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時代的社運】前言:社會運動重要的不是產物,運動過程即是產物

【網絡時代的社運】前言:社會運動重要的不是產物,運動過程即是產物
Photo Credit: Tyrone Siu / Reuters / TPG Images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柯司特在《憤怒與希望》中指出,社運的核心來自社會心理機制,而運動是提供公民一個機會,從這些情緒回頭去想自己要什麼、怎麼跟別人共處;社運只是容器,核心是參與的個人,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文:廖珮杏、劉維人(《憤怒與希望:網際網絡時代的社會運動》譯者)

一個社會之所以會發生社會運動,通常是源自於社會中的壓迫,源自於既有的制度讓人民覺得自己失去尊嚴,各種負面的情緒不斷累積。社運基本上可以說是靠情緒的動員。

社會學家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在《憤怒與希望》中提出了許多關於社會運動與社會變革的有趣觀點。他整理了2008-2015年世界各地的社會運動,包括冰島廚具運動埃及革命阿拉伯之春西班牙憤怒者運動美國占領華爾街等等,並且認為這些運動雖然社會背景脈絡不同,但發展出來的運動具有許多共同的特質,形成網際網絡時代一種新興的社會運動模式,他稱之為「網絡社會運動」。

他說,網絡社運是情緒轉化的過程,而且通常是從線上社交網絡開始的,然後再藉由占領都市空間,從而形成一場運動。

人們在線上的自由公共空間交流分享,產生的同在感/親密無間連結,讓人們克服了恐懼。這是一個重要關鍵,因為將憤怒情緒轉化的過程激發了共同行動的可能,人們開始走進實體公共空間,占領公共空間象徵著人民重新奪回對自己生活的自主權。

網絡社運既在實體空間中得到在地的認同,也在線上網絡中從嚴酷的鎮壓下生存下來,影響甚至跨越疆界,跟全球其他地方串連起來。線上的「流動空間」與實體的「地方空間」相互影響、交融構成了一個新的空間形態,作者稱之為「自治空間」,這種新的公共空間強調的是溝通的自主性,也是網絡社運的本質。

本書寫於10年前,主要以西方國家社會運動為觀察對象,雖於2015年再版,但近年來台灣與香港陸續出現的許多社會運動,卻在本書中缺席。在中文版出版之際,我們決定回顧十年來的變化。網際網路的力量更強大了,但其發展,是否如作者早年之言的「正向的」?值得商榷。但這些社運也確實對社會與政治帶來了一些改變。本專題找了台灣曾參與社運的三位年輕人,以他們自身的運動經驗對照柯司特本書的論點,提出他們的反思與觀察,以作為網絡時代社運的補遺。

曾參與野草莓運動與318運動的莊程洋,提醒我們台灣近幾年的社會運動可能並沒有我們想像得那麼「網絡」。他指出明顯影響近年政局的318運動,雖然大量使用網絡來宣傳、報導、聚眾、以及用通訊軟體彼此聯絡,但卻沒有使用網絡來讓更多群眾參與重大決策。

柯司特在書中所描繪的西班牙「憤怒者」運動以及美國的占領華爾街系列運動,都利用線上的社群平台與線下的占領空間進行開放性的公共審議,即使是運動經驗較少,甚至平常根本不管政治的素人參與者,提出的意見也可以進入最終的「總大會」成為核心討論議題。相對地,318運動的「決策核心/外圍群眾」之間的分隔就相當明顯,運動整體的方向與決策方式由長期深度參與其他社會議題的人組成,決策核心是領導者,群眾是被領導者。

莊程洋認為,如今大家琅琅上口的318,權力關係其實相當傳統。反倒是2008年的野草莓運動更接近「憤怒者」或占領華爾街那種分散而開放的新型社運模式。318之所以走回傳統模式,跟台灣社會一直以來的保守傾向有關。台灣社會預設了「社會運動等於抗爭,抗爭的目的是要完成訴求,運動應該以最短的時間盡量不影響社會正常運作的方式結束」這種想法,使得歐美社會運動現場中的各種民主教育、審議式民主、不代表任何人的「無大台」鬆散結構注定胎死腹中。這些方式都太曠日廢時,太不可預期,太容易讓社會大眾以為運動參與者只是一群不懂事的「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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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KP @Wikimedia Commons CC BY-SA 2.0

台灣社會的保守,讓318運動走進了明星領導路線,削弱了廣大參與者拆解舊政治,開啟新政治模式的可能。這也影響了318後成立的各個新政黨內部的問題,並讓許多從政的318參與者陷入兩難與困境。畢竟社會運動是發生了,民代席次分數改變了,政治資源以及權力的結構卻一直沿襲舊制。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夢想中的「新政治」沒有物質與人際資本基礎,自然難以實現。

當然,318之後過了六年,如今台灣社會的確有了一些改變,過去不可能的模式未來也許可能。莊程洋指出,當未來大型運動再次發生時,反思決策與權力的組織模式以及行動中的「非正式過程」,設法將「讓所有人參與」的共識化為具體實踐可能相當重要。畢竟如今民間的開放意識已經走得比政治菁英更前面,開放式的政治參與才是社會運動改變政治的關鍵。

《憤怒與希望》這本書中有提到一些口號跟論述先是在網路上發生,然後之後串連到實體空間。曾經參與香港的運動,又在2019年參與主辦929撐香港大遊行的江旻諺回頭看香港運動口號的發展,最初也是來自網路創作,而且口號形成的過程可以看得出,香港集體意識的轉變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在共同行動中呈現。

例如著名的「攬炒」,一開始其實是像罵髒話的用語在網路平台上出現。照字面上的意思是玉石俱焚,確實很精準表達出了運動的情緒。但江旻諺也觀察到,這個玉石俱焚的憤怒中其實也包含了「我想要重生」的期盼,就是香港人願意付出代價燃燒成灰燼,然後在灰燼之中重生。後來這個概念透過一些菁英提升成國際遊說的策略,藉由媒體的不斷傳播,再配合香港既有的各種條件,這個攬炒從網路上的情緒抒發,轉變成了可操作的策略,在實體空間展現新的生命,甚至引發國際的各種反應。

無論是在線上還是線下的運動空間,信任的建立都是至關重要的一環。事實上,社會運動並沒有什麼正式的授權,也無法代表全體。所以鎂光燈下的人必須做出某種政治表演,讓其他群眾感受到自己的痛苦有被同感。他們的用詞必須精準講出群眾心中所在意的東西,必須以情感凝聚共識,甚至必須把自己工具化,變成完成爭取支持、提出論述、喚起關注,甚至是在鏡頭面前拿下面罩承擔政治責任的人,藉此在一次次來回的過程中讓群眾了解彼此是真正的同伴。無論是菁英還是一般參與者,都是為了同一些共同認同的目標而努力,這個過程帶來的影響,大概已經超越了是否完成訴求的問題了。

社運只是容器,核心是參與的個人,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雖然很多時候在社運發生的當下,我們的目光往往被各種活動規模、參與人數、推出訴求,以及各種重大轉折所吸引,但柯司特並不主張在當下急著去討論運動是成功還是失敗,因為真正的改變可能要花幾年的時間慢慢發酵。那這樣的話,我們該怎麼看待社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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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 達志影像

柯斯特在書中寫道:「實際上催生社會運動,進而改變社會制度,最終改變社會結構的,是整個行動網絡串起來的一個個獨立的個體。」現(2020)年大二的蔡亞涵,在高中的時候就開始參與學生運動,她認為對個人產生影響的時刻,才稱得上是真正的歷史事件。依據柯司特的觀察與分析,社運的核心來自社會心理機制,而運動過程是提供公民一個機會,從這些情緒回頭去想自己要什麼、怎麼跟別人共同相處。這讓我們想到社運只是容器,核心是參與的個人,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蔡亞涵認為,無論是核心還是周圍,最重要的是在過程中反省。社運的目的不是要讓新的階級去取代舊的掌權階級,也不是老將或決策圈,去領導大多數人的意見,這種充滿英雄且宏偉的模式正是傳統政治的模式,即使以這種方式推翻了既有的掌權集團,也不會推翻整個體制,反而是複製且認可了既有的體制。最後即使成功達成了訴求,但是這些訴求卻是由少數人設定所有議題跟進行的方式,而其他廣大參與者並沒辦法產生自己的能動性,也沒辦法彼此連結。那麼這樣社運可能更接近傳統的抗議,而不是柯司特所講的網絡社運,因為參與者在參加這樣的活動前後,對於參與的方式跟想法可能沒有任何的改變。

如果社運真的可以開拓一種新政治,那麼應該是參與者從共同決策與討論的過程了解到,權力跟政治不是只有一直以來我們看到的那個樣子,了解到自己的意見從何而來,這場運動要走到哪裡去,進而在平常更願意去思考自己要過怎樣的生活、如何與碰到的人相處,以及如何去看待既有的政治和經濟精英。

蔡亞涵也提到,社運參與者要先能夠接受任何一種模式的參與都是參與。因為在自然的狀況下,社運無論是訴求、價值、可能的走向,應該都是眾說紛紜的,是來自每一個各自不同的參與群眾,所有人在占領、討論及行動之中建立自己的主體性,並像柯司特說的那樣,每個獨立自主的人連結在一起,打造出彼此共享的新生活方式。

我們這次專題邀請的三位台港運動者的經驗與反思,都呼應了柯司特在書中多次提到的概念:「社會運動重要的不是產物,運動過程即是產物。」事實上,手段跟做事方法不能切割開來,也不需要等任何一個政黨或救世主來做,這不是社運追求的核心。那麼即使一場社運沒有一個訴求成功,只要讓夠多參與者開啟這項新的可能,跟改變他們參與社會跟看待政治的方式,其實我們依然可以說這是成功的。

延伸閱讀

  1. EP01 憤怒與希望專題|莊程洋:身為臺灣人,不可能迴避政治參與
  2. EP02 憤怒與希望專題|江旻諺:受苦的經歷讓香港人有共同體的想像
  3. EP03 憤怒與希望專題|蔡亞涵:其實你不用這麼辛苦,才能說出自己想說的

本文獲南方家園出版社授權刊載,標題由關鍵評論網編輯所擬。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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