的衝動?我們發出各種笑聲:冷笑、竊笑、狂笑、微笑,或苦笑、咯咯竊笑、開懷大笑,或笑著笑著就哭了……這種人類獨有的行為,究竟有什麼意義?

幽默的本質複雜又充滿矛盾。有人認為幽默從不協調中產生,有人則認為幽默帶有輕微殘酷性質,是優越感的體現形式。幽默可以化解爭議,讓壓迫變得可以忍受。但它也能揭穿與戳破獨裁者的偽裝,成為顛覆威權的政治武器。而在心理層面上,當我們聽到下流笑話忍不住發笑時,往往遊走在禁忌與規範的邊緣。

伊格頓向來以博學聞名,書中信手拈來,皆是文學與哲學雋思。他以批判眼光檢視多個知名幽默理論,從日常笑話、脫口秀,一路談到佛洛伊德、巴赫金、亞里斯多德,為讀者鮮活分剖幽默文化深藏的的心理機制、社會意義、政治學,以及數世紀以來的精采演變。

笑話的目的不是要貶低人類,而是要提醒人類,自己本來就是地位低下的存在。」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我們只有在想避免與人摩擦時會開玩笑……幽默是一種最討喜的懦弱。」
——羅伯特・佛斯特(Robert Frost)

「從來沒有哪個沒幽默感的人能夠理解辯證思維。」——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

「展開思考最棒的方式就是笑。講得更明白一點,橫膈膜的顫抖通常比靈魂的顫抖更能讓人好好思考。」
——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笑與嚴肅同等,有資格出現在偉大文學中,呈現普世問題。世界的某些重要面向只能透過笑來觸及。」
——米哈伊爾・巴赫金(Mikhail Bakhtin)

論幽默-立體書封300
Photo Credit: 商周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朱家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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