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時代的人權思辨》:「城市漫遊者」或許可以幫助人們,成功擺脫被數據驅使的生活苦難

《數位時代的人權思辨》:「城市漫遊者」或許可以幫助人們,成功擺脫被數據驅使的生活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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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們需要保衛自己的心靈空間,留一些給俗人、怪人,留一些給脫離商業氣息影響而難以預測的經驗。我們應當像個城市漫遊者或「城市漫遊女」(flâneuse)一般,以培養好奇心為目標,同時提升以自由眼光觀察市民同胞的能力。

文化人類學者娜塔莎.蕭爾(Natasha Schüll)曾論及,投入博弈機台是種「陷阱,最終具有毀滅性」。賭場營運商經常使用即時監視系統——把博弈機台變成監視設備——觀察個別消費者的遊戲,精心安排介入手段,讓人們繼續玩下去。賭徒若神入他們所謂的領域(the zone)之中,就會變得迷失,無止境的遊戲會產生刺激與平靜交織的精準平衡感,迷住賭博者,讓他們繼續屈從於快感原則。

與資料探勘及暗黑行銷行動類似,博弈機台設計背後的那個產業是隱匿的,幾乎無法發覺。博弈業付出偌大心血,就是要培養出足以讓賭徒自我毀滅的癮頭。娜塔莎.蕭爾曾記錄,此產業「投入極大努力,要使賭博遊樂能產生暫時性、肌肉知覺(kinaesthetic)的效果。」企業如此投入能夠證明,將上癮的責任歸咎於個人能力及意志乃是錯誤的;反之,上癮的起因並不是個人或科技,而是兩者間的動態交流。

同樣的觀察心得亦可適用於監控資本主義:數位科技被仔細設計來培養人們持續性的參與,以服膺數據商及暗黑行銷者的目標。安東尼奧.賈西亞.馬丁涅茲曾提及,負責增加用戶數的Facebook發展團隊,使用的正是博弈機台設計者的策略。發展團隊:

利用一切的心理花招、視覺伎倆,來讓人們的目光望向Facebook的用戶帳號……他們將點擊率、轉化率(conversion rates)精算至小數點後第三位,並建構了完整的用戶數據庫。無論是運用史金納心理學還是帕夫洛夫心理學,他們會計算出寄送Facebook事件通知(例如提醒或朋友新貼文)的最佳速率,以期獲得最佳的回應。

會使用這種策略的並不僅限於社交媒體平台。亞當.格林菲爾德(Adam Greenfield)曾經論及我們如何活在一個網絡環境之中,如智慧型手機等功能強大的裝置設備鼓勵我們不斷把時間花在滑動、捲動,他如此寫道:「我們變得益發依賴網際網路的取用,來達成非常普通的目標。」因此,我們使自己受裝置擺布,而裝置則持續吸取並利用數據來裁製行銷內容,並藉此操弄我們。

對許多人而言,這就是我們日常的電腦使用與上網經驗。如今,線上生活是一種無可避免的強大經驗,現在有愈來愈多人公開討論,留意「設計」是如何導致人們對數位科技的上癮行為。例如來自人道科技中心(Center for Humane Technology)的崔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等人,曾批判擁有以下特質的設計:提供間歇性獎勵(intermittent rewards)、創造無數訊息饋送(newsfeeds)、操弄我們對錯失機會的恐懼及社會肯定的渴求。

哈里斯傾向以個人主義思維來定位這個議題,有時反而讓更廣大的背景因素未受質疑。哈里斯其實是個前「圈內人」,曾在Google工作,這意味著他的言論內容是不可否認的知識,但這並不必然意味他有能力對科技資本主義作出必需的批判。70不過,我們應該聽聽這些證詞,證明為了讓我們上線或收聽或退出,有多少龐大資源投入其中;這對我們理解自己每日遊歷的數位空間極有裨益。

伯納.哈考特教授將Facebook用戶經驗形容為「完美迷幻藥索麻(soma)的數位版本」。索麻乃是借用自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的一種魔幻物質,沒有副作用、沒有殘留,讓人全然心滿意足;索麻令人如此滿足,乃至於失去它的結果是痛苦與悲慘。馬丁涅茲講得更直接,這能反映他何以決定加入這間公司:「Facebook是網際網路規模的合法快克(crack)。」如此一來,以喬治.歐威爾《一九八四》為類比來理解抽象身分及數據歧視的做法就失效了。

時間拉回一九八五年,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主張,拉斯維加斯(Las Vegas)的老虎機娛樂事業才是電視時代裡人們集體性格與集體志向的最佳隱喻;而我想要說的是,這項隱喻也適用於數位科技時代。我們所要面對的並不是歐威爾描繪反烏托邦(dystopia)中那令人恐懼厭惡的暴君;我們面對的是能表演娛樂、面帶笑容的統治性力量。波茲曼結論道:「結果,歐威爾的預言並沒有成眞多少,但赫胥黎所言正在實現。」

佛洛伊德的認知是,活在社會裡始終是欲求快感與現實——我們做為集體一員的現實——之間的一種妥協,「分析」能夠幫助我們探索那些加諸己身的創傷及痛苦,也可避免我們的過去主宰了自己的當下或未來。我們也試圖在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下存活,並且找到方法應對必然影響吾人行為的社會脈絡。社會脈絡不只是種組織性的負擔,同時也是做為人類的重要部分。恩拉登.杜勒寫道:「個人必須要做為社會聯繫的結點(knot)才有其意義。」若離開社會脈絡,我們就變得意義貧乏,即便社會脈絡依然會是壓在我們欲望上的一種負擔。

人們在打造自己的空間時,方法無論是物質性還是數位化的,都會影響我們控制自身欲望、探索必要妥協的能力,這些方法應該要能平衡便利性和參與性,還要能締結連結性,而不是造就破碎與隔離。這便是激勵珍.雅各在一九五○年代後期投入捍衛紐約市華盛頓廣場公園運動的動因,她反對都市設計者將此地改建為高速公路;這座計畫中的高速公路確實便利了汽車駕駛,但這會毀掉當地人們用心善用的一項資源。

然而,眼界「遠大」、現代主義的都市設計者卻極少慮及此事。珍.雅各寫信給紐約市長:「我們盡全力讓這個城市變得更適宜居住,後來卻得知這座城市在構思著更不宜居的計畫,這實在令人非常沮喪。」十年之後,經歷無數次會議與成千上萬居民的抗議,高速公路的建設計畫最後終止。這些被資深都市計畫者批評為「一群媽媽」的人,實際上拯救了那塊對城市居民依然極為重要的區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