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葉:威爾・杜蘭的最後箴言》:上百個徵兆顯示,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最終都會邁向基本相似

《落葉:威爾・杜蘭的最後箴言》:上百個徵兆顯示,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最終都會邁向基本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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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會不會,對人身、政治、經濟、宗教和思想自由的要求在共產主義國家會愈來愈堅持,而相同一批自由卻會在西方國家,隨著私人財產愈來愈把它的財富和獨立交予政府而沒落?

文:威爾.杜蘭(Will Durant)

〈論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

為什麼人年紀愈大便會愈保守?是因為我們已經建立社會地位、收入大大增加和存下了一大筆錢,以致經濟系統若是發生重大變故將會損失慘重?我相信這是主要原因。但我們應該承認還有一個次要原因(保守主義者主張這是基本原因)︰對人性和人類行為限度愈來愈深入的理解,讓我們愈來愈不信任理想主義。還有理由假定其中有一項生理性原因︰隨著年紀遞增,我們的精氣神會遞減。

我自己從熱情激進主義者轉變為審慎自由主義者的過程也許可以闡明上述的轉換,並容許讀者不完全相信我的結論。我在別處已經說過這則故事,這裡只會述其大要。雖然自小生長在一個力挺共和黨的天主教家庭,但才一年時間(大約是一九○五年我十九歲那一年),我便被不可知論(agnosticism)和社會主義吸引過去。我會在一九○九年進入一所天主教神學院就讀,是基於以下的幻想︰當上神職人員之後,我也許可以影響教會,使之轉而支持社會主義觀念。

一九一一年,我從神學院輟學,成了費雷爾現代中學(Ferrer Modern School)的唯一老師和主要學生。這中學以一位西班牙殉道者命名(他生前致力於反對教會對教育的控制),由一群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管理,為首的是艾瑪.戈登(Emma Goldman)、伯克曼(Alexander Berkman)、凱利(Harry Kelly)和阿伯特(Leonard Abbott)。

艾瑪.戈登是教條主義和獨裁主義的自由使徒(apostle of liberty)。伯克曼是真誠和可愛的工會主義者,二十二歲那年(一八九二)曾企圖行刺卡內基鋼鐵公司老闆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一九一九年被驅逐出境,去了俄國,但又因發現俄國的現實與自己的理念背道而馳而離開,定居法國,自此深感幻滅和鬱鬱不樂,一九三六年自殺身亡。

凱利是不知疲倦的獻身者,曾經反對讓我一篇文章刊登在《大地母親》(Mother Earth)雜誌,理由是我走社會主義路線而非無政府主義路線。我這才明白,無政府主義者也可以是排斥異己者。阿伯特是高文化素養的「哲學性無政府主義者」,信仰自由與反叛,但這信仰復又受到他的開放心靈和慷慨精神調節︰我們都把他喊作「激進運動裡的天使」。他是我認識的人裡,心靈最優美的其中一人。

我在一九○五至一九一六年一直是個社會主義者,直到為威爾遜總統競選連任出力才背叛了同仁。社會主義日報《紐約呼聲》(New York Call)用嚴厲社論為我的背教烙印,題為〈我們知道這種貨色〉。我加入了平蕭(Amos Pinchot)的「威爾遜志工團」,在紐約州到處助選。當時已是知名政治哲學家的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負責在演講廳或劇院舉行的大型集會演講,我負責在街上向小群聽眾演講。威爾遜最後沒有贏得選戰。

我的社會主義感情活過了選舉,並被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共產革命重新點燃。當時我認為這革命是全人類的祝福,直至一九三二年和愛麗兒去了西伯利亞和俄國的歐洲部分一趟才如夢初醒。沿途看到的不是烏托邦,而是混亂、嚴格管制、野蠻和飢餓。我們為之幻滅,從此再也不完全是原來的我們。我匆匆為一些雜誌寫了些文章,後來結集為一部小書,題為《俄國的悲劇》(The Tragedy of Russia)。它讓我在紐約的激進分子圈子和文學人圈子失去了許多朋友。

我在一九三二年對俄國的評斷當然是愚見。雖然我一直浸沉於歷史,但那一次卻未能用歷史眼光看待俄國的可怕光景。我忘了俄國曾歷經幾百年的嚴重剝削和貧窮,忘了它才剛發起過一場戰爭又吃了敗仗,秩序和經濟均處於分崩離析。我忘了這個新國家必須用僅餘的人力物力在十幾個前沿對抗敵人和前盟友(包括德國和日本),忘了十五年時間並不足以讓一個國家撥亂反正,把痛苦與貧窮轉化為富足與知足。

以一九一七年經濟大混亂、文盲遍地、地方和中央政府皆瓦解的情況,想要在俄國推行可存活的民主體制是不可能的。從一九一七至一九三二年,俄國都是一個戰爭中的國家,一再受到包圍和圍困,一直面臨被征服和解體的威脅。換成任何國家處於同樣處境,都一定會把秩序、安全與和平放在第一優先,而把民主看成奢侈品,束之高閣。不想陷入災難,唯一方法是建立獨裁政權。那時候的共產主義是一種戰時經濟(說不定我們到了下一次世界大戰時也會是依樣畫葫蘆),而它的持續大概也是依賴於戰爭的威脅和對戰爭的恐懼。

與此同時,這個一度冷酷無情的獨裁政權卻用它的各種成就把世人嚇一大跳。才五十年時間,它就讓俄國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之一。儘管有種種不利因素(旱災、饑荒、整肅、集中營和一千個錯誤的經濟或政治決策),俄國政府還是能夠把人民帶進一個沙皇時代未聞的繁榮程度(要不是被迫把大量資源和人力投入於整軍經武,它的繁榮說不定會不亞於西歐)。

另外,雖然俄國在一九四一年受到當時最訓練有素和配備最精良武器的軍隊攻擊,而其防衛者也被迫在歐洲俄國至史達林格勒之間的廣大地域疲於奔命,但俄國軍民表現出威風凜凜的勇氣和堅毅,最終把敵人驅逐出俄國和驅返柏林,在柏林一役終結了二次世界大戰。固然是美國的物資讓俄國的傳奇性復甦成為可能,但讓它成為現實的卻是俄國人自己的血肉。

正是為了迎接共產主義的挑戰和終結經濟大蕭條,羅斯福總統(毫無疑問是二十世紀最傑出的政治家)才會把美國改造為福利國家。杜魯門總統蕭規曹循,延續此一和平革命。詹森總統把它的範圍進一步擴大,讓美國成為涵蓋度僅次於大不列顛的福利國家。這三個民主黨政府都不是在搞社會主義,它們卻成功地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做出一個黑格爾式的綜合觀點(Hegelian synthesis),足以讓湯馬斯(Norman Thomas)之類的終身社會主義者可以死得瞑目。

福利國家的三位建築師明白資本主義的優點,他們看出,美國自一七八九年起便採行的自由放任政策因為符合人類的貪得和競爭本能,一直對新發明、企業、生產力和商業起著有益的刺激。但他們也看出,任令自由不受約束的話,天生的經濟能力不平等將導致財富的極端集中,導致大部分財富再投資於加速生產力,由此又導致週期性的經濟蕭條,危及經濟系統的生存。試問,如果人民的購買力趕不上由新發明、機械化和能幹管理帶來的倍增生產力,再高的生產力又有何用?

在三位民主黨總統的調教下,愈來愈多資本家明白到,透過接受工會、提高工人薪資和把部分利潤分給政府,不只可以讓他們節省,甚至有可能讓他們獲得更多利潤。稅率的提高讓聯邦和地方政府可以把更多的錢用於救濟、年金、社會服務、教育、醫療補助和公共工程。隨著部分的集中財富被重新分配,人民的購買力慢慢趨近於他們愈來愈大的生產力。這樣,在直至下一次財富嚴重集中而有需要重新分配前,經濟系統將可有效運作和散播富裕。

每一年,政府都會取走和散播更多的財富,把更多的經濟部分納入管理或控制。這種做法可以把社會主義嫁接到資本主義而不致摧毀資本主義。企業、競爭和追求利潤仍然享有自由,有錢人還是可以賺到大錢。有些新財富會被揮霍在奢侈品、狂歡和炫耀——例如一場花費五萬美元的亮相舞會。

有些新財富(為了避稅)會用於成立「基金會」,為教育、科學、醫學與宗教提供贊助,但更大部分的新財富還是落入政府口袋。福利服務的擴大(加上生產的自動化和分配的合理化)把貧窮減低到一個前所未有的程度。目前,共產主義(加上獨裁政權的)和資本主義(加上福利國家的)的競爭正處於白熱化,各想贏得世人的更大支持。

我自己的選擇不是沒偏袒的。我生於美國,我的根和我的朋友都在這裡,要不是生活在一個民主政體,我不可能享受到教育自由、旅行自由和寫作發表的自由。目前,這些自由有一些受到了限縮,比方如果我硬要造訪共產中國的話,我的護照將會被沒收。但尚餘的自由還有很多,例如我被容許罷工和加入糾察隊,也被容許批評政府。

通常,國內自由的程度都會與外部威脅的程度成反比。美國人所享有的自由之所以有所縮減,是因為飛機與飛彈的發明皆使得兩大洋不再能完全保護我們免受外敵的攻擊。隨著傳播工具和運輸方法的發達,很多隔阻被打破,各大國難免戰戰兢兢,自由因此受到侵蝕,強制性秩序因此有了存在的空間。在下一場世界大戰,所有參戰國的政府都一定會帶有獨裁政權色彩,而所有經濟也一定會帶有社會主義色彩。

上述兩種競爭的體制各有弊病,而它們的彼此競爭可以降低這些弊病。資本主義之弊在於會週期性經歷生產力與消費力的失衡;在於廣告、標示和買賣的不老實;在於大企業千方百計掃除競爭;在於勞工(甚至包括技術勞工)不斷被機器取代而陷入失業;在於財富的不正常膨脹會在城市的貧民區孕育仇恨。共產主義之弊在於讓政府來預測消費大眾需要或需求些什麼,而不是讓他們自己決定生產和供應些什麼;在於限制競爭;在於無法為創新提供足夠誘因;在於不願鼓勵個人和企業的牟利動機。

會不會,對人身、政治、經濟、宗教和思想自由的要求在共產主義國家會愈來愈堅持,而相同一批自由卻會在西方國家(隨著私人財產愈來愈把它的財富和獨立交予政府)沒落?一如拿破崙戰爭曾加速西歐工業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南北戰爭在美國有類似影響),兩次世界大戰也加速了個人資本主義向國家資本主義的轉換。有上百個徵兆顯示,不管是基於人性、基於衝突的危險性,還是基於彼此交流與貿易的增加,相互競爭的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面貌最終都會邁向基本相似(不過,敵對的政府會繼續強調彼此的差異,以助長有利於戰爭的仇恨)。

在很多基本方面,共產主義系統與資本主義系統業已彼此相似。兩者均把國內經濟附屬於現實或潛在的戰爭需要。兩者均致力於取得世界霸權,不同點只在於前者以「解放戰爭」的旗號美化自己,後者則聲稱這個危險混亂的世界必須靠一位世界警察維持秩序。

若我們把資本主義界定為一個由資本經理人控制的系統,則雙方均可稱之為一種資本主義形式︰在美國,工人生產成果的一部分會被私人經理人保留,以提供私人資本給私人企業。在共產主義國家,工人生產成果的一部分會被公共經理人保留,以提供公共資本給公共企業(這裡的所謂「公共」不外指共產黨)。美國工人因為被容許組織公會、發起罷工爭取更高工資、激烈批評雇主及和平推翻一個掌權的政黨,所以顯然在決定把多少比例生產成果讓出一事上,比他們的共產主義同儕有更大發言權。不管在共產主義系統還是資本主義系統,負責管理人的人都是管理只負責管理物的人。

以人性目前的構造來看,它偏好的是相對自由的商業系統。每一個經濟體制想要成功,必須能吸引人的貪得本能︰對食物、財貨和權力的欲望。它們在資本主義下得到的縱容是歷史任何時代不曾有過的。利潤掛帥的心態在一般人也許不是鋪天蓋地,但在那些經濟能力高於一般的人身上卻非常強烈,而正是這些人遲早會主導一個國家的經濟和法律。這讓我們明白,何以共產主義會對貪得本能愈來愈讓步。

貪得本能的驅策力只略小於性本能與遊戲本能,而它在美國和西歐享有的自由顯然遠大於在共產國家(後者設法堅守一套以過去農業時代為基礎的清教徒式規範)。人的第三大本能是戰鬥和競爭的本能,而它在資本主義底下也是可以肆意釋放的。這種本能無疑一直有助於產品品質的提高︰試問,若福特汽車和通用汽車不老是處於競爭狀態,它們的產品能有今日的高水準嗎?雖然美國廠商有時會不法地聯合哄抬價格,但每種美國貨的生產方法、品質和價格無不是要經過競爭的考驗。

我不太相信共產國家的生產過程會允許個人之間和群體之間充分競爭,對消費者帶來類似的嘉惠。俄國固然成長迅速,但它在一九六○年代之前的飛速發展有一大部分是靠模仿外國的新發明和製造過程(它們本身便是自由企業和競爭的產物),是靠輸入外國的機器和技術人員。

人的集聚本能(instinct of aggregation)有利於共產主義制度︰大部分人都安於(很多人更是樂於)追隨一個領袖或加入一群群眾。我們美國這裡也有群眾,但它們是供孤單個人躲藏之處,不是由集體行動、集體自豪感和集體理想驅動的合作群體。

不過,保留隱私的欲望、自由遷移的欲望和離經叛道的欲望在西歐和美國卻比在俄國(任何時候的俄國)都有更大的揮灑空間——在那裡,每個人看來都是被一張監視、服從和控制的網困住。總的而言,美國人(無棲身之地的少數族群和失去舞台的政客除外)看來要比他們的共產主義同儕快樂,笑得更多,更勇於冒險,也更無所顧忌地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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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落葉:威爾・杜蘭的最後箴言》,商周出版

作者:威爾.杜蘭(Will Durant)
譯者:梁永安

關於生命、宗教、愛與藝術等永恆課題
22篇既宏觀又微觀的雅緻散文
給在人生長途中追尋意義且渴盼引領的你

歷史唯一的必然是衰亡;生命唯一的必然是死亡。
歲月逝去的悲劇是當你浪漫地回頭觀看過往,你只見人類的苦難。
我們無法讚美人生,因為過往早已拋下我們。
如果有誰歌頌了生命,即便它並非如歌般美好,
也只是我們渴望再次尋回虛無和不朽靈魂中更美好的一面。

《落葉》是經典鉅著《文明的故事》、《哲學的故事》作者威爾.杜蘭所留下的最後遺作。杜蘭曾說,總有好奇的讀者詢問,敢不敢就人生和命運這類永恆問題談談他的個人看法。而《落葉》正是他對這個挑戰的回應。

他以黃色便條本充當稿紙,在人生的最後階段,即使年逾九旬,仍每日寫作這本書。直到杜蘭辭世三十二年後,才由外孫女在家中閣樓的一只皮箱裡,發現這部失蹤多年的手稿。

書中綜論各種課題,從人的年輕、老年,到宗教、道德、性愛、戰爭、政治和藝術。是杜蘭鑽研哲學、宗教、藝術、科學和世界各大文明六十多年的結晶,表現一位非凡學者的最高智慧,向世人展現歷史足資為今日所借鏡。

落葉_立體書封
Photo Credit: 商周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