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葉：威爾・杜蘭的最後箴言》：上百個徵兆顯示，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最終都會邁向基本相似

文：威爾．杜蘭（Will Durant）

〈論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

為什麼人年紀愈大便會愈保守？是因為我們已經建立社會地位、收入大大增加和存下了一大筆錢，以致經濟系統若是發生重大變故將會損失慘重？我相信這是主要原因。但我們應該承認還有一個次要原因（保守主義者主張這是基本原因）︰對人性和人類行為限度愈來愈深入的理解，讓我們愈來愈不信任理想主義。還有理由假定其中有一項生理性原因︰隨著年紀遞增，我們的精氣神會遞減。

我自己從熱情激進主義者轉變為審慎自由主義者的過程也許可以闡明上述的轉換，並容許讀者不完全相信我的結論。我在別處已經說過這則故事，這裡只會述其大要。雖然自小生長在一個力挺共和黨的天主教家庭，但才一年時間（大約是一九○五年我十九歲那一年），我便被不可知論（agnosticism）和社會主義吸引過去。我會在一九○九年進入一所天主教神學院就讀，是基於以下的幻想︰當上神職人員之後，我也許可以影響教會，使之轉而支持社會主義觀念。

一九一一年，我從神學院輟學，成了費雷爾現代中學（Ferrer Modern School）的唯一老師和主要學生。這中學以一位西班牙殉道者命名（他生前致力於反對教會對教育的控制），由一群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管理，為首的是艾瑪．戈登（Emma Goldman）、伯克曼（Alexander Berkman）、凱利（Harry Kelly）和阿伯特（Leonard Abbott）。

艾瑪．戈登是教條主義和獨裁主義的自由使徒（apostle of liberty）。伯克曼是真誠和可愛的工會主義者，二十二歲那年（一八九二）曾企圖行刺卡內基鋼鐵公司老闆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一九一九年被驅逐出境，去了俄國，但又因發現俄國的現實與自己的理念背道而馳而離開，定居法國，自此深感幻滅和鬱鬱不樂，一九三六年自殺身亡。

凱利是不知疲倦的獻身者，曾經反對讓我一篇文章刊登在《大地母親》（Mother Earth）雜誌，理由是我走社會主義路線而非無政府主義路線。我這才明白，無政府主義者也可以是排斥異己者。阿伯特是高文化素養的「哲學性無政府主義者」，信仰自由與反叛，但這信仰復又受到他的開放心靈和慷慨精神調節︰我們都把他喊作「激進運動裡的天使」。他是我認識的人裡，心靈最優美的其中一人。

我在一九○五至一九一六年一直是個社會主義者，直到為威爾遜總統競選連任出力才背叛了同仁。社會主義日報《紐約呼聲》（New York Call）用嚴厲社論為我的背教烙印，題為〈我們知道這種貨色〉。我加入了平蕭（Amos Pinchot）的「威爾遜志工團」，在紐約州到處助選。當時已是知名政治哲學家的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負責在演講廳或劇院舉行的大型集會演講，我負責在街上向小群聽眾演講。威爾遜最後沒有贏得選戰。

我的社會主義感情活過了選舉，並被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共產革命重新點燃。當時我認為這革命是全人類的祝福，直至一九三二年和愛麗兒去了西伯利亞和俄國的歐洲部分一趟才如夢初醒。沿途看到的不是烏托邦，而是混亂、嚴格管制、野蠻和飢餓。我們為之幻滅，從此再也不完全是原來的我們。我匆匆為一些雜誌寫了些文章，後來結集為一部小書，題為《俄國的悲劇》（The Tragedy of Russia）。它讓我在紐約的激進分子圈子和文學人圈子失去了許多朋友。

我在一九三二年對俄國的評斷當然是愚見。雖然我一直浸沉於歷史，但那一次卻未能用歷史眼光看待俄國的可怕光景。我忘了俄國曾歷經幾百年的嚴重剝削和貧窮，忘了它才剛發起過一場戰爭又吃了敗仗，秩序和經濟均處於分崩離析。我忘了這個新國家必須用僅餘的人力物力在十幾個前沿對抗敵人和前盟友（包括德國和日本），忘了十五年時間並不足以讓一個國家撥亂反正，把痛苦與貧窮轉化為富足與知足。

以一九一七年經濟大混亂、文盲遍地、地方和中央政府皆瓦解的情況，想要在俄國推行可存活的民主體制是不可能的。從一九一七至一九三二年，俄國都是一個戰爭中的國家，一再受到包圍和圍困，一直面臨被征服和解體的威脅。換成任何國家處於同樣處境，都一定會把秩序、安全與和平放在第一優先，而把民主看成奢侈品，束之高閣。不想陷入災難，唯一方法是建立獨裁政權。那時候的共產主義是一種戰時經濟（說不定我們到了下一次世界大戰時也會是依樣畫葫蘆），而它的持續大概也是依賴於戰爭的威脅和對戰爭的恐懼。

與此同時，這個一度冷酷無情的獨裁政權卻用它的各種成就把世人嚇一大跳。才五十年時間，它就讓俄國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之一。儘管有種種不利因素（旱災、饑荒、整肅、集中營和一千個錯誤的經濟或政治決策），俄國政府還是能夠把人民帶進一個沙皇時代未聞的繁榮程度（要不是被迫把大量資源和人力投入於整軍經武，它的繁榮說不定會不亞於西歐）。

另外，雖然俄國在一九四一年受到當時最訓練有素和配備最精良武器的軍隊攻擊，而其防衛者也被迫在歐洲俄國至史達林格勒之間的廣大地域疲於奔命，但俄國軍民表現出威風凜凜的勇氣和堅毅，最終把敵人驅逐出俄國和驅返柏林，在柏林一役終結了二次世界大戰。固然是美國的物資讓俄國的傳奇性復甦成為可能，但讓它成為現實的卻是俄國人自己的血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