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右派的意識形態已不是二分法,追求同質化才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左派、右派的意識形態已不是二分法,追求同質化才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傳統「後設敘事」或「二元性」的左右光譜已經趨於重組,在不同的公共政策中,左與右的位置可能隨時異位或置換,虔誠宗教信仰者可能支持勞工權益,追求解殖的激進份子可能同時擁抱保守的民族主義,這時候社會的真正敵人,其實是極端偏狹,追求「同質化」的基本教義者或是威權政體。

在政治學上,左與右的路線本來就是一個複雜歧異的概念,由於理念與實際之間往往沒有純粹的二分法,再加上意識形態的典範修正,在新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又融入彼此存在的元素,導致傳統認定的邊界更加模糊。此外,台灣尚有統獨議題,使得討論或使用這個概念時,陷入一種主觀標籤化的後果。

純粹從歷史的脈絡來看,許多人認為左右之分應來自於法國大革命前夕的三級會議。由於路易十六基於財政困難要加徵稅收,稅改方案的負擔對象主要落在一般的平民階級,而不是貴族與教士等特權階級,因此引發彼此之間的鬥爭關係。其中前者多為啟蒙與共和主義的信仰者,在立法議會裡坐在議場的左邊,後者既得利益或保守者位於右邊。

因此,「改變現狀」或「激進革命者」被定義為「左派」,「維持現狀」或「保守既得利益」被解釋為「右派」,這應該是最傳統的理解。

在法國大革命之後,歐洲同時經歷工業革命的過程,在資本主義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中,勞動異化與階級分化日趨嚴重,剝削與革命解放的概念又有新的轉變。特別是在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興起之後,在歷史唯物論眼中,昔日扮演自由主義的倡議者,已經與資本主義、公民社會、憲政主義、新教倫理結合成一個綿綿的體系。

換句話說,物質生產的「經濟基礎」決定了價值理念與政經制度的「上層建築」,兩者之間存在辯證性的共生結構。唯有進行劇烈的革命打破結構才能獲得有意義的解放。直言之,社會主義或追求公平正義成為新的左派代理人。

深入觀察,社會主義對於革命的對象與步驟始終有不同的見解,因而也產生改良主義與激進路線的差異,在整個左派的路線中不,斷出現左右之間的新演變與分化。

今天的社會主義國家,做的早不是當時馬克思主義的事

首先,德國社會民主黨從共產國際內部分裂,考茨基與伯恩斯坦往往被基本教義派扣上「修正主義」或「妥協派」的右傾帽子;此外,列寧主義在俄國革命後,由於強調以黨領政、共黨先鋒隊與民主集中制也被冠以保守路線,然而在史達林以建設蘇聯為優先「一國社會主義」的主張下,托洛斯基「不斷革命論」則被達成左傾冒險主義。

阿爾札赫戰爭-1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其後,蘇聯與中國基於全球冷戰戰略、內部實踐社會主義模式的不同,又產生「蘇修主義」與「教條主義」之爭,左右關係隨即出現了置換。就連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實踐永遠都有「左右兩條路線之爭」:毛澤東與國際派,在馬克思主義本土化與複製蘇聯革命經驗相互鬥爭。

中共建政後,毛版不斷革命論又與計畫經濟牌存有劇烈的路線衝突,最後成為文化大革命中的「四人幫」對「走資派」的鬥爭;鄧小平的第三次復出再度上演「實踐論」與「兩個凡事」的矛盾;直到改革開放派一直存在「市場派」與「計畫派」的爭鬥。換言之,左派內部的「左與右」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狀態。

今天的資本主義,也不是在追求完全的自由市場

在傳統被認定為右派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範疇中,也大致出現這種意識形態位移的現象。

古典自由主義所主張的市場開放競爭,在失靈的狀態下也會出現嚴重的經濟恐慌與衰退問題,在社會主義的影響下,小政府的概念逐漸融入更多干涉與財政政策的作為,這也是大家熟知的凱因斯主義與福利國家思想。

然而這種在「失業率」與「通貨膨漲」之間尋求平衡的財政政策,在70年代又出現財政紀律鬆弛、赤字擴張、國有企業無效率、市場欠缺競爭等問題,在面對高失業伴隨而來的停滯性通膨問題,國家陷入束手無策的窘境,再加上走過60年代的混亂,取而代之的是某種混合古典市場自由競爭、私有產權為主題、突出社會秩序與道德價值的「新保守主義」,與之抗衡的是追求效率、公平正義的新自由主義。

換言之,典範修正後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卻包含了更多不同的左右要件。

qtfvjrq6p3twhtna68b675jwf7teb5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在左右的定義逐漸多元時,追求「同質化」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這意味,傳統那種充滿「後設敘事」或「二元性」的意識形態光譜已經趨於重組,在不同的公共政策中,左與右的位置可能隨時異位或置換,在這個新定義的多元價值中,虔誠宗教信仰者也可能支持勞工權益,追求解殖的激進份子可能同時擁抱保守的民族主義,只有最極端偏狹的基本教義者或是威權政體,才會追求「同質化」的價值認定,這就是卡爾・波普(Karl Popper)口中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有趣的是,有時候這種認知也帶有濃厚主觀與情感因素,對於多數法國人來說,理性告訴他們要選擇右派,但是感性往往把他們推向左派;一戰之後,威瑪共和面對一個極為尷尬的狀態,四個德國人中只有一個人真心支持民主,另一個痛恨民主,另外兩個人雖然暫時服膺民主,但經濟衰退時隨即擁抱左派與右派的威權運動。

上述這些,這對處在社會轉型的台灣來說,其實具有很強的啟發性,特別是大家處理「左膠」或「解殖」這些命題時。

延伸閱讀

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


Ta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