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多元假象》:四分之一的性侵地獄?「校園性侵害防治產業」的謊言

《美國多元假象》:四分之一的性侵地獄?「校園性侵害防治產業」的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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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簡而言之,相信校園性侵氾濫,在於忽視女性對自己經驗的解釋;而這可能是女性主義政治守則中最嚴重的過犯。

文:希瑟.麥克・唐納(Heather Mac Donald)

第六章 校園性侵的謊言

現代女性主義者把濫交權視為性別平等的基石。可以理解的是,他們不願意承認,性是比預想中更為複雜的力量。但是,校園性侵害防治產業非但沒有意識到,沒有後果的性行為本身是矛盾的說法;相反地,校園性侵害防治產業卻聲稱,性侵無關乎性,而是關乎權力,即是一種男人想讓女人服從的欲望。

在大學校園內的性侵害危機處理中心工作,是件很孤獨的事。日復一日,等待氾濫整個校園的性侵害問題的受害者出現,卻鮮少接到電話。這是否意味著校園性侵害危機被人過分渲染?並非如此,根據校園性侵害研究專家的說法,這代表男女同校的性虐待情況比想像的還要嚴重;這也代表顧問和輔導員需要更多資金,來說服性侵受害者打破沉默,說出他們的遭遇。

校園反性侵害運動,凸顯了激進女性主義的現狀,從自我縱容的虛偽,到擁抱越發脆弱的女性受害者。然而,這個運動對學術界來說更是重要的指標;嬰兒潮世代支持性解放和抗議活動,不僅瓦解了大學智識體系,現在還反過來讓性解放和抗議活動官僚化,成了極大的諷刺。

就在社會正義行政官員忙著協調反性侵活動的同時,新生輔導員正在隔壁宿舍中,規畫帶領學生討論性事的益智遊戲,並宣導保險套和口交膜的使用技巧。學術官僚體系包山包海,既包括大學反性侵害運動中嚴厲反男性的女性主義, 也包括學生校園生活的約砲文化;唯一不符合大學新承諾的,就是嚴肅的學術目的。

根據校園性侵害防治產業的說法,當女大生念完大學時,會有將近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人遭到性侵,或是成為強姦未遂的對象(強姦已遂的數字超過未遂人數,比率約為三比二)。襲擊女學生的,並非在暗巷中抓住她們的可怕陌生人,而是教室或學校餐廳裡坐在她們旁邊的男同學。

這項說法最早發表於一九八五年的《Ms.》雜誌,消息一出,全美大學陷入風暴當中。一九九○年代初,在數千萬美元聯邦經費的補助下,全美各地校園的性侵害防治中心和二十四小時熱線全面開通。受害者儀式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首先登場的是「還我安寧夜」(Take Back the Night),在這場抗議活動中, 據稱的性侵受害者向手執蠟燭的支持群眾透露自己的遭遇。

隨後是「曬衣繩行動」(Clothesline Project),全美校園吊起一件件自稱性侵害倖存者製作的T恤,同時播放錄製好的鑼鼓聲,代表「性侵文化」下每分鐘又增加了多少受害者。一種特殊的修辭接著出現:受害者的家人和朋友是「共同倖存者」,而「倖存者」存在於更大的「倖存者社群」中。

一支推銷大軍接著出動,向校方販售關於制定性侵害調查程序的建議,並向新生講授關於他們當中「未被覺察的強暴犯」。性侵防治官員在常春藤校際性侵害防治會議和新英格蘭大學性侵害防治網等聚會上交換心得,像是「每四人中就有一人」(One in Four)的受害者支持團體,以及「男性可以停止性侵害」 (Men Can Stop Rape)之類的組織,試圖說服男大生重新定義男性氣質,不要陷入「性侵文化」。

大學的性侵害防治基礎設施激增,例如哈佛大學最近成立了性和性別爭議解決辦公室(Offce for Sexual and Gender-Based Dispute Resolution),與員額眾多的性侵害預防與應對辦公室及超過五十名的「第九條」專員一起行動。

如果數據是真的,每五人或四人當中就有一名性侵受害者,那麼校園性侵害犯罪案件激增,可說達到前所未見的規模。沒有其他犯罪像性侵害這麼嚴重,受害率高達20%或25%,甚至數據年年都是如此。二○一六年,美國最暴力城市——底特律的暴力犯罪率為2%,代表每十萬居民就有兩千起謀殺、性侵、搶劫和重傷案件。那麼, 20%或25%的統計數字不就代表,每年有上萬名年輕女畢業生遭到女性所能經歷的最可怕攻擊(傷害程度僅次於謀殺)?

這樣的犯案激增簡直需要宣布進入緊急狀態(State of Emergency), 單單「還我安寧夜」的抗議集會及二十四小時熱線,還不足以阻擋這股如海嘯般的性暴力浪潮。允許數以千計惡意犯罪份子入學的招生政策也將進行徹底的檢討,或許該完全禁止男性上大學; 而美國一千一百五十萬女大生將需要採取最嚴格的安全預防措施。

當然,並沒有出現任何危機應對措施。相反地,每年有更多女生爭相擠進最嚴格篩選的大學,這使得錄取率降到歷史新低。現在,女生占大學校園的絕大多數。哈佛大學收到二○一七年的入學申請創下新高,但錄取率只有5.2%。紐約市受過高等教育的母親每小時付費兩百美元,為幼女準備幼稚園入學考試,所有這些努力都是希望十三年後,她們的小寶貝能在常春藤大學聯盟占有一席之地。你相信這些雄心勃勃的母親,會刻意把自己的女兒送去性侵地獄嗎?

這些母親如此冷酷嗎?並非如此,這是因為她們知道性侵和氾濫成災的問題並不存在。在一九八○ 年代,致力於性侵文化理論的女性主義研究者發現,直接詢問婦女是否曾遭性侵,結果令人失望,因為很少有女性會承認此事。所以《Ms.》雜誌委託亞利桑那大學公衛系教授瑪麗.科斯(Mary Koss)以不同的方式衡量性侵的盛行率。比起問女學生是否被性侵過,科斯問的是她們是否經歷過可被她歸類為性侵的行為。這種問法製造出25%的機率,並被《Ms.》雜誌發表出來。

但科斯的研究有嚴重的缺陷。正如柏克萊大學社會福利系教授尼爾.吉伯特(Neil Gilbert)所指出的, 柯斯的調查工具相當含糊。但是,對科斯的研究提出最有力反駁的卻是她的調查對象:在她分類為性侵受害者的女性當中,有73%說自己沒遭到性侵害。一般來說,受到性侵的女性並不願意再次與侵害她的惡人發生性關係,但這些被視為受害者的人當中,有42%與聲稱的加害者再度發生性關係。

之後的所有女性主義性侵害研究,都出現研究人員的結論與受訪者本人觀點存在落差的問題。二○○六年,維吉尼亞大學對姐妹會女生的調查發現,被歸類為性侵受害者的調查對象中,只有23%的人覺得自己被強暴了。該校性暴力和家庭暴力服務主任認為這個結果「令人氣餒」。另外,由司法部協助進行的二○○○年校園性侵案研究,同樣也是白搭一場。

女性主義研究人員聲稱, 65%的「強姦已遂」 受害者及四分之三的「強姦未遂」受害者表示,他們不認為自己的經歷「嚴重到需要報案」。研究人員的報告還說,一般而言,研究中的「受害者」並不認為自己的受害經驗造成身體或情感上的傷害。

在美國大學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的帶領下,二○一五年哈佛大學和其他二十六所大學進行的性侵害調查顯示,哈佛大學的大四女生中,有16%在大學期間經歷過非合意性侵,而有將近40%的人經歷過非合意性接觸。然而,在被美國大學協會研究人員歸類為性侵受害者的人當中,絕大多數並未向大學的性侵熱線、性侵資源中心或「第九條」辦公室報案,更不用說向校園或當地警察報案了。

聲稱的受害者沒有報案,極大原因是她們不認為發生的事情有那麼嚴重。在哈佛大學,勾選因強迫而被性侵的女性受訪者中,超過69%的人沒向任何當局報案。這些未報案者中大多(占65%)不認為自己的經驗嚴重到需要報案。在真正的性侵案中,這種結果令人無法想像。不會有真正遭到性侵的女性會認為, 事情沒有嚴重到需要報案的程度。

美國大學協會提出的性侵類別,越來越不符合人們普遍對強暴的理解,而未報案的比率自然也跟著攀升。哈佛大學的女性受訪者中,有超過78%是因為勾選「喪失能力」而被歸到「性侵」類別,她們並沒有報案。其中四分之三的人認為,事情沒有嚴重到需要報案。哈佛大學有超過92%的女性受訪者表示, 她們是強迫性碰觸的受害者,但沒有報案。超過81%的人認為自己遭遇的事情沒有嚴重到需要報案的程度。超過93%的受訪者因為喪失能力而遭到性碰觸,但沒有報案。她們當中有80%以上的人認為情況沒那麼嚴重。在調查中,每所大學的情況都大同小異。

大學校方大多認為,校園裡涉嫌的性犯罪,尚未嚴重到需要發出逮捕令的程度。二○一六年,史丹福大學舉報了三十三起性侵案。果真如此,暴力已相當氾濫, 但這些案件中沒有人遭到逮捕,即使原告幾乎認識她所指控的強暴犯。如果父母真的聽信校方對於性侵害的那套說詞,開始在家裡對自己要上大學的女兒耳提面命,作為防範;那麼,這些校方官員便會見風轉舵,肯定本來就存在的明顯事實:看看, 我們的大學很棒,沒有任何暴力問題。

檢驗現實狀況就會發現情況不是他們說的那樣。我們來看一件真實發生的性侵案件:二○○六年,拉倫特.羅賓遜(Labrente Robinson)和雅各比.羅賓遜(Jacoby Robinson)闖入一名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女生和一位該校畢業生在費城的住所,強迫兩名女生進行肛交、陰交和口交,同時使用手槍性侵。當這樣的案件發生時,受害人絕不可能認為,事情「沒嚴重到需要報案」或對人身和情感造成傷害。

試想,如果真的發生了這樣的強暴案,大學難道會當作沒事?他們肯定會進入緊急模式。二○一二年八月,警方接獲報警,在哈佛大學的哈佛園(Harvard Yard)發生了性侵案,震驚了整個校園。警車在哈佛校舍附近低速巡邏,出動大批穿著制服的警察和便衣警察,建議學生不要一個人四處走動。大學部委員會一名成員甚至要求關閉哈佛園。

「我一直以為劍橋不是危險的地方,」一名新生告訴校刊,「這裡是哈佛,應該是安全的學術殿堂。」(很顯然,她沒看過哈佛大學性侵部門的大量資料,這些資料認為在校園管嫌犯已被拘捕,而且綁架案件是在校園外發生的,但是大學校方還是加強了校園照明和保全監視器; 緊張的學生成群行動,或搭乘公車、計程車。

然而,倡議者卻說,這種性暴力事件每天都在校園上演。事實上,這麼嚴密的安全措施並不常見, 只在有人舉報了真正的強暴案後才會出現。酒醉的男女同學繼續參加維吉尼亞大學和其他地方的兄弟會派對;看來姐妹會要不是沒盡到告知和保護姐妹會成員的責任,就是她們知道派對上遇到的性愛都與強暴天差地遠。

簡而言之,相信校園性侵氾濫,在於忽視女性對自己經驗的解釋;而這可能是女性主義政治守則中最嚴重的過犯。

儘管如此,研究中的任何弱點都沒有推遲校園的反性侵運動,因為該運動涉及權力關係,而非依據實證經驗。耶魯大學的性騷擾和性侵害資源與教育中心主任在通訊刊物中指出,在性侵文化中,「縱容脅迫婦女肉體和情感的人已是常態」,所以很少有性侵受害者報案,因此不需要任何證據,我們就是知道這種性侵文化存在。如果你需要證據,那麼性侵的報案數目很少就是最好的證明。

校園性侵害的研究人員可能覺得,他們比女學生更瞭解她們的性經歷,但是學生選擇成群避開自《Ms.》文章發表後、開始建立的大規模性侵害防治機制。關於性侵害熱線,性侵害防治顧問布雷特.索科洛(Brett Sokolow)感嘆說:「問題是,在許多校園中很少人撥電話。原因出在我們自己甘心讓這些資源不被善加利用。」聯邦《克雷莉法》(Clery Act)要求大學呈報影響學生人身安全的犯罪數字。結果發現,自二○○五年到二○一六年間,校園變得更安全了。自二○○五年到二○一六年,包括入室盜竊和暴力犯罪在內的犯罪總數下降了43.5%。這種安全數據與校園內的主流說法互相矛盾,因此常被忽略。

在性犯罪方面,聯邦政府和當地校園在校園性犯罪類別上動了手腳,好為數字灌水。二○一四年,聯邦當局把「非強制性的性犯罪」,改為定義含糊的「愛撫」。瞧!舉報數字馬上就增加了6000%,從二○一三年的五十九起非強制性的性犯罪,增加到二○一六年的三千六百一十四件愛撫事件。在把定義範圍調得更廣並且校園當局努力提出更多類別的性犯罪後,二○一六年《克雷莉法》中的性犯罪總數是一萬二百九十七件。不需要有確切事證,並且被告可被判無罪,但針對他的指控仍會被納入呈報紀錄。因此,這一萬二百九十七件性犯罪案,包括涉嫌對六千五百間大學的男生、女生、研究生和大學生的所有不當行為。

相較之下,若校園內真的每五人就有一人遭到性侵,那麼每年光是女大生遭性侵的數目就有高達三十萬至四十萬件。二○一七年,美國大學婦女聯合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竟還認為舉報的性侵人數依然過低;在招收二百五十名學生以上的校園(包括隸屬同間大學的分校)中, 73%的校園回報二○一五年性侵案件為零。美國大學婦女聯合會說,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情況」。

二○一六年,被舉報的犯罪指控仍遠少於每五人就有一人被性侵的數字,這已經比二○○○年代的數字要高了,但這是因為教育部人權辦公室在二○一一年下了一道具爭議性的指令;該指令被稱為「親愛的同事」公開信。校園性侵審理委員會對被告的正當程序保護原本就不足,這個指令卻讓各大學擔心喪失聯邦政府撥款的資格,於是更進一步削弱校園性侵害審理委員會的正當程序保護。例如大學必須採「證據優勢」(preponderance-of-evidence)的標準來證明被告有罪,這意味著犯罪發生的確定性僅需50.5%, 並允許原告對被告的無罪判決提出上訴。

這當中的訊息很明確:把學校的性侵害案件數拉高,不然就得面臨聯邦調查。大學為了符合「親愛的同事」公開信的要求,甚至對於涉嫌性騷擾增加了更含糊的類別——消除盎格魯——撒克遜法發現真相機制中最重要的一項,即交互詰問權, 並盡可能鼓勵指控。

哈佛大學法學教授珍妮.石.格森(Jannie Suk Gersen)、珍妮特.哈雷(Janet Halley)、伊麗莎白.巴索萊特(Elizabeth Bartholet)和南希.格特納(Nancy Gertner),在二○一七年八月向人權辦公室提交的白皮書中寫道, 這樣的程序「常常不公平到令人震驚的地步」。 (二○一七年九月,川普總統的教育部長貝西.戴弗斯〔Betsy DeVos〕取消了「證據優勢」要求,但幾乎所有大學都承諾將繼續沿用「證據優勢」,明確表明他們自願以證據優勢為採用標準)。

你可能會認為,應該要對每年性侵案件很少感到自豪才對。然而,這就是校方的苦楚。《哈佛大學校報》在二○一六年反應說:「一些大學官員並不認為嚴重的性侵報案數是全然負面的。」這個說法太輕描淡寫了。當耶魯校友雜誌於二○○四年提到哈佛大學舉報的性侵案件變多時,顯然激起耶魯大學副總法律顧問和副校長的防禦心,校方的反應就彷彿雜誌記者提起耶魯在「哈佛——耶魯美式足球世紀大對決」中敗給了哈佛。警方抱怨,哈佛一定重複計算了案件,或把聯邦法律沒要求列入的事件也一併列入。

繼二○一一年「親愛的同事」公開信之後,持續稀少的性侵報案件數也意味著報案的受害女性會被視為珍寶。紐約大學健康交流中心建議,人們要「無條件相信」性侵指控,因為「只有2%的性侵報案是假的」。(這種無處不在的說法源自激進女性主義者蘇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於一九七五年在《非我等所願》〔Against Our Will〕一書所言)正如斯圖亞特.泰勒(Stuart Taylor)和K.C.約翰遜(K. C. Johnson) 在著作《洗刷冤屈》(Until Proven Innocent)中所指出,報假案件的發生率接近50%。

一般而言,美國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調查員接受的訓練是「以受害者為中心」。換言之,就是先把男性視為有罪,除非有大量證據要求相反的結論,但這顯然與無罪推定的概念相反。甚至連第九條行政人員委員會(Association of Title IX Administrators)也在二○一七年警告說,「以受害者為中心」的做法,已演變成「偏袒受害者」的代名詞,校方甚至會根據不確定的證據開除學生的學籍。哈佛法學教授珍妮特.哈雷(Janet Halley)於二○一五年提出的「創傷知情」(trauma-informed)分析同樣影響深遠。該分析認為,當性侵原告越不可靠和不連貫時,我們越該相信她。

「無條件相信」的信條到底影響力有多大?麻州大學退休心理學教授大衛.里薩克(David Lisak)經常就反性侵議題在大學巡迴演講,他於二○○八年十一月向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一群學生承認了「杜克案」的重要性。在杜克案中,一名黑人脫衣舞孃誣告三名杜克大學白人長曲棍球隊員於二○○六年強暴她,該案「引發了誣告的問題」。但里薩克對此不想多談,他說:「我不知道杜克大學發生了什麼事,沒有人知道。」

實際上,我們很清楚杜克大學發生了什麼事:檢察官無視能讓被告宣判無罪的明顯無罪證明與不在場證明,後來因失職被律師協會開除。但是,對校園性侵害防治產業來說,說謊的原告仍是父權體制下的受害者,而被告永遠都要接受質疑。

那麼,校園性侵害防治產業背後究竟隱藏著什麼現實?酒精助長了濫交文化、一夜情,有時甚或是半夜情。一九六○年代的大學生要求校方停止對學生的社交活動設下限制,學生喊道:「我們已是成年人了。」「我們可以管好自己的生活。如果我們想在白天、晚上或者任何時候、在我們的房間內接待異性, 這是我們的權利。」大學依從了學生,從此打開潘朵拉的盒子,釋放出一年比一年更無禮的粗暴行為。男生會趁睪固酮高漲之勢,粗暴地欺負女生嗎?是的!女生會配合他們的魯莽嗎?毫無疑問。

在派對前和派對當中,女大生會喝到快要或幾乎茫掉。維吉尼亞大學畢業生可琳.艾格妮絲(Karin Agness)認為,喝酒通常是有目的性的,因為酒精能使飲酒者免於承擔責任,並「提供藉口,讓她做出通常不會做的行為」。哥倫比亞大學一名保安人員驚嘆於返校日的現場狀況:「女生喝得酩酊大醉,還說『讓我們喝到爛醉!』而男生們緊跟在她們身後。」

正如你所想像的,當晚女生可能與一名根本不認識的男生隨便發生性行為。一名杜克大學的女大生在勞拉.塞欣斯.史泰普(Laura Sessions Stepp)的《寬衣解帶》 (Unhooked)一書中說到,這種毫不浪漫的結局是「轉身和尖叫。第二天早晨,你轉過身來,發現身旁的人令你震驚到尖叫出聲」。這類性行為有時候會演變成「性侵」,儘管遠不及校園性侵害防治產業所期望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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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美國多元假象:一味迎合種族和性別議題,使大學沉淪,並逐漸侵蝕我們的文化》,八旗文化出版

作者:希瑟.麥克・唐納(Heather Mac Donald)
譯者:黃庭敏

《紐約時報》暢銷書作者麥克・唐納的新作
大膽描述身分政治滲入美國校園,
導致大學人文學科遭受攻擊、人們不願包容異議者,
多元化導致更多對立,大學從學習場所變質為受害者溫床

美國社會從大學到職場,正處於崩壞的危機當中。有害的觀念正從高等教育機構開始傳播出去,破壞了人文價值觀,使得不包容異議的現象加劇。並在更大的文化規模上,擴大了人們的分歧。

喬叟、莎士比亞和彌爾頓的作品竟代表迫害;美國歷史竟算暴政。教授若糾正學生的寫作文法和拼寫方式,或是雇主按自身需求設定聘用標準,竟被認為是種族和性別歧視!這種趨勢若延續下去,等學生進入職場,他們便會相信人們是由膚色、性別和性別取向來定義的,而基於這些特徵的迫害,就是生活在美國的感受。若有人想發表演講,挑戰這些所謂的校園政治正確觀念時,便會遭人使用暴力的方式噤聲。大學原本該是學習場所,如今成了培養受害者的溫床。

本書認為,這些問題的根源是,人們堅信美國普遍存在著種族和性別歧視,這種想法已導致社會和學術界的多元化官僚文化如癌細胞一樣惡性擴散。多元化的行政官僚譴責社會重視成就的取向是種歧視,因此在招募學生和人員時,行政官員或公司主管會執行配額制,這等於是在教學生和成人把自己視為永久的受害者。

影響所及,從#MeToo的狂熱運動開始,如今曖昧調情和犯罪行為的界線變得模糊不清;更嚴重的是,出現了隱性偏見和多元化這類強制要求的培訓課程,把一般各種的人際互動都解讀成種族歧視。

希瑟.麥克・唐納為此感到憂心,所謂多元的真正意義,應該是建立對話的橋樑,從自身狹隘的視角中走出,擴展自身經驗,但如今卻成為分裂社會、造成對立的藉口。美國正在創造一個心胸狹窄的國家,預設大家會遭受到不公義的情況,而這麼做正危及到美國的競爭優勢,並且為了假性平等而扼殺了真正的多元價值。

作者認為,西方文明之所以建立,是透過過往人們一步步奠基的,偉大的作家、作曲家和藝術家遺留下來的經典作品,最能展現這樣的精神和價值,並激勵我們表現出人性最好的一面。本書集結作者數十年來對於這個主題的研究和文章,呼籲人們要減少受害者心態,恢復可以自由地追求真理的傳統,用開放心胸去探索事物和表達觀念,如此發掘出共通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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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