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之春》:暗殺了蔣介石的繼承人,就可以達成推翻蔣家,建立民主的目標嗎?

《臺灣之春》:暗殺了蔣介石的繼承人,就可以達成推翻蔣家,建立民主的目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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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親身經歷白色恐怖,自我放逐美國的作家王鼎鈞說:「槍斃不可怕,刑求可怕;刑求不可怕,社會的歧視可怕。」牢房是小監獄,整個台灣是大監獄。

文:胡慧玲

第一章 苦悶的台灣

國際孤兒

一九四九年底,國民黨政府敗退來台;隔年三月,蔣介石「復行視事」,中華民國風雨飄搖;一九五○年六月韓戰爆發,美軍協防台灣,中華民國才轉危為安。但這時的世界地圖,已經是兩個中國。

韓戰結束,冷戰成型。蔣介石倚仗美國的強力護航,使中華民國一直到一九七一年,都勉強保留聯合國安理會的席次。蔣堅持「漢賊不兩立」,使中華民國的外交史形同斷交史。一九四九年與蘇聯、東歐各國斷交,一九五○年與英國、挪威、瑞士等國陸續斷交,到了一九七○年,只剩六十五個邦交國。

美國從一九六一年甘迺迪總統開始,已考慮「更接近現實的情況」,研議「兩個中國」案。甚至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承認台灣為獨立國家做條件,來交換美國的承認,並進入聯合國。

一九六三年甘迺迪遇刺身亡,副總統詹森繼任,深陷越戰泥淖。詹森之後的尼克森,強調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的重要性,尋求中國協助以解決越戰問題。尼克森在一九六九年一月的就職典禮上,表示要改善中美關係。一九七一年,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密訪北京,安排尼克森訪中,為兩國建交鋪路。為此,尼克森要送北京一個大禮,就是讓中國進入聯合國。

那時,台灣或許還有機會變更國名,或改以普通會員資格留在聯合國。一九七一年八月二日,美國國務卿羅吉斯(William Rogers)在記者會上,針對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問題表示,美方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但反對驅逐中華民國。

台灣少數外交官員也試圖力挽頹勢。二○○六年美國務院公布的美台關係文件〈台北五八六九號〉檔案,提到美方外交官馬康衛(Walter McConaughy)於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下旬,和台灣外交部官員楊西崑有一段談話。楊說,一九七○年冬天見到蔣介石,他建議蔣,「在不久將來,向世界正式聲明,表示台灣的政府完全與大陸的政府分離,從此以後,此地的政府將與大陸沒有關係。」

楊西崑說:「聲明中應給此地(台北)的政府一項新的名稱,即是:中華台灣共和國。The Chinese Republic of Taiwan。」他說,用「中華」無任何政治意義,僅代表族群,猶如阿拉伯世界用「阿拉伯」一詞。

楊西崑也提到,張群時任總統府祕書長,曾於一九七一年夏天訪日時,攜帶日本首相佐藤榮作和前首相岸信介的極機密訊息給蔣介石:「中華民國的唯一希望是採取分離路線,放棄對大陸的主張和要求。」楊西崑沒有提到蔣介石的反應。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二七五八號決議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是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的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關中所非法占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從那一天起,十年之間,中華民國不僅被逐出聯合國,又和二十幾國斷交。台灣成了國際孤兒,移民潮、逃亡潮一波波湧現。搶辦移民簽證的,是投資意願低落的資本家,以及達官顯貴——他們對台灣這個「三民主義模範省」已失去信心。

資金代表信心。大量資金以各種名目流出,顯現出一九四九年以來最嚴重的信心危機。如果不是當時經濟逐漸起飛,台灣人忙著賺錢,危機感會更沉重。這是一九七○年代蔣經國接班後,面對的新形勢和新挑戰。

台灣人民自救

逃亡,對台灣人來說不是新鮮事。危邦不居,從乙未戰爭、二二八到白色恐怖時代,都有人搶著逃離這座島嶼。但是動盪的時代,也每每有一群人,不顧安危,挺身而出,捍衛家園。

對台灣前途的討論,在一九六○年代有明顯的變化。在此之前,部分台灣人憧憬對岸的「祖國」前來「解放」,這些人已被國民黨捕殺殆盡;六○年代以後,台灣獨立的主張,漸漸成為主流。

台獨思想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國民黨「大中國」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使台灣無法民主化、正常化;同時,國共兩黨對「一個中國」的強硬主張,扼殺台灣的外交空間。因此,以台灣為主體,對內建設國家,對外重返國際,遂成為一種對台灣前途的盼望。

一九六四年,台大教授彭明敏和學生謝聰敏、魏廷朝計劃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這是國內第一篇有宏觀思考和深度批判的台獨理論。宣言提出三大目標:一,確認「反攻大陸」絕不可能。推翻蔣政權,團結一千二百萬人的力量,不分省籍,竭誠合作,建設新的國家,成立新的政府。二,重新制定憲法,保障基本人權,成立向國會負責且具有效能的政府,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三,以自由世界的一分子,重新加入聯合國,與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建立邦交,共同為世界和平而努力。〈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是一枚未爆彈。傳單還來不及散發,三人就被逮捕,依《懲治叛亂條例》起訴,謝聰敏判十年,彭和魏各判八年。

彭明敏坐牢年餘,當局在國際壓力下給予特赦,但派人在彭宅附近日夜監視,形同軟禁。一九六八年,彭明敏和傳教士友人討論脫逃的可能性。一九六九年,彭明敏察覺國民黨就要動手,下決心脫逃,進入細部規畫。在美國傳教士唐培禮夫婦(Milo & Judith Thornberry)和日本台獨聯盟的宗像隆幸等外國人協助下,許多識與不識者,冒著高風險,偷天換日,相互接應,竟然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

於是,一個被蔣介石視為頭號威脅的人,一個被特務二十四小時嚴密監視的獨臂人,奇蹟般從自宅逃脫,在國際旅行仍很罕見的年代,從台北經香港、曼谷、蘇聯、丹麥,於一九七○年一月五日現身瑞典。彭明敏日後形容,這次逃亡的複雜和困難,「好像要飛到月球」。

刺破黑幕

一九七○年一月一日,以台灣留學生為主幹,台灣、日本、美國、歐洲、加拿大五地的台獨團體正式合併為「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一九八七年改名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獨盟成立後,各地「台灣同鄉會」也紛紛成立。一九七一年十月十八日,聯合國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獨盟發動全球二十多處組織舉行「鎖鍊示威」。一九七二年一月,彭明敏接任獨盟總本部主席。一九七三年三月,黃彰輝牧師、林宗義教授、黃武東牧師、宋泉盛牧師,在紐約發表〈台灣人民自決運動宣言〉,與九年前彭明敏師生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前後輝映。

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在紐約行刺蔣經國的黃文雄,就是獨盟成員,當時是美國康乃爾大學社會學博士生。黃文雄,一九三七年生,新竹人,政大新聞系畢。退伍後再回政大新聞所,一九六四年赴美留學。他說,六○年代是美國翻天覆地的時代。民權運動、學生運動、反戰運動、女權運動、環保運動分頭並進。他積極參與運動,並且反思台灣的前途與困境,深感蔣家「超高壓」和「超僵硬」的獨裁統治,令人難以忍受。

他和幾名留學生時常討論,設定目標:第一,打倒蔣家威權獨裁政權;第二,建立民主政府,讓人民真正當家作主,決定國家未來的各種選項。

一九七○年蔣經國訪美,他們決定行刺。蔣經國已於一九五三、 六三、 六五、 六九年四度訪美。一九七○年這一次,美方以高規格接待這位實權已超越「行政院副院長」職銜的總統接班人。

黃文雄一開始就決定自己開槍,並且近距離開槍,以免殃及無辜。代價是事後難以脫逃,不是當場被殺,就是被捕。

四月二十四日。午前,蔣經國抵達紐約廣場飯店(The Plaza Hotel),準備向「遠東美國工商協進會」發表午餐演講。他在嚴密護衛下步向大門,黃文雄從示威人群中衝出,舉槍指向蔣經國。

扣下板機的剎那,說時遲那時快,美方安全人員撲前隔擋。黃文雄的手被往上架開,子彈從蔣經國頭頂飛過,擊中飯店的玻璃旋轉門。

現場驚亂雜沓,黃文雄立即被高頭大馬的安全人員壓倒在地。他一邊掙扎,一邊大喊:「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讓我像台灣人一樣站起來)!」隨後與躍身搭救他的鄭自才,雙雙被押入警車載走。

黃文雄那一槍,震驚了世人。槍聲刺破「自由中國」的黑幕,史稱「四二四刺蔣事件」。

「暗殺了蔣介石的繼承人,就可以達成推翻蔣家,建立民主的目標嗎?」黃文雄知道沒那麼簡單,但他的確有個非常有限的目標——他說,即使小蔣死去,老蔣還會牢牢掌控台灣。但若小蔣死去,父傳子的蔣家接班計畫就會失敗,國民黨內的接班權力鬥爭不得不重新開打,從而出現政治上的可能性。這個政治上的可能性,就是黃文雄的有限目標。

刺蔣現場,躍身搭救的鄭自才,是黃文雄的妹夫,建築師,時任台獨聯盟祕書長。兩人被捕下獄,台灣留學生和台僑,拿出存摺,抵押房屋,跌破世人眼鏡,快速募集二十萬美元,保釋兩人出獄。次年,兩人棄保逃亡。鄭自才後來在瑞典被引渡回美國坐牢,黃文雄則展開長達二十五年的地下流亡。在全球友人和地下組織掩護下,隱姓埋名,持續關心各地人權運動。一九九六年返台後,引領台灣的人權運動更加深化、國際化,二○一二年獲頒政治大學第一屆傑出校友。

台灣大監獄

一九七○年,蔣介石已經走到人生最後五年,仍無意收斂白色恐怖統治。蔣經國為了接班,鎮壓民間反抗,較六○年代更為緊張。

一九七○年二月八日農曆正月初三,台東泰源監獄的部分政治犯聯合台籍士官兵、原住民青年,共一百二十餘人,呼應逃亡赴美的彭明敏,號召台灣獨立,發動監獄革命。鄭金河、陳良、詹天增、鄭正成、謝東榮、江炳興等六名政治犯,奪槍越獄;警總隨即封山搜索,六人被捕。除鄭正成按計畫堅稱是被脅迫加入,遭判刑十五年六個月外,其他五人均被判死刑。

泰源監獄案是一九七○年代前期代表性的政治案件,其他仍有多起,限於篇幅,茲不全列。這些案件真假都有,真案的真實程度深淺不一,假案的冤誣程度則匪夷所思。不論案件是真是假,統治者關切的是維持政權的政治計算,無關正義的是非曲直。

每一樁鎮壓,每一個案件,都像地下伏流,可追溯到更多的不義與反抗,也牽引出更多的株連與抗爭。失敗的反抗者,一律被當局汙名化,也被剝奪發言權。長期湮沒的白色恐怖真相,仍待持續挖掘。目前已知數據,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者(指遭判刑或感訓的人,俗稱政治犯)至少有一萬多人,至於政治受害者(未判刑或感訓,但受政治迫害,如台大哲學系事件師生)則更多。

親身經歷白色恐怖,自我放逐美國的作家王鼎鈞說:「槍斃不可怕,刑求可怕;刑求不可怕,社會的歧視可怕。」牢房是小監獄,整個台灣是大監獄。

相關書摘►《臺灣之春》:那一夜,國家暴力和群眾暴力在街頭對決,史稱「美麗島事件」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臺灣之春:解嚴前的臺灣民主運動》,春山出版

作者:胡慧玲

在壓抑的戒嚴時期,台灣人依然奮力追尋民主的春天
陳健民(香港占中三子之一)、陳俊宏(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專文推薦

  • 本書原名《百年追求卷三.民主的浪潮》

上個世紀七○到八〇年代,台灣處於嚴峻的國際情勢和獨裁統治的雙重壓迫,黨外人士無懼白色恐怖的威脅,以各種形式爭取民主與言論自由的空間,也不斷重複著被捕與受難的命運。種種橫逆不曾使他們放棄,政權愈壓迫,民主運動的動能愈綻放。

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陳文成、鄭南榕、黑名單,是彼時台灣的重要關鍵字。從社會、媒體到校園,台灣幾乎每個層面都在民主改革的浪潮中奮勇向前。在不間斷的追求與衝撞之下,台灣終於打破一黨獨裁的政治局面,黨外諸多力量匯聚、成立正式的反對黨,也迫使獨裁政權做出讓步,結束三十八年又五十六天的戒嚴時期。民主、平等與自由的夢想,三代台灣人的「百年追求」,自此終有成果。

香港人應讀一讀這書,要知道台灣民主得來不易,那是多少人用勇氣、智慧和生命換取回來的,而香港只站在那漫漫長路的起點。我也希望台灣年輕一代讀一讀這段傷痛的歷史,對今天任何執政者出現獨裁的傾向會分外警惕,更不要被「一國兩制」的花言巧語所迷惑。台灣必須在普選和政黨政治以外,壯大公民社會、健全法治和建立廉潔有效能的公部門,才能提升民主品質。台灣是華人社會民主自由的堡壘,你們今天的奮鬥是我們對明天的想像。————陳健民(香港占中三子之一,本書推薦者)

歷史最終證明,當「壓制成本」遠大於「容忍成本」,獨裁者也只能順應時勢,對民主的要求做出讓步。在書中的許多篇章,我們深深體會台灣人民對民主的熱情與堅持,不同的運動中總看到許多默默奉獻心力的人,前仆後繼,最終促成政治體制的重大變革。如同一部台灣人的精神史,讓我們理解在民主化過程中,台灣人對精神價值的追求,對歷史變革產生重大影響。————陳俊宏(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本書推薦者)

百年追求的民主之路,曾經,舉目望去,不見微光。然而,是盼望,是堅持,是「非如此不可」的集體意志,以及遠方傳來的呼應哨音,讓幾代人你挺我我挺你接棒走下去,迎接台灣之春的到來。

祈願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成為世界上受壓迫者,追求民主自由路上的微光和哨音。————胡慧玲(本書作者)

(春山)WT01021_臺灣之春_立體書封+書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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