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遷《世紀中國》:袁世凱死後,孫中山成為共產國際鼓動社會主義革命的盟友

史景遷《世紀中國》:袁世凱死後,孫中山成為共產國際鼓動社會主義革命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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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共產國際的代表和蘇聯派來的其他交涉人員,終於在1922年和孫中山取得接觸,他們很明智地沒有要孫接受共產黨領導。相反地,共產國際代表遵循列寧及其顧問制定的各種路線,提議建立某種聯盟關係,並由孫氏來領導。

文: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金安平(Annping Chin)

第三章 告別傳統(Away with the Old)

(前略)

五四運動的知識思想浪潮,從發生的中心點北京,一路擴散到中國偏遠的內陸省分,青年毛澤東的經歷可以說明此一過程。日後領導中國共產黨達四十餘年的毛,此時還是個靠自學獲取知識的中學畢業生,他寫過幾本內容激進的小冊子,在湖南省會長沙經營一間小書店。

根據現存於世的書店銷售紀錄,在1920年的四十天期間,書店賣出三十本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政治哲學》(Political Ideals)、五部美國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的演說集、三十本無政府主義思想家克魯泡特金(Kropatkin)的文集、五本《愛的成年式》(The Coming of Age of Love)、十本達爾文(Darwin)的《物種起源》(Origin of Species)、數十冊關於俄國革命與科學方法論的研究集、超過四十部胡適以白話文撰寫的《嘗試集》(胡適是北大教授,也是五四運動的領軍人物)、最後是165本「五四運動」最重要的刊物:《新青年》。銷售上述這些書籍共獲利三十五元;淨利是虧損的,不過書店的五名員工都沒有支領薪水。

五四運動(今日中國仍然如此稱呼)更長遠的目標,是要終結當前中國的軍閥混戰,並且以大眾接受的兩個中心概念——民主與科學,和國家政治重新步上軌道兩相結合起來,如此就能將中國帶往和西方並駕齊驅的發展道路上。問題是:這樣的改變要如何產生?自從宋教仁遇刺、國民黨遭到袁世凱擊潰以來,聰明才智之士持續投身政治,但是他們後來發現:自己懷抱的使命幾乎不可能實現。

思想家暨政治活動家梁啟超此時的經歷,再次證明了政治變革在此時的中國絕非易事。梁氏於1916年最終厭棄了袁世凱,與其分道揚鑣,而在袁死後,舊國會於1917年重新集會,梁又重返政治舞台。他接受總理段祺瑞的任命,出任段內閣的財政總長,然而,梁對於段暗中向日本巨額貸款一事竟毫無所知。梁啟超支持段祺瑞參與歐戰的決定。直到隔年,他才永遠退出政壇,將此生剩餘的十一年光陰投注在研究、教授歷史和著書立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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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示威抗議的市民在天安門前集合,天安門前廣場正是1919年5月4日那天的運動爆發之地。之前的《凡爾賽和約》,將段祺瑞的醜惡意圖以及他暗中對日借款之事公諸於眾,遂引發五四運動。攝影者:甘博。

梁啟超在著作中明確表達反對馬克思主義各項教條的立場。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有如晚清的儒教,不但狹隘、限制思想,而且閉塞民智。然而,縱使梁氏的見解得到若干人支持,時代的潮流仍舊堅定地朝其他方向前進。早在二十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便有許多中國青年前往巴黎留學,深受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想的薰陶。後來成為富商的浙江人張人傑,便是這些留法青年當中的佼佼者。他在1902年獲得駐法公使參贊的頭銜前往法國;到了1907年,張已經成為革命團體在法國辦雜誌和研究會的經費贊助者。

張人傑在1906年時首次見到孫中山,隔年至少捐了六萬銀元給孫的反清革命團體。1912年,當張氏隨孫中山回國,共同效力於民國之時,他的友人創立了留法儉學會,使貧寒的中國學生得以先在設於北京的留法預備學校學習法語後,到巴黎南邊約九十公里的蒙達爾(Montargis)學院留學。1913年,在袁世凱取締國會中的國民黨人之際,許多孫中山的追隨者竟未隨他流亡日本,反倒選擇前往法國。到了1915年,他們將原來的「留法儉學會」轉型成為「勤工儉學運動」,參與該運動的中國成員在法國工廠工作,一面獲得勞動經驗,一面賺取自己的學費。

1917年,由於中國本身經濟情勢發生變化,促使志願遠赴歐洲、參與對抗德國戰爭的人數出現驚人成長。超過十萬名中國勞工,分別由各地經船運或火車,穿越太平洋或經由加拿大的越洲鐵路,再轉從大西洋抵達法國,協助協約國船艦卸載貨物,運送補給品到前線,並且幫助清掃戰場以及掩埋死者。兩千餘名中國人最終在此喪命,他們或死於德軍的槍彈與轟炸,或因疾病而犧牲。可是,有更多人在這裡接受國內無法得到的教育。中國志工團體(由那些在美國或歐洲受教育的人士組成)也到這裡來為國人同胞服務,教導他們讀寫及工業技術。

這時在法國的中國人,包括數百名留學生,以及十萬名以上的勞工——另外還要加上至少一千名中國學生,他們受到國內五四運動的鼓舞,還有此地勃興的馬克思研究團體的影響,變得十分激進。這些新團體(其中包括新近從傳統桎梏中掙脫的女學生)有不少人和法國激進人士會面,並被引介加入共產黨。當這些學生於1920年代回到中國後,在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召開首次全國代表大會時,都成為黨內的活躍成員。

他們之中有不少日後留名中共黨史的關鍵人物:例如1920年代後期、中共處在艱困歲月時,領導全黨的李立三,以及周恩來和陳毅這兩位1920年代的勤工儉學領導人,在毛澤東於1935年取得黨內領導權後,直到1976年毛過世為止,都是他的得力助手(譯按:陳毅死於1972年,周恩來死於1976年1月8日,都在毛生前離世);最後還有鄧小平,他在1920年啟程赴法時年僅十六歲。日後,鄧注定帶領中國走上經濟發展復興的道路;從毛澤東死後起,直到1990年代。

這些「歸國」的學生倘若單憑自己的本事,恐怕沒辦法有效建立起共產黨的組織,況且由於他們缺乏發展組織的經驗,幾乎可以肯定:他們很快就會遭到各路軍閥人馬的圍捕與處決。好在他們留學法國時,正好遇上蘇聯領導人列寧(Vladimir Lenin)在1919年,也就是布爾什維克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兩週年後,做出了一項關鍵決定:蘇聯共產黨以共產國際(Comintern)的名義,派出一個善於發展組織的代表團到中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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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創新:上圖是赴日留學的中國婦女,她們的穿著混合了傳統與西方服飾。當時的日本有許多中國留學生團體,這些留日學生深受日本進步氛圍吸引,其混合了傳統東方價值與現代西方秩序。

這些共產國際的代表包括一位俄國人、一位荷蘭人以及至少一位中國人,他們抵達中國的第一站是北京,首先從北京大學曾經贊助馬克思主義學會的教員中,發展第一批成員,他們都是五四運動的領袖人物。共產國際代表接著前往上海都會區,與前北大文學院院長、現任《新青年》總編輯陳獨秀接觸。共產國際清晰的革命訊息,以及代表們在發展組織上的高超技巧,都讓陳獨秀立刻為之折服。

在陳的協助下,他們開始在勞工組織裡尋找能成為未來中共領導人的活動份子,並於1921年召開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同樣重要的是,他們緊緊抓住了孫中山這股勢力。袁世凱死後,孫於1917年回到華南,試圖重建已搖搖欲墜的政治大本營。他即將成為共產國際鼓動社會主義革命的盟友。

自1890年代末起,孫中山就開始對社會主義理念感興趣,當時他於首次流亡海外時途經歐洲,閱讀了很多當前社會主義的文獻。在1913年之後孫氏二度流亡海外期間,他的理念又因為日本社會主義者而得以增強,而或許日本社會主義者也因為孫的緣故,對美國勞工運動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不論美國勞工運動對於在美華工的權利抱持怎樣的反對態度,此時美國的勞工組織已經發展得十分複雜精細。而在1920年以後,社會主義引發民眾支持的潛力對孫中山來說更為重要,因為當時他正準備在上海或廣州組織政府,與北京分庭抗禮,以重新致力於國家統一大業。然而,這時的孫中山極度欠缺資金,麾下能幫助他發展組織或通曉行政的能手也寥寥無幾,也沒有一支聽命於他的軍事武力。因此,孫在一開始只好與他所在之處的軍閥結成同盟,或令人感到羞辱地寄人籬下。

共產國際的代表和蘇聯派來的其他交涉人員,終於在1922年和孫中山取得接觸,他們很明智地沒有要孫接受共產黨領導。相反地,共產國際代表遵循列寧及其顧問制定的各種路線,提議建立某種聯盟關係,並由孫氏來領導。如此一來,身為中國國民黨的總理(這個國民黨是孫重新組織、整合而設立,在不到十年間已改組三次),孫中山就有機會能實現自己對政治體系的理想。他以獨創的「三民主義」來說明自己對理想政治體系的構想。在這套兼容並蓄的獨特思想體系中,孫氏試圖運用政治民主、社會主義和反帝國主義民族思想等關鍵價值,來謀求國家的復興與統一。

由於共產國際的政策支持本土民族主義運動,因此只要他們提供反帝、反封建的保證承諾,孫中山就能獲得大力援助。蘇聯透過共產國際,以海運將資金、武器以及軍事顧問送抵廣州。共產國際決定,目前規模尚小、但充滿能量的中共將加入孫的國民黨,跨黨的中共黨員們遵循馬克斯列寧主義路線,結合孫中山的反封建、反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為國共兩黨創設農民與勞工運動部門。中共黨人在原來反資本家、反軍閥、反地主的鬥爭目標上又添加一項內容:反帝國主義鬥爭,試圖終結外國在中國的特權,恢復國家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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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制度:1918年11月13日,一位北京年老貴族婦女坐在銅製香爐基座上,觀看大總統為慶祝簽署一次大戰停戰協議而舉行的閱兵儀式。她身穿絲綢旗袍,纏足裹小腳,嘴裡叼著菸斗,身旁還有一位侍女。攝影者:甘博。

時間來到1923年,在活力充沛且行事有效率的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Mikhail Borodin,這是他在蘇聯共產黨內的化名)主持下,這個新的「統一戰線」以廣州為指揮中心,正式開始運作。國共兩黨攜手合作,在廣州周邊的農村地帶組織「農民協會」,鼓勵土地鬥爭。儘管廣州本身並不是高度工業化的城市,中共的工運份子卻到珠江下游的香港積極參與勞工運動,他們在香港協助策劃了一場海員罷工。此時,工運份子正努力增強自身在上海、漢口等大城市中的實力,以做為繼續向北方發展的前進基地。

在軍事方面,共產國際也實現了他們的承諾。裝載武器與彈藥的船隻抵達廣州,而一所新式軍官學校也在蘇聯顧問的協助下順利建立。這所軍校由於位在廣州以南、珠江口的黃埔島上,日後便被稱為「黃埔軍校」。年輕的入伍生在這裡接受嚴格的軍事訓練與政治教育課程。軍事訓練課程由兩個人負責主持,一位是蘇聯顧問加倫(Galen)將軍,他是蘇聯革命時,在西伯利亞戰役中率軍擊潰白俄軍的戰爭英雄,另一位則是新近躍升中國政壇的強人:蔣介石。

蔣氏生於1887年,是晚清躁動不安的民族主義者新群體中的代表人物。蔣出身於浙江一個鹽商家庭,和許多同代人一樣,東渡日本接受軍事訓練,然後於1906年加入孫中山的同盟會。在1911年至1912年,蔣參加革命軍在上海附近的戰鬥,由於他作戰勇敢,因而成為張人傑的親近僚屬。張人傑就是那位在法國設立勤工儉學計畫、並成為孫中山事業貴人的富商。

有了張人傑的推薦,蔣介石得到孫中山的賞識,在1914年時隨孫氏流亡日本,四年後又追隨他到廣州。孫中山於1923年時派蔣前往莫斯科,此行蔣氏除了會見共產國際的領導人之外,還要考察蘇聯的軍校,並研究政黨組織發展的技巧。就在這次訪俄之行結束後,1924年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黃埔軍校校長。蔣所主持訓練的,是一整個世代未來中國的軍事領導高層,在蔣日後的政治生涯裡,這些軍校生中有許多人成為蔣的忠誠部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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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羅廷:站在左側者就是共產國際派駐廣州的代表鮑羅廷,他協助孫中山將國、共兩黨組成統一戰線。當時有位美國女記者米莉.貝內特(Milly Bennett),深受這位「魁梧、英俊,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男人」吸引。「(當)我與他在漢口共事,」日後她寫道:「鮑羅廷的頭髮黑而有光澤,唇上鬍鬚沒有一絲斑白的痕跡。他的膚色相當白皙。從他友善而直接的棕色眼神裡,絲毫看不出他是一個陰謀家。……(他)很冷靜,他很溫和,……他可能喜怒無常,張牙舞爪,卻又機智詼諧,……他還有饒舌多話的本領。他對於記住人的名字和面孔有過人的本事,他喜歡人群,尤其喜歡和美國人來往。他是一位令人浮想連翩又能擄獲人心的男人。」攝影者:米莉.貝內特。

黃埔軍校灌輸給學員的不只是孫中山的意識形態,軍校教職員中有好幾名中共黨員,周恩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周恩來活躍於北京大學最早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社團(譯按:應為天津南開大學之覺悟社),曾經因參加反日活動而被天津警方拘捕過一段時間。他後來赴法參加勤工儉學,並於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隔年,周和李立三一同參加中共旅法支部的成立典禮。1924年,遵循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新政策,周恩來在創設巴黎首個國民黨支部時也相當活躍。同年稍後,年僅二十六歲的周由法返國,並被任命為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學者譚若思(Ross Terrill)指出:

周恩來身上有許多毛澤東沒有的特質:容易相處、瀟灑體面、長袖善舞、還是一位協調仲裁者……。在書香仕紳之家成長的周,因為道德選擇而投身行動,他從原來的社會階級走下來,加入革命行列。

然而,此時中、外政治人物持續密切注意的焦點並不在廣州,而在北方軍閥之間,為了掌握北京政府而不斷發生的大小戰事。此外,廣州並不是發動激進行動的唯一中心。中共黨人有時與國民黨聯手,有時獨自行事,他們在上海發動了一連串大罷工,其中有許多次最後以血腥鎮壓收場。

在北方,鐵路工人試圖關閉一條由當地大軍閥控制的鐵路,這位軍閥素來依靠鐵路運兵,以求快速對北京的政治、軍事變化做出反應。他將罷工的工會領袖斬首,頭顱懸掛於車站月台示眾。另外還有三十五名工人被殺,多名工人受傷。(譯按:此為1923年2月4日發生於河南鄭州的京漢鐵路總罷工,當時北洋軍閥中的首要實力人物、直魯巡閱使吳佩孚下令以武力對付,2月7日下午,軍隊對抗議工人開槍,造成多人死傷,史稱「二七慘案」。)

在農村,改革策略同樣也不是全由廣州協調或掌控。實際上,土地改革的最早嘗試,是由出身地主家庭的共產黨員彭湃在廣東沿海地方施行的。1923年,彭湃幫助農民組織協會,以提倡公共衛生、教育,並增進農耕技術。他還鼓勵農民起來要求地主減租,為此他特地組織糾察隊,保護農民及其家人,以防地主對參與土改的農人採取行動。之後,地主確實發動了反擊,彭湃被迫放棄這次實驗。但是,此次實驗已經提供了寶貴的教訓,指出中共黨人將來要如何尋求農民支持,而獲得農民支持這一點,即將成為中國革命的核心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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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領導人群像:在這張罕見的照片中,立於國民黨青天白日黨旗下的孫中山,正在對黃埔軍校師生訓話,時間是1924年6月。站在他身旁的是黨內幾位重要人物:他的妻子宋慶齡站在左側,蔣介石站在右側。蔣氏結束訪問蘇聯之行後不久,就被孫任命為黃埔軍校校長。照片中立於講台最左側,身穿白色西服、手拿一頂草帽的是廖仲愷。廖是孫的友人,在孫逝世後則成為蔣在黨內的主要競爭對手。廖仲愷在1926年被刺身亡(譯按:廖仲愷為國民黨左派領袖,黨內主要政敵被認為是右派領袖的胡漢民,並非當時資歷尚淺的蔣)。黃埔軍校成為蔣的權力基礎,許多黃埔畢業生在日後二十多年裡,仍然是蔣氏最忠誠的支持者。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世紀中國:近代中國百年圖像史》,左岸文化出版

作者: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金安平(Annping Chin)
譯者:廖彥博

著名史學家史景遷與金安平首度合作撰書
英文版出版逾二十年後,中文版首度面世

「本書提供一個具說服力的榜樣,說明圖像與文字如何結合起來,構成一個截然不同而引人入勝的巨著。書中的文字自有脈絡,而且前後連貫,為照片提供了良好的說明。」——前中央研究院院士余國藩

在二十一世紀,中國是世界舞台上最大的疑問號。今日的中國已不再是沉睡的巨人,但也不是西方世界可靠的盟邦。從經濟上來說,中國是一個新興強權;從政治上來看,它在經濟自由市場與軍事獨裁之間維持著一個不穩定的均勢局面。從實際地理上的距離及未來可能的走向來看,了解中國的歷史,現在正是時候。

《世紀中國》精選了三百張以上珍貴而富故事性的照片,述說1894-1996中國百年歷史。這些照片選自中國、台灣與西方的檔案館、圖書館和私人收藏,許多是之前從未見過的。這些歷史照片像是時光機,帶領我們「親眼」見證許多在此之前只存在於史書字裡行間的歷史事件:從晚清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期間鄉間農民與權勢階層菁英的生活、西方殖民強權在華設立「租界」的富麗堂皇與骯髒汙穢——這些「租界」是專供歐洲人在華居住的城市。透過書中珍貴罕見的照片,我們見證了庚子義和拳亂、南京大屠殺、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另外還有一些古怪的歷史鏡頭,像是二次大戰期間在華美軍士兵使用筷子食用他們的「K口糧」軍用罐頭,以及悠哉地在江水裡游泳後、身上沾滿淤泥的毛澤東私人生活照片。

與這些珍貴照片搭配的,是令人驚嘆的歷史敘事書寫,作者是在西方漢學界備受尊崇的史景遷,這是他頭一次與妻子金安平合作撰述。本書的文字追尋近代中國在內戰、世界大戰與共產革命當中四分五裂的經過,及其緩慢崛起成為軍事與經濟超級強權的始末。本書既著眼於平民百姓的生活,也重視像蔣介石、毛澤東這樣的高層人物,而編織出一段錯綜複雜又引人入勝的社會、政治與軍事史。

(左岸_L)世紀中國_立體書封
Photo Credit: 左岸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