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時代的人權思辨》:「城市漫遊者」或許可以幫助人們,成功擺脫被數據驅使的生活苦難

《數位時代的人權思辨》:「城市漫遊者」或許可以幫助人們,成功擺脫被數據驅使的生活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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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們需要保衛自己的心靈空間,留一些給俗人、怪人,留一些給脫離商業氣息影響而難以預測的經驗。我們應當像個城市漫遊者或「城市漫遊女」(flâneuse)一般,以培養好奇心為目標,同時提升以自由眼光觀察市民同胞的能力。

文:莉姿.歐榭(Lizzie O’Shea)

線上公共空間的破碎化,以及我們的自我意識變得如此容易被外來影響滲透,此種現象或會造成腐蝕作用。然而,這並不意味這是一令人不悅的過程,正好相反:整個過程設計是要讓人覺得享受,有時還讓人的成就感大增。監控資本主義將人們對便利與連結性的欲望做為誘餌,吸引我們加入、使用它的平台;接著它又利用我們的同意來合理化對我們的侵犯行為,將責任轉嫁給我們。

這近似於整座城市環繞著汽車來進行組織——廢除社區跟公園以使車流順暢。停車場與義大利麵條橋(spaghetti bridges)對身居鐵皮和玻璃內的汽車駕駛而言是方便的,但同時,我們做為行人所能經歷的驚喜或美麗卻被剝奪。

有個常被用來理解監控資本主義的隱喻,那便是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小說《一九八四》;書中那位無所不知、無所不見的老大哥(Big Brother)透過隱藏式相機、攝影機、收音器監視著我們的一舉一動。此外,十九世紀傑瑞米.邊沁(Jeremy Bentham)的「開明」監獄模型——即「環形監獄」(panopticon)——也被用來比擬成監控資本主義,監獄守衛能在中央的有利位置隨時看到所有囚犯。不過,這兩種比喻都沒能把握住我們目前麻煩的某些重要特色。

老大哥和環形監獄的運作基礎是教導人們自我監督,但監控資本主義通常是要設計地讓人不會察覺。許多公司的既得利益在於挖掘我們的數據,並將其用以影響我們,這件事最好讓人們知道得越少越好,如同伯納.哈考特所解釋的:「最佳的監視作業不是發生在它被內部化的時候,而是在它被人心不在焉地遺忘之際。」舉例而言,當那位懷孕的少女以及她毫無起疑的父親登上頭條新聞,目標百貨確實學會了這一課。然而,這種行銷手法具有侵略性又讓人緊張兮兮,絕非讓人印象深刻。

請注意,有很多網站其實是數據商偽裝的,約會網站就是很好的範例。OkCupid的銷售宣傳是它採用科學方法來幫人們配對,配對根據是對你進行的各領域價値觀及偏好調查;可是,這個網站沒有淸楚告知,或你很容易忘記,你所打進去的相關訊息已是屬於他們的了。這家公司已經承認,搜集用戶相關資訊與打造更好配對法的目標其實沒什麼關係,他們的說法是編造的;與此同時,他們還利用用戶做實驗。

此公司的共同創辦人曾輕鬆地談到:「各位,你猜怎麼著,若你在使用網際網路,你隨時都是數百個實驗進行的對象,這就是網站的運作方式。」利潤就存在於他們加以蒐集並售予第三方的數據中。為達此目的,OkCupid的母公司Match Group旗下還有好幾個約會網站,從Tinder到「天主教徒約會網」(CatholicPeopleMeet)都是它們的,諸多交友網站可以迎合不同種族、宗教、年齡、政治取向的人們。這明明是抽象身分的一種形式,但卻被當作浪漫故事的成功機會,來加以推銷。

行銷訊息愈來愈難以偵測,我們許多人甚至沒有意識到那是廣告。瑪拉.愛因斯坦(Mara Einstein)在《黑色廣告行動》(Black Ops Advertising)中談到,「紅牛」(Red Bull)是如何在此領域中成為市場佼佼者。紅牛企業拍攝許多驚人的特技、娛樂影片,內容看似與能量飮料無甚干係,但影片畫面華麗、令觀看者血脈賁張,只有少量的線索——例如商標的置入——可以察覺這是部廣告,行銷的微妙之處支撐了它的吸引力。

瑪拉.愛因斯坦寫道,「經過遙控器、數位錄影機(DVR)的時代,還有現在的『忽視橫幅廣告』、廣告攔截器,這些經歷教了廣告商一課,那就是消費者對規避廣告已然駕輕就熟」,「廣告商的回應之道則是開發新創的隱密行銷模式」,目的是使我們記得商標,並在沒有察覺廣告的情況下進行購物想像。最後,這些企業要我們複製整個過程,分享這些內容與隱匿的商標。如此一來,我們整座社交網絡就會變成恆久的市場;如此一來,我們的社會空間就被轉化為商品和金錢。

這便是佛洛伊德「快感原則」的放大版。這種社會經驗以無限的甜蜜沉溺為中心,同時力圖逃避現實,佛洛伊德認知的心理運作過程被重新定位,以符合資本主義在線上空間的目標。佛洛伊德寫道,「以快感原則制定而加諸於我們的變快樂計畫,並不能眞正達成目的;然而,我們不應(事實上也無法)放棄接近此目的之企圖。」此事也可能以其他型態出現,例如獲得快感或避免不快。

可是,不管我們做了什麼,佛洛伊德說:「此等途徑皆不可能讓我們滿足一切欲求。」快感原則會驅使我們的行為,除非我們能夠找到方式駕馭這項貪得無厭的原則,否則快感原則將會居於上風、甚至成為主宰。監控資本主義建構了人們的線上生活,企圖限制快感原則一事因此變得困難且令人挫折。

此種情況與博弈機台(electronic gambling machine, EGM)產業有諸多令人困擾的相似之處。該產業建立在設計者利用科技複雜地創造出一種人與機器之間的癮頭上。早在數據商和行銷商出現的幾十年前,博弈業中的科技人士就是蒐集大量個資的先鋒,他們會培養消費者的忠誠度,在痛點(pain points)及適當時機出現時,傳送有效的行銷訊息。

文化人類學者娜塔莎.蕭爾(Natasha Schüll)曾論及,投入博弈機台是種「陷阱,最終具有毀滅性」。賭場營運商經常使用即時監視系統——把博弈機台變成監視設備——觀察個別消費者的遊戲,精心安排介入手段,讓人們繼續玩下去。賭徒若神入他們所謂的領域(the zone)之中,就會變得迷失,無止境的遊戲會產生刺激與平靜交織的精準平衡感,迷住賭博者,讓他們繼續屈從於快感原則。

與資料探勘及暗黑行銷行動類似,博弈機台設計背後的那個產業是隱匿的,幾乎無法發覺。博弈業付出偌大心血,就是要培養出足以讓賭徒自我毀滅的癮頭。娜塔莎.蕭爾曾記錄,此產業「投入極大努力,要使賭博遊樂能產生暫時性、肌肉知覺(kinaesthetic)的效果。」企業如此投入能夠證明,將上癮的責任歸咎於個人能力及意志乃是錯誤的;反之,上癮的起因並不是個人或科技,而是兩者間的動態交流。

同樣的觀察心得亦可適用於監控資本主義:數位科技被仔細設計來培養人們持續性的參與,以服膺數據商及暗黑行銷者的目標。安東尼奧.賈西亞.馬丁涅茲曾提及,負責增加用戶數的Facebook發展團隊,使用的正是博弈機台設計者的策略。發展團隊:

利用一切的心理花招、視覺伎倆,來讓人們的目光望向Facebook的用戶帳號……他們將點擊率、轉化率(conversion rates)精算至小數點後第三位,並建構了完整的用戶數據庫。無論是運用史金納心理學還是帕夫洛夫心理學,他們會計算出寄送Facebook事件通知(例如提醒或朋友新貼文)的最佳速率,以期獲得最佳的回應。

會使用這種策略的並不僅限於社交媒體平台。亞當.格林菲爾德(Adam Greenfield)曾經論及我們如何活在一個網絡環境之中,如智慧型手機等功能強大的裝置設備鼓勵我們不斷把時間花在滑動、捲動,他如此寫道:「我們變得益發依賴網際網路的取用,來達成非常普通的目標。」因此,我們使自己受裝置擺布,而裝置則持續吸取並利用數據來裁製行銷內容,並藉此操弄我們。

對許多人而言,這就是我們日常的電腦使用與上網經驗。如今,線上生活是一種無可避免的強大經驗,現在有愈來愈多人公開討論,留意「設計」是如何導致人們對數位科技的上癮行為。例如來自人道科技中心(Center for Humane Technology)的崔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等人,曾批判擁有以下特質的設計:提供間歇性獎勵(intermittent rewards)、創造無數訊息饋送(newsfeeds)、操弄我們對錯失機會的恐懼及社會肯定的渴求。

哈里斯傾向以個人主義思維來定位這個議題,有時反而讓更廣大的背景因素未受質疑。哈里斯其實是個前「圈內人」,曾在Google工作,這意味著他的言論內容是不可否認的知識,但這並不必然意味他有能力對科技資本主義作出必需的批判。70不過,我們應該聽聽這些證詞,證明為了讓我們上線或收聽或退出,有多少龐大資源投入其中;這對我們理解自己每日遊歷的數位空間極有裨益。

伯納.哈考特教授將Facebook用戶經驗形容為「完美迷幻藥索麻(soma)的數位版本」。索麻乃是借用自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的一種魔幻物質,沒有副作用、沒有殘留,讓人全然心滿意足;索麻令人如此滿足,乃至於失去它的結果是痛苦與悲慘。馬丁涅茲講得更直接,這能反映他何以決定加入這間公司:「Facebook是網際網路規模的合法快克(crack)。」如此一來,以喬治.歐威爾《一九八四》為類比來理解抽象身分及數據歧視的做法就失效了。

時間拉回一九八五年,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主張,拉斯維加斯(Las Vegas)的老虎機娛樂事業才是電視時代裡人們集體性格與集體志向的最佳隱喻;而我想要說的是,這項隱喻也適用於數位科技時代。我們所要面對的並不是歐威爾描繪反烏托邦(dystopia)中那令人恐懼厭惡的暴君;我們面對的是能表演娛樂、面帶笑容的統治性力量。波茲曼結論道:「結果,歐威爾的預言並沒有成眞多少,但赫胥黎所言正在實現。」

佛洛伊德的認知是,活在社會裡始終是欲求快感與現實——我們做為集體一員的現實——之間的一種妥協,「分析」能夠幫助我們探索那些加諸己身的創傷及痛苦,也可避免我們的過去主宰了自己的當下或未來。我們也試圖在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下存活,並且找到方法應對必然影響吾人行為的社會脈絡。社會脈絡不只是種組織性的負擔,同時也是做為人類的重要部分。恩拉登.杜勒寫道:「個人必須要做為社會聯繫的結點(knot)才有其意義。」若離開社會脈絡,我們就變得意義貧乏,即便社會脈絡依然會是壓在我們欲望上的一種負擔。

人們在打造自己的空間時,方法無論是物質性還是數位化的,都會影響我們控制自身欲望、探索必要妥協的能力,這些方法應該要能平衡便利性和參與性,還要能締結連結性,而不是造就破碎與隔離。這便是激勵珍.雅各在一九五○年代後期投入捍衛紐約市華盛頓廣場公園運動的動因,她反對都市設計者將此地改建為高速公路;這座計畫中的高速公路確實便利了汽車駕駛,但這會毀掉當地人們用心善用的一項資源。

然而,眼界「遠大」、現代主義的都市設計者卻極少慮及此事。珍.雅各寫信給紐約市長:「我們盡全力讓這個城市變得更適宜居住,後來卻得知這座城市在構思著更不宜居的計畫,這實在令人非常沮喪。」十年之後,經歷無數次會議與成千上萬居民的抗議,高速公路的建設計畫最後終止。這些被資深都市計畫者批評為「一群媽媽」的人,實際上拯救了那塊對城市居民依然極為重要的區域。

我們未來的網上自主權之戰仍是一場輸贏皆在的硬仗。下個世代的網路科技可以提升我們所有數位活動的整合性,更加讓機器組織我們的生活,別人會更加比我們自己更了解我們。在此脈絡下,若將注意力放在我們身為消費者的權力,那就錯了;因為,那股施加於人們的力量正是根基於我們成為消費者的社會化過程。這種過程會讓我們接受一座所有公園都鋪平成高速公路,運動場及溜冰場被改建為購物中心的城市。這種城市的生活運轉是不會順利的,更遑論令人高興,但這卻是讓數據商、零售商可以大賺一筆的所在。

把此一過程說成是在我們的同意或理解之下進行,會貶抑眾多為促進我們參與程度而付出的努力;該說法把問題放在個人而非整套系統上,它忽視了許多人眞正關心的問題——亦即監控資本主義對人們生活的負面影響,也忽視了人們對事情有所不同的渴望。傑弗瑞.漢默巴赫(Jeffrey Hammerbacher)是最早開始研究Facebook的科學家之一,其人以把握住上述問題而聞名:「我這時代的天才都在想著要怎麼讓人們點擊廣告」,他如此說著,「這太爛了吧!」

當優步(Uber)在二○一○年首度推出之際,有很多呼聲在吹噓「共乘」(ride sharing)是如何正向的發展,它可以讓人們自己制訂生活行程;在計程車服務不足的區域,它可以提升交通運輸的水準;它可以減少自有車比例,促進環境友善。Uber原本的目標在於充實交通的選擇,而不是要取而代之。二○一五年,當時的Uber首席執行長特拉維斯.卡蘭尼克(Travis Kalanick)宣布,該公司的「唯一」目標是「讓紐約市的街道減少一百萬輛汽車,一勞永逸地解決城市交通阻塞問題。」這就是一個矽谷樂觀精神的典型時刻,根據科技資本主義而來的數位革命承諾。

這番宣言固然大膽,但後續發展卻極為可疑。Uber的崛起並未減少路上的車輛,卻與交通阻塞的加劇密切相關。曼哈頓市區的平均車速自二○一○年以來降低了十五%,此現象發生的確切原因不明,但專家認為 Uber以及其他共乘公司的出現乃是部分理由;雖然人口在增加,但搭乘地鐵的人數卻下降了。城市稅收降低,黃色計程車增收了五角的附加稅,用來改善地鐵與巴士。換句話說,Uber的盛行意謂著其他公共交通選項的競爭力萎縮。倫敦的境遇也沒好到哪去:路上的 Uber駕駛數量已經超過黑色計程車,大大扭轉了引入「塞車稅」(congestion charge)後造成的環境改善與現實效益。

相較於巴士,搭乘 Uber可能更方便、更舒適,甚至可能相對上更便宜。但是大眾交通的私有化會讓我們城市的情況更加惡劣。Uber的長期策略似乎是要取消駕駛人,營運一批無駕駛車隊來讓交通成本更低廉;若此事成眞,那結果很容易想像:我們的城市會處在持續的阻塞僵局,公共交通設施年久失修,更多公共空間被大馬路取代,被接送的我們會穿梭在煙霧瀰漫中,深陷Uber總部的追蹤與記錄之下。

從城市規畫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Uber得利而非眾人受益的世界。這幅景象其實無異於目前在我們心理地貌上發生的事,此都是資料探勘產業造成的:我們心靈的城市中塞滿了企業,它們對城市基礎建設與符合人們需求的建築天際線興趣缺缺,而是將企業的盈虧結算線(bottom line)列為優先事項。

珍.雅各的洞見精彩處之一,在於她認知「行人」的重要是造就城市偉大的因素;她認為,若要了解一座城市,最好多在市內走走,生氣盎然的街道是創造多元性與活潑社區的重大要素。從此觀點出發,我們可以窺見一種不同的未來,此未來可以創造出歡迎「城市漫遊者」(flâneur)的心理地貌,城市漫遊者是一個象徵形象,代表都市探索者、漫步街道之人,此形象在文學、哲學作品中頻繁出現。

法國文人查理.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將此關鍵人物描述成一位充滿好奇心的天才,他的天賦在於觀看的能力;波特萊爾如此解釋城市漫遊者的精神與獨立性,及其所帶來的樂趣:「此人能遠離家園,但又隨時隨地像在家裡悠游自在;他能觀察世界,他能待在世界的中心,而同時大隱隱於世。」重申此事的後人——最有名的便是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從城市漫遊者觀點出發,陳述人們如何被消費型資本主義(consumer capitalism)造就的「感知超載」掏空了自己的經驗。

此項觀點或許可以幫助人成功擺脫被數據驅使的生活苦難。城市漫遊者若要占據,或被慫恿去探索一座城市,就暗示這是美麗、複雜、充滿驚奇之地,這裡有出人意表的事物、可能出現有趣的相遇,而不是有門禁的社區或被緊密監視、缺乏靈魂的高樓;這一空間之開發是以人們的需求為主,而不是環繞利益而生。我們能不能立志在心靈內重新打造這樣的城市,抵抗資料探勘產業的設計成果呢?珍.雅各的觀察是:「所有的市中心都可以善加利用其過去與當下的獨特融合,善用其氣候、地貌或某些發展。」總結來說,她對此一道路的前景是頗感興奮的:

這是個多棒的挑戰呀!此前很少市民有這種機會可以重塑城市,成為自己及別人都會喜歡的地方。若這意味著要為俗氣的人、奇怪的人、不搭配的人們留下空間,這是挑戰的一部分,但不是問題。要設計一座夢想中的城市是容易的,要重建一座活生生的城市則需要人們的想像力。

我們需要保衛自己的心靈空間,留一些給俗人、怪人,留一些給脫離商業氣息影響而難以預測的經驗。我們應當像個城市漫遊者或「城市漫遊女」(flâneuse)一般,以培養好奇心為目標,同時提升以自由眼光觀察市民同胞的能力。正如某位作家所寫的,城市漫遊者是「透過觀察來進行全面參與」。如果我們能夠擁抱此種生活模式,便能開始發覺自己是如何被監控資本主義結構所窺視,也可以堅定地朝向瓦解此結構的目標邁開步伐。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數位時代的人權思辨:回溯歷史關鍵,探尋人類與未來科技發展之道》,臺灣商務出版

作者:莉姿.歐榭(Lizzie O’Shea)
譯者:韓翔中

企業販賣大數據,網路演算法歧視,國家機關掌控原始碼
在數位科技主導一切的時代,我們還有自由嗎?

害怕隱私外洩的你,被網路制約的你,關心人權公義的你,
在淪為無良政府及資訊大亨的數據包之前,
唯有回到歷史找答案,才能脫離宰制,爭取更平等的數位未來!

「在這場危機中,數位科技扮演、且會繼續扮演它的角色,我們有必要謹慎思考是誰在做這些決策,以及為什麼做這些決策。是以,我想拋棄以下這個觀念:為了公眾的健康與安全,我們得承擔社會責任,必須容忍隱私與其它人權遭受侵犯。」————莉姿.歐榭

特別收錄中文版作者序————反思全球肺炎大流行下的政府監控作為

  • Facebook在印度推行網路吃到飽服務為何踢到鐵板?是印度人不識好歹,還是免錢的網路最貴?
  • 70年代比爾蓋茲曾說過:「誰會願意花三年時間設計程式,抓錯誤,然後免費分享?」但為何偏偏就是有一群這樣的傻子?
  • 只不過點了網友減重文,YouTube就推薦沉重人生影片給我?反殖民大師法農將如何看待充滿偏見的演算法網路世界?
  • 18世紀倫敦的碼頭監控管理,為當前各國警察執法過當及中國社會信用評分系統提供怎樣的啟示?

當我們談到數位科技,總說要看向明天、放眼未來,然而,這只是讓人更搞不清楚到底該如何前往未來。本書作者莉姿.歐榭認為,我們該做的不是憑空想像,而是回頭看————看向歷史。

在這本引人入勝的書中,她用駭客的好奇心、史家的論述力,以及律師的精準度,回顧一些充滿革命性、對我們設想未來具關鍵價值的歷史事件及理論,引導讀者自由思考、對應當代或之後可能面對的問題。她以絕妙文筆展現了,當我們陷入科技資本主義掛帥的思維時,向過去學習,反而能看出許多為人權、平等及社會公義去爭取奮鬥的可能性,進而解放不同的數位未來發展選擇。這也是莉姿書中一再強調的:歷史是可用的,歷史是為未來而存在。

本書為身處新世界的每一個人所寫。不論你是創業者、程式設計師、激進駭客、Facebook使用者,或是對科技沒有好感而拒絕使用新科技的人,都可以從中獲得深刻啟發。

數位時代的人權思辨_立體書封_(無書腰)主要顯圖請以無書腰檔為主
Photo Credit: 臺灣商務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