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幽默》：「笑」很容易被誤解為「悲傷」，而這兩種狀態都可能使人淚如泉湧

文：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

（前略）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特質多半也適合套用於哭泣。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在《芬尼根守靈》（Finnegans Wake）中提到所謂「笑中帶淚」，他的同胞山謬・貝克特（Samuel Beckett）則在《莫洛伊》（Molloy）中這樣描寫一位面臨寵物狗過世的女子：「我以為她會哭，畢竟這樣合情合理，但她反而笑了。或許這是她哭泣的方式，又或許是我搞錯了，她其實在哭，只是聲音像在笑。淚水與笑聲，對我來說就像蓋爾語（Gaelic）一樣難分辨。」

事實上，笑與哭確實沒那麼容易區分。達爾文在他對情緒的研究中指出，笑很容易被誤解為悲傷，而這兩種狀態都可能使人淚如泉湧。在《裸猿》（The Naked Ape）中，人類學者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認為笑實際上是由哭演變而來。簡而言之，發笑未必是基於有什麼值得一笑的事。在中國、非洲、西伯利亞等地，甚至出現過致命流行病，患者會歇斯底里持續大笑，據傳導致數千人死亡。1962年，這種流行病在當時的坦干伊加（Tanganyika）爆發，癱瘓整個學區長達數月。

既然失控並不是全然愉悅的經驗，笑也很容易就變得令人不適。塞繆爾・詹森在《詹森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中定義笑是「抽搐的歡樂」，這並不總是愉快的經驗。被搔癢也是一樣，混雜了愉快以及無法忍受的特殊感覺。欣賞恐怖電影時，我們會同時感受到滿足、焦慮、興奮、坐立難安等不同感受。猴子露出牙齒、看起來像在微笑，實際上卻可能是為了威嚇。

湯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利維坦》（Leviathan）中形容笑是做出怪表情。我們會說人笑到發出尖叫、笑到呼吸困難，甚至笑到心肌梗塞。勞倫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的《項狄傳》（Tristram Shandy）中，滿口謊言的敘事者告訴我們，他有一次笑得太過，導致血管破裂，兩個小時就流失了將近兩公升的血。

小說家安東尼・特洛勒普（Anthony Trollope）在讀喜劇小說時大笑，不幸中風，但他自己作品的讀者倒不太可能遭遇這種憾事。笑雖然可能造成災難性後果，卻或許也體現了人類的演進：只有學會用手而非嘴來拿取物品的動物，才能讓嘴空出來，發出咯咯笑或吃吃笑聲。

或許可以發展一套笑與微笑符號學，呈現出不同類型的笑或面部表情是如何構成一套複雜的指涉系統。簡言之，我們可以把笑當成文本，或是擁有多種不同地方腔調的語言。例如：上層階級英國男性比較可能放聲大笑，中產階級英國女性則傾向清亮的輕笑；在貝里斯（Belize）有一種特殊笑聲，不太可能在倫敦的貝爾格萊維亞（Belgravia）聽見。

將軍不太會傻笑，教宗也不會咯咯笑；扮演聖誕老公公的人可以眉開眼笑，但不建議竊笑；雖然很難想像阿諾・史瓦辛格忸怩假笑，卻很容易想像他挑逗一笑；世界銀行行長可以真誠大笑，但不該歇斯底里狂笑。

掌握這種種模式與聲調的能力，亞里斯多德稱為「實踐智慧」（phronesis），也就是實務型社交技巧，知道何時適合、何時不適合發揮幽默感就屬於這種能力。舉例來說，如果去教堂裡祈禱，最好不要在年長的修女面前提起「什麼東西黑白交錯、橫躺在水溝上？——死掉的修女。」這種笑話，我家孩子在五歲時就幹過這種事。以下是另一個把幽默用錯場合的例子：

醫生：來，我有好消息和壞消息要告訴你。

病患：我想先聽壞消息。

醫生；壞消息是你的壽命只剩三個月。

病患：那好消息呢？

醫生：好消息是我馬上就要跟一個超級美女一起去摩洛哥度假了。

聽見這個笑話我們會發笑，是因為醫生這種殘酷的開玩笑方式和粗暴的談話技巧，與我們預期的醫生行為很不一致，面對那個可憐病患，我們內心產生殘酷的愉悅感，更加強了這種張力。我們被醫生的囂張行徑逗樂，因為他擺明了既無人類應有的同情心，也沒有專業素養，而我們代入他的立場，沉浸在不正當的渴望裡，卻又不用負擔麻煩責任。

在這片刻之中，我們暫時擺脫了同理心的重負。這類黑色幽默把事件變成社交談資，以笑話的形式包裝，方便和友朋分享，也更容易被人接受，減輕我們因樂於看見他人不幸而產生的罪惡感。

另一方面，對死亡發笑也使人愉悅，減輕生命有限這項事實的沉重程度。拿死亡開玩笑，就是降低死亡的嚴重性，削減死亡對我們恐怖的宰制力，例如以下這個醫生笑話：

病患：我還能活多久？

醫生：十。

病患：十什麼？十年？十個月？十週？

醫生：不是不是。十、九、八、七……

以虛構形式面對己身的消亡，會讓自我暫時超脫這項事實，嚐到永恆不朽的滋味。說到面對死亡的象徵性勝利，就想起伍迪・艾倫的爺爺。根據這位孫子感性的陳述，爺爺在臨終之際，還賣了一只錶給他。透過笑，我們有限的生命與脆弱的存在稍稍得到補償。

確實，就像尼采所說的，人類是唯一一種會因為受盡折磨而發笑的動物，需要透過幻想這種窮途末路的手段來減輕痛苦。不過，那些絞架笑話或墳墓笑話的意義，可不僅止於否定死亡。把死亡弱化為區區一則笑話，也能夠發洩死亡對我們造成的憂慮與意志消沉。

此外，還得考慮到我們對恐懼對象的無意識渴望。佛洛伊德所謂的求死本能（Thanatos），是一股毀滅所有意義與價值的衝動，因此與我們稱之為幽默的短暫意義混亂有所關聯。像幽默一樣，這種酒神式的驅力會曲解觀念、打亂位階、混淆身分、模糊區別、陶醉在意義的崩解之中，這就是為什麼同樣具有這些效果的狂歡活動，多半與死亡墓地相差不遠。

狂歡藉由打破所有社會區隔，證明了萬物終究平等，不過這種論調也有危險性，和認為一切毫無差別、全是廢物的棄泄觀點十分接近。如果人類的身體在狂歡宴中沒有尊卑，那麼在毒氣室中也是一樣。我們可以說死亡一視同仁。酒神戴歐尼修斯（Dionysus）是醉酒歡宴和性愛狂喜之神，但同時也是死亡與毀滅的通報者。由祂所給予的極樂（jouissance）可能致人於死。

於是，醫生笑話讓我們從舉止必須合儀、必須體諒他人的規範中短暫解放，也讓我們暫時拋開終有一死的苦惱。幽默作為一種解放，以此概念為基礎，產生了一套影響廣泛的幽默理論，稱為釋放論（release theory）。17世紀的哲學家沙夫茨伯里伯爵（the Earl of Shaftesbury）認為喜劇能釋放我們受到壓抑的自由天性；康德（Immanuel Kant）在《判斷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ment）中則說笑聲是「從高期待突然變成一切落空，變化過程中產生的作用」，這種解釋結合了釋放論與不協調論。

忠於這種論點的還有維多利亞時期哲學家史賓塞（Herbert Spencer），他認為「歡笑是令人不快的心理束縛暫時解除後，隨之湧現的愉悅感受」。

在《玩笑及其與無意識之關聯》（Jok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Unconscious）中，佛洛伊德主張：開玩笑代表釋放出我們通常用來維持某些社會必要束縛的精神能量。放鬆超我（superego）所受到的壓抑後，我們就省下無意識中用於抑制的精力，將之改投注在開玩笑與大笑之上。也就是說，這是一種幽默經濟學。

根據這個觀點，笑話是對超我的猛然一擊，我們會為這種違背倫常的突襲欣喜，但又還是注重良心和理性等心智能力，因此在負責任態度與完全放縱之間，就產生一股張力。黑格爾（Hegel）在《藝術哲學》（Philosophy of Fine Art）中說：滑稽是放肆的感官衝動與更高階的責任感產生碰撞的結果，這種衝擊會透過猛烈大笑呈現出來。

前文也提過，笑聲令人愉快，但也可能令人警戒。或許大部分玩笑都隱含某種期望把君父拉下神壇的不自在低笑，既害怕因為無禮而受懲罰，又因為期待見到家父長被奪走權位，迸出充滿罪惡感的緊張輕笑，接著為了對抗這種不安，我們又只好繼續笑下去。如果笑帶有緊張感，那是因為我們既害怕這種不正當樂趣的後果，又沉醉於此，所以在發笑的同時我們也會畏縮忐忑，然而罪惡感本身又替樂趣增添了滋味。

無論如何，我們終究清楚這種征服感只是一時，是紙上談兵的勝利，畢竟笑話不過是一段言語嘛。我們可以盡情沉浸於破壞權威，而不用背負太多罪惡感，因為內心深信君父（這個我們既恨也愛的存在）不會因為這種無傷大雅的造反就永遠失能。他失去權威的狼狽純粹是暫時性的。狂歡宴這種空想革命也是一樣，縱情享樂後的早晨，太陽照常升起，照在千百個空酒瓶、吃剩的雞腿骨，還有前一晚失去的童貞之上。日常生活會恢復原貌，雖然並非沒有隱含一絲解脫之感。

再想想舞台喜劇吧，遭到嬉笑瓦解的秩序，在下戲後終究會恢復原狀，或許還因為這種短暫的嘲弄，使得地位更加鞏固，這一點觀眾毫不懷疑，戲劇的反叛樂趣與保守的自我滿足，兩者因而被調和無間。

這就像是在班・強生（Ben Jonson）《鍊金術士》（The Alchemist）、珍・奧斯汀（Jane Austen）《曼斯菲爾德莊園》（Mansfield Park），或蘇斯博士（Dr Seuss）《戴帽子的貓》（The Cat in the Hat）等故事裡，如果身為家長的存在缺席，我們就可以不負責任盡情大搞破壞，但如果得知這位家長可能永遠不會再回來，我們馬上就會一蹶不振。

因此，佛洛伊德認為：較不具冒犯性的幽默，是壓抑的衝動被釋放的結果，而淫穢或粗俗的玩笑，則是奠基於放鬆壓抑這個現象本身。褻瀆笑話允許我們放寬某些禁忌，例如那個教宗和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在同一天過世的故事。基於某種程序錯誤，柯林頓被送往天堂，教宗送到地獄。不過錯誤很快就修正了，這兩個人在重新前往相反方向時相遇，簡短交談了幾句。教宗表示他非常期待在天堂見到聖潔處女瑪麗亞，然後柯林頓告訴他：他已經晚了十分鐘。

根據佛洛伊德的觀點，笑話本身的形式趣味（文字遊戲、邏輯不通的垃圾話、荒謬的情境等等）可能使得超我暫時放鬆警覺，讓叛逆的本我（id）逮到機會，把平常被禁止的感受推向前端。笑話的語言形式中有佛洛伊德所謂的「前期快感」（forepleasure），使我們放鬆抑制，軟化下來，藉以誘騙我們接受笑話中與性或挑釁有關的內容，在其他情境下，我們或許並不會接受這些。從這層意義上說，笑代表抑制失敗。

不過我們之所以能被取悅，也是因為在違背禁忌的行動中意識到禁忌的壓力存在，桑多爾・費倫齊（Sándor Ferenczi）就指出：完全正直的人和完全邪惡的人一樣，都不容易發笑，因為正直的人不會產生那些可恥的感受，邪惡的人則並不感覺到禁忌的壓力，也就不認為違背禁忌有什麼刺激的。正如佛洛伊德所說，我們或許比自己期望的更缺乏道德感，但可能也比自己想像的更正直。就釋放論而言，笑話和神經徵狀一樣是一種折衷狀態，結合了抑制的行為和受到操控的本能。

所以，對佛洛伊德來說，笑話是兩面討好的僕人，同時服侍兩個主人，一方面必須臣服於超我的權威，一方面又努力滿足本我的興趣。我們可以藉由俏皮的小小造反獲得叛逆的樂趣，卻又不用全盤接受，畢竟到頭來，這只不過是個笑話。

正如《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裡奧莉薇亞（Olivia）所說，受到認可的愚人不會造成什麼破壞。相反地，獲得准許、得以取笑社會傳統的弄臣，本身就是個非常傳統的存在，因為他的不敬舉動，能讓社會規範展現出韌性，展現其有能力大方接受各種嘲諷，因此反而鞏固了規範。最歷久不衰的社會秩序，是不但能容忍偏差，更能積極鼓勵偏差的穩固秩序。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論幽默》，商周出版

作者：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
譯者：方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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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幽默的理論大師泰瑞・伊格頓，終於寫下一本談「幽默」的書了！

暢談幽默與喜劇在西方文化的重要地位，
剖析「笑」的政治含意與顛覆力量，
以及怎樣把一個笑話講得無比嚴肅、將嚴肅的事付之一笑。

「幽默」是什麼？為何在某些微妙甚至絕望的情境，我們會突然產生想大笑一場的衝動？我們發出各種笑聲：冷笑、竊笑、狂笑、微笑，或苦笑、咯咯竊笑、開懷大笑，或笑著笑著就哭了……這種人類獨有的行為，究竟有什麼意義？

幽默的本質複雜又充滿矛盾。有人認為幽默從不協調中產生，有人則認為幽默帶有輕微殘酷性質，是優越感的體現形式。幽默可以化解爭議，讓壓迫變得可以忍受。但它也能揭穿與戳破獨裁者的偽裝，成為顛覆威權的政治武器。而在心理層面上，當我們聽到下流笑話忍不住發笑時，往往遊走在禁忌與規範的邊緣。

伊格頓向來以博學聞名，書中信手拈來，皆是文學與哲學雋思。他以批判眼光檢視多個知名幽默理論，從日常笑話、脫口秀，一路談到佛洛伊德、巴赫金、亞里斯多德，為讀者鮮活分剖幽默文化深藏的的心理機制、社會意義、政治學，以及數世紀以來的精采演變。

笑話的目的不是要貶低人類，而是要提醒人類，自己本來就是地位低下的存在。」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我們只有在想避免與人摩擦時會開玩笑……幽默是一種最討喜的懦弱。」
——羅伯特・佛斯特（Robert Frost）

「從來沒有哪個沒幽默感的人能夠理解辯證思維。」——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

「展開思考最棒的方式就是笑。講得更明白一點，橫膈膜的顫抖通常比靈魂的顫抖更能讓人好好思考。」
——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笑與嚴肅同等，有資格出現在偉大文學中，呈現普世問題。世界的某些重要面向只能透過笑來觸及。」
——米哈伊爾・巴赫金（Mikhail Bakhtin）

Photo Credit: 商周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朱家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