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多元假象》:大學生玻璃心,為什麼「勇敢地探索」需要「安全的環境」?

《美國多元假象》:大學生玻璃心,為什麼「勇敢地探索」需要「安全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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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教師和校方人員必須開始捍衛啟蒙時代傳承下來的理性和公民辯論遺產,但即使大學校園做到接納異見,受害者意識形態仍會嚴重破壞美國社會及文明和諧。

文:希瑟.麥克・唐納(Heather Mac Donald)

在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也發生了屈服於學生的類似事件(但少了咒罵)。當時有數十名學生闖入學校行政大樓要求保護,因為有人在校園人行道上用粉筆寫了「二○一六川普」的口號。學生表現出脆弱的受壓迫者模樣,如今已成了標準的心理劇橋段,屢見不鮮;他們說,在人行道上看到川普的名字,證實了身為少數族裔在埃默里校園內並「不安全」。大二的強納森.佩瑞薩(Jonathan Peraza)帶領據稱受到創傷的學生高呼:「你們沒有在聽!出來和我們對話,我們很痛苦!」

當埃默里示威者進入行政大樓時,他們引用《共產黨宣言》 (可能是他們聽過的唯一政治理論)來表達自己的困境:「為自由而戰是我們的責任,贏得勝利是我們的責任。我們必須彼此相愛,相互支持。除了枷鎖,我們沒有什麼可失去的。」

抗議的重點是要顧及感受。「我們有何感受?」抗議領袖佩瑞薩問他同病相憐的受難者,答案與目前在校園占主流的新維多利亞時期感傷主義一致,是「沮喪」和「恐懼」。「我(在這裡)應該要感到舒適和安全才對,」一名學生告訴校刊《埃默里車輪報》(Emory Wheel)的記者,「我不該在學校裡感到害怕。」

埃默里示威者把他們因川普所引發的「痛苦」和「不安全」,借題發揮到雇用更多多元化官僚這個司空見慣的要求上。學生還用一個迷因來辯解為什麼「平權行動」所招收的學生在學術表現上不具競爭力——因為他們為自己創造一個安全空間的需求太沉重了。埃默里的一位學生告訴校長詹姆斯.華格納(James Wagner)說:「有色人種在學術上之所以辛苦掙扎,是因為他們太過專注於建立一個安全社群。」

撇開學生要求保護、不受政治言論侵害(在人行道上用粉筆寫「二○一六川普」不能被歸類為挑釁)先不談,他們的自我形象是被弄得可憐兮兮的無產階級,為了安全和支持,大家蜷縮在一起。當然,這純屬幻想。實際上,他們極為幸運,能享用並接觸到無限的知識、科學和社會資源,這是專制時代的每個君王都稱羨的。任何想讓學生做好準備並與現實建立起客觀關係的校方人員,都在試圖傳達這個真相。

相反地,獎勵學生妄想與自憐,只會增加以下可能性:他們無法利用垂手可得的大量知識財富所帶來的益處,反而懷憂喪志,終日耿耿於懷。但是,華格納校長卻步上幾乎所有大學校長的後塵,在面對學生聲稱「不安全」時,和其他校長一樣束手就縛。

最初,華格納拒絕寄出電子郵件,批評那些支持「法西斯主義、種族主義川普」的人,這點值得讚許,但他終究發了一封公文,證實學生在各個方面的自憐自艾。他告訴「埃默里的社群」,學生認為用粉筆寫的支持川普口號「令人生畏,因此表達出真實的擔憂和痛苦」,而他「不能以政治偏好或過於敏感為由, 就忽略他們表達出的感受和擔憂」。

因此,他宣布一項四點計畫,以「體認、傾聽並尊重這些學生的擔憂」。這項計畫包括「以正式程序制度化地針對社會公正的機會和問題加以辨認、查核及解決」。他承諾每年舉行一次種族正義靜修營, 並設置更好的偏見舉報和回應程序。根據《埃默里車輪報》,校方會調閱監視錄影帶,來指認用粉筆塗鴉者,並提交至「違規行為的處置程序」,予以裁定用粉筆塗鴉是否違反需事先獲得批准的規定。如果粉筆寫的換作是「二○一六希拉蕊」,校方是否會執行同樣的政策和程序?

對於言論自由,華格納不過是在講場面話,只是用「安全空間」的術語來圓場罷了:「作為學術群體, 我們必須重視和鼓勵人們表達思想,進行激烈辯論、言論、異議和抗議。與此同時,我們對尊重、文明和包容的承諾,要求我們提供安全的環境來激發並支持人們勇敢地探索。」為什麼「勇敢地探索」需要「安全的環境」?如果探索是「勇敢的」,想必可以抵擋大學校園那種嬌寵的溫室環境。

所有採用「安全空間」進行巧辯的大學校長全都迷失方向了,這樣的巧辯意味著在他們的校園裡, 有個地方並不「安全」,而這全是謊言。華格納是受過正規訓練的工程師,這表示即使有實證基礎的科學背景,也沒替他打好預防針,讓他對學生的神經衰弱免疫。

華格納在向校園發布的訊息中附和了耶魯的觀點:頌讚示威者,因為他們教會他很多事。華格納寫道:「我從昨天的每一場談話中都學到了東西,並且知道進一步的談話是必要的。」這令人想耶魯校長沙洛維給搗亂學生的那封令人作嘔的情書。

顯然,埃默里大學的學生在政治辯論中需要一些入門公民課程。他們在人生旅途中,可能會遇到更多令他們強烈反彈的候選人名字,屆時他們將沒有校園官僚機構可以尋求保護;而這已是當今學生遇到任何令他們不悅的行為時會有的反射反應。對於你不同意的政治言論,成熟的回應應該是論證。不過, 我認為比起告訴他們言論自由的價值和民主說服的過程,埃默里大學學生需要的甚至是更基本的東西——他們需要停止自憐,將自己視為優秀大學的一員,並以此為榮。


這種軟性的極權主義究竟是怎麼回事?通常人們誤以為這主要是種心理障礙;他們說,年輕的「草莓族」在直升飛機父母的過度保護下,到現在還沒有為日常生活中瑣碎的對立狀況做好準備。

二○一五年《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中的一篇文章〈美國大學生的玻璃心〉(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現已擴編成一本書《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提供了心理學解釋中最有影響力的治療方法。教育個人權利基金會(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in Education)的格雷格.盧基諾夫(Greg Lukianoff)和紐約大學的強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認為,懲罰那些異見的運動「主要是為了情感上的幸福」。作者舉出,維權人士以表層的心理傷害為由,建議當新生入學時應指導他們認知行為療法,讓他們在面對不同意見時能保持心理健康。

但是,如果問題的根源是規避風險的教養方式,為什麼異性戀白人男學生不要求「安全空間」呢? 這些異性戀白人男學生與自稱遭受父權體制致命攻擊的憤青女性有著同樣的父母,而且是普遍論述的目標。這種論述將他們描繪為萬惡淵藪,與校園中其他團體不同,有著有罪不罰的汙名,從「強暴文化」 到種族壓迫等所有事情,全都歸咎到他們頭上。

校園不寬容(intolerance)根本不是一種心理現象,而是一種思想現象。其中心是一種認為西方文化普遍都是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的世界觀。教育機構的最重要目標,是在不斷增加的官方受害人分類項目中, 教導年輕人把自己視為實存的受壓迫者。這種教導的結果之一,就是對於相反言論的強勢噤聲。

此類自我保護的感傷訴求很典型,衛斯理學院(Wellesley College)校刊的一篇社論辯駁說,應該要「終止破壞他人生存和權利的巧辯」。

冒犯人的「巧辯」往往也包括西方文明的偉大著作。二○一五年十一月,哥倫比亞大學一名大二生在臉書上宣告,一位白人教授授課的核心課程威脅到他的「健康與生命」。留言欄激起了同情的怒火:「大多數白佬學生會修〔當代文明〕,他們在這個校園裡永遠不必隨時隨刻意識到自己的白人身分,可以一邊坐在當代文明課堂上,一邊讀著由白人教授講授種族主義的父權文本;而這些教授很可能並沒有意識到當代文明的文本對有色人種的各種影響。」

另一位大二學生嚴厲譴責:「其中許多文本喚起我每天被迫忍耐的種族主義,而且還期望、甚至暗示說那沒關係。他媽的在輕視羞辱人!實在太超過了。」那些「種族主義」文本包括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康德、盧梭和彌爾頓的作品。

許多觀察家認為,這種無知的胡鬧只是過程,一旦「草莓族」進入現實世界,這個階段就會結束。但是,有學術受害者情結的畢業生正在用他們的形象重塑世界(正如我們會在第十一章中詳細介紹的)。想想看,二○一七年八月谷歌工程師詹姆士.達莫爾(James Damore)因質疑公司的多元化意識形態而被解雇。達莫爾在參加完多元化培訓課程後,寫了一篇十頁的備忘錄,標題為「谷歌的意識形態回音室」。

他注意到,「男女間的特質差異,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女性在工程技術和領導階層中的代表比例不到一半」。這些特質包括果斷、對地位的追求、對事不對人,以及能承擔多少壓力。不過他也承認,許多特質的差異很小,並在性別之間有很大的重疊部分,因此不能單從一個人的性別來斷定此人的個性特質。大量研究支持了達莫爾對於男女職業偏好和性格特徵的說法。

達莫爾表達了他對多元化的支持,並提出使軟體設計更加以人為本的建議。但他指出,谷歌在多元化的實踐方面,有些做法特別偏袒婦女和少數族裔。他呼籲對於挑戰進步教條的觀念能更加開放,尤其「人性科學」已經顯示,並非所有的差異都是「社會建構出來或出於歧視」。

谷歌執行長桑德爾.皮蔡(Sundar Pichai)在回應達莫爾時,採用了學院沉浸的受傷語言。他在自己的備忘錄中堅稱:「這份備忘錄顯然影響了我們的同事,其中一些人受到傷害,感覺自己的性別被論斷了。」 最近離職的谷歌資深工程師約納坦.宗格(Yonatan Zunger)在一篇網路文章中聲稱,達莫爾這名初階員工的推測「已對整家公司的員工,以及公司運作的能力造成了重大傷害」。他補充說:「並不是所有關於思想的對話都具有基本的正當性。」

諷刺的是,比起達莫爾,谷歌做出更大的動作來聲明公司並沒有偏袒女性。美國勞工部的稽核員指出,該公司的工資差異反映出性別歧視;對此谷歌堅決否認。谷歌「人力營運」副總裁艾琳.諾頓(Eileen Naughton)於二○一七年七月表示:「我們公正無私地對待所有員工並給予報酬,不受性別和種族等因素的偏見所影響。公司對於自己在這領域的做法和領導力感到自豪。」但一般來說,所有執迷於多元化的公司都有認知上的矛盾,谷歌讓員工上「隱性偏見」訓練課程,這個課程提出性別和種族偏見會不可避免地影響人們對女性、少數族裔員工,以及求職者公平評斷的能力。

企業界甚至效仿學術界,冷漠對待那些不遵從社會規範的演講者。二○一七年初,一名谷歌員工問我是否有興趣到他們那邊談警察議題。但最終告訴我說不能邀請我去演講,因為他必須就「攸關個人/ 專業的問題」為自己打算。與挑戰「黑人的命也是命」概念的人士有所牽扯,無論關係相隔多遠,顯然在谷歌都會讓人飯碗不保。達莫爾在二○一八年一月告谷歌歧視,宣稱公司有一份右翼評論員黑名單, 只要這些右翼評論員進入谷歌企業園區,就會觸發無聲的安全警報。

不要以為市場的紀律,就可以阻止來自學術界的受害者論點損害商業競爭力。隨著多元化的情況增加,谷歌設定了管理目標。達莫爾寫道,他觀察到這種目標導致了歧視,這點完全可信。在內部匿名討論的app 中,有則留言警告說,需要更多谷歌員工挺身而出,「抵制這樣荒唐的情形。否則,『多元化與包容』這個屬於女性和非洲研究的討論途徑將會毀掉公司。」

在全球其他競爭對手皆以業績為導向時,美國公司卻在為了多元化花費更多資源,結果越發削弱了我們的科技優勢。達莫爾被解雇後,在接受採訪時說,公司強硬的意識形態會讓員工考慮離職。儘管在大公司工作的名聲可能比面對審查的負擔感更重要,但當情況發生變化時,還是會踩到容忍的底線。

在二○一七年六月的股東大會上,谷歌母公司Alphabet即將離任的董事長艾立克.史密特(Eric Schmidt)說,谷歌是基於「科學的思維」而成立的,這充分說明了企業界的情況,也讓大學看起來更像是個思想開放的市場。在學術界中,生物差異性的研究可能不受歡迎,但仍在邊緣地帶進行著。但是,這間美國影響力最大的公司卻把科學發現貶損為「刻板印象」,這難道沒讓史密特去考慮過,自己的公司「真的是基於科學思維」而創建的嗎?

現在,對於審查政治不正確的熱衷,正逐漸滲入政府機制中。二○一八年二月,美國國家勞資關係委員會副總法律顧問發布了一份官方的「建議備忘錄」,認為谷歌解雇達莫爾是正當的。達莫爾於二○ 一七年八月向該委員會提起訴願,但在向州法院提起訴訟後,於二○一八年一月訴願被撤回。副總法律顧問繼續就這問題發表意見,儘管這個議題並不重要。

美國國家勞資關係委員會的法律顧問潔咪.索菲爾(Jayme Sophir)宣稱,達莫爾關於「標榜男女之間存在生理差異」的陳述,「具有歧視意涵,並構成了性騷擾」。索菲爾譏諷達莫爾,試圖利用「科學的參考和分析」來偽裝他的評論。她沒有針對達莫爾的科學參考是否達到傳統研究標準(事實上是有的)做出任何努力;而是單單認為如果科學與女性主義的意識形態有矛盾,那麼科學一定是錯的,並且是壓制異己的。索菲爾指出,有些谷歌員工抱怨,達莫爾的備忘錄讓他們感到「在公司不安全」。就這樣,充滿虛偽的學術受害者心態,被進一步引導去攻擊學院以外的理性探究。

索菲爾的建議備忘錄雖然不具法律效力,但卻是衡量官僚機構風向的指標。一如我們將看到的,她的觀點沒有多特別。她的裁決意味著任何研究性別之間生理差異的研究人員,都可能面臨工作不保的風險。進化生物學家、心理學家、語言學家、神經學家或經濟學家(任何人記錄了不同的風險偏好、溝通方式、情感維繫方式或男女企圖心的差異)都可能被索菲爾標籤為「有害、歧視和破壞性」而遭到解雇。如果這項裁決成為政府對性別研究的標準回應,那麼它將完全終結該科學領域,並在許多其他領域產生寒蟬效應。

教師和校方人員必須開始捍衛啟蒙時代傳承下來的理性和公民辯論遺產,但即使大學校園做到接納異見,受害者意識形態仍會嚴重破壞美國社會及文明和諧。噤聲是個嚴重問題,而且是現實被嚴重扭曲這個更嚴重問題的徵兆。現實被扭曲,有部分本意甚好,源自旨在讓少數族裔在美國教育體系中被拉拔、接受好的高等教育這樣的公共政策。然而這些政策的客觀失誤,導致越來越多扭曲的理論試圖做出解釋。體制性的種族歧視所導致的失誤引發了受害者意識形態,這在很大程度上勾勒出當今校園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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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美國多元假象:一味迎合種族和性別議題,使大學沉淪,並逐漸侵蝕我們的文化》,八旗文化出版

作者:希瑟.麥克・唐納(Heather Mac Donald)
譯者:黃庭敏

《紐約時報》暢銷書作者麥克・唐納的新作
大膽描述身分政治滲入美國校園,
導致大學人文學科遭受攻擊、人們不願包容異議者,
多元化導致更多對立,大學從學習場所變質為受害者溫床

美國社會從大學到職場,正處於崩壞的危機當中。有害的觀念正從高等教育機構開始傳播出去,破壞了人文價值觀,使得不包容異議的現象加劇。並在更大的文化規模上,擴大了人們的分歧。

喬叟、莎士比亞和彌爾頓的作品竟代表迫害;美國歷史竟算暴政。教授若糾正學生的寫作文法和拼寫方式,或是雇主按自身需求設定聘用標準,竟被認為是種族和性別歧視!這種趨勢若延續下去,等學生進入職場,他們便會相信人們是由膚色、性別和性別取向來定義的,而基於這些特徵的迫害,就是生活在美國的感受。若有人想發表演講,挑戰這些所謂的校園政治正確觀念時,便會遭人使用暴力的方式噤聲。大學原本該是學習場所,如今成了培養受害者的溫床。

本書認為,這些問題的根源是,人們堅信美國普遍存在著種族和性別歧視,這種想法已導致社會和學術界的多元化官僚文化如癌細胞一樣惡性擴散。多元化的行政官僚譴責社會重視成就的取向是種歧視,因此在招募學生和人員時,行政官員或公司主管會執行配額制,這等於是在教學生和成人把自己視為永久的受害者。

影響所及,從#MeToo的狂熱運動開始,如今曖昧調情和犯罪行為的界線變得模糊不清;更嚴重的是,出現了隱性偏見和多元化這類強制要求的培訓課程,把一般各種的人際互動都解讀成種族歧視。

希瑟.麥克・唐納為此感到憂心,所謂多元的真正意義,應該是建立對話的橋樑,從自身狹隘的視角中走出,擴展自身經驗,但如今卻成為分裂社會、造成對立的藉口。美國正在創造一個心胸狹窄的國家,預設大家會遭受到不公義的情況,而這麼做正危及到美國的競爭優勢,並且為了假性平等而扼殺了真正的多元價值。

作者認為,西方文明之所以建立,是透過過往人們一步步奠基的,偉大的作家、作曲家和藝術家遺留下來的經典作品,最能展現這樣的精神和價值,並激勵我們表現出人性最好的一面。本書集結作者數十年來對於這個主題的研究和文章,呼籲人們要減少受害者心態,恢復可以自由地追求真理的傳統,用開放心胸去探索事物和表達觀念,如此發掘出共通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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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