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的創作日常》:喜愛社交的桑塔格知道,厭惡孤獨是對作家不利的特性

《她們的創作日常》:喜愛社交的桑塔格知道,厭惡孤獨是對作家不利的特性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桑塔格的兒子大衛.里耶夫(David Rieff)後來寫道:「如果要用一個詞來描述桑塔格的生活方式,那就是『飢渴』(avidity)。沒有她不想看、不想做,或不想了解的事物。」桑塔格自己也明白這種飢渴的價值。

文:梅森.柯瑞(Mason Currey)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2004)

桑塔格在1978年接受採訪時說:「到了某個階段,人總得在生活與計畫之間作抉擇。」她從不懷疑哪一個對她才是正確的選擇。她年輕時在亞利桑那州土桑(Tucson) 市的文具和賀卡店裡閒逛,發現了現代圖書館(Modern Library)出版公司出的書,此後就決心要擺脫「我的童年,那漫長的牢獄」,逃往她所崇拜的作家和知識分子的世界。多年後她說:「我從沒想過自己會不能過我想過的生活,我從沒想過自己可能會遭到阻礙⋯⋯我抱著非常簡單的觀點:人如果一開始懷著理想或抱負,到後來卻沒有做他們夢寐以求的事,那是因為他們放棄了。我想我不會放棄。」

在追求理想上,桑塔格沒有浪費一點時間。她十五歲高中畢業,十六歲進入芝加哥大學,十七歲結婚,一年半後生了一個兒子。她的丈夫比她年長十一歲,是社會學講師,兩人初識十天後,他就向她求婚。雖然桑塔格起初對於大學知識分子的生活很興奮,但是這段婚姻缺乏熱情。1959年,她離了婚,帶著七歲的兒子搬到紐約重新開始。儘管生活捉襟見肘,桑塔格卻拒絕接受離婚贍養費或子女撫養費。她接了一個暫時的工作,在《評論》(Commentary)期刊擔任編輯,接著又擔任一連串的教學工作。幾年之內,她出版了一本小說,並開始寫後來讓她成名的文章。

桑塔格之所以成功,主要是拜她源源不絕的活力之賜:自她抵達紐約開始,她就想讀遍每一本書,看遍每一部電影,參加每一個聚會,進行每一場對話。有朋友半開玩笑說,她「每週看二十部日本電影,讀五本法國小說」;另一位朋友說,對桑塔格而言,「每天讀一本書,這個目標並不算高。」

她的兒子大衛.里耶夫(David Rieff)後來寫道:「如果要用一個詞來描述桑塔格的生活方式,那就是『飢渴』(avidity)。沒有她不想看、不想做,或不想了解的事物。」桑塔格自己也明白這種飢渴的價值。她在1970年的日記中寫道:「再一次,我把生活當成活力層次的問題——而且更甚於以往。」後來她又加一些段落:「我想要的是:活力、活力、活力。不要去想崇高、寧靜、智慧——你這個白痴!」

桑塔格無窮無盡的好奇心讓她的文章穿插了大量引證和附註,雖然極具權威,但也使她很難靜下來寫作,儘管她認為最好能每天都寫作,她自己卻一直辦不到;她往往要到最後關頭,才一連花上「漫長、熱烈、急切的」十八或二十、二十四小時趕稿,因為她視而不見的截稿日期迫在眉睫,不能再拖了。她似乎要把壓力累積到幾乎無法忍受的程度,才能開始寫作——主要是因為她覺得寫作非常困難。

她在1980年時說:「我絕不是那種運筆如飛、一氣呵成,只需要修正或略微更動一下即可的作家。我的寫作非常費力而痛苦,而且初稿通常都很糟糕。」她說,最難的部分是寫出初稿;之後,她至少有了一些可以更改的依據,而她也會重寫很多次,通常要花幾個月的時間,經歷十至二十份草稿,才能完成一篇文章。隨著時間的更迭, 她的動作也越來越慢:她花了五年時間,才完成了1977年劃時代作品《論攝影》(On Photography)的六篇文章。

AP_03101102983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桑塔格的另一大障礙就是孤獨:她非常喜歡社交、熱愛對話、厭惡孤獨,她知道這對作家是不利的特性。她在 1987年說:

卡夫卡曾幻想在某棟建築物的地下室工作,每天兩次有人會把飲食送到門外。他說:寫作時越孤獨越好。我把寫作想成就像在氣球、太空船、潛水艇或衣櫥裡一樣,到杳無人跡之處真正集中注意力,聆聽自己的聲音⋯⋯不接聽電話或不外出晚餐都取決於我。我需要向內探索,可是要尋覓那種孤獨需要努力,因為我其實並不喜愛隱遁。我喜歡和人在一起,不喜歡孤獨。

當然,她在剛起步之時並不孤單:在桑塔格寫她第一本小說《恩人》(The Benefactor)和早期的文章時,身為單親的她同時要照顧兒子——並兼顧了幾份工作、無數戀情和她飢渴的文化生活。她怎麼安排這一切?部分是避免一些傳統的母親義務,例如烹飪,1990年她向採訪者開玩笑說:「我不為大衛做飯,只為他加熱。」(在另一次採訪中,她說大衛「穿著大衣長大了」,她指的是放在床上,她帶他參加所有聚會時所穿的大衣。)

桑塔格後來和作家西格麗德.努涅斯(Sigrid Nunez)談起她發瘋似的寫作,說她只是想要推動它:「在寫《恩人》時,我一連好幾天沒吃飯、睡覺或更衣。到最後,我甚至連停下來點菸都不行。我讓大衛站在旁邊,為我點菸,而我則一直在打字。」(努涅斯補充說:「她寫《恩人》最後幾頁的時候是 1962年,大衛十歲。」)

這是在桑塔格服用抗憂鬱劑德塞美(Dexamyl)之前的事。德塞美是結合了安非他命(可提振情緒)和巴比妥酸鹽(可抵消安非他命的副作用)的藥物。桑塔格的兒子說,她在1960年代中期開始依賴德塞美寫作,一直用到1980年代為止,「不過劑量逐漸減少。」

鼓吹吸食大麻的 《興奮時光》(High Times)雜誌1978年採訪桑塔格,問她 寫作時是否吸食大麻,她答道:「我寫作時服用Speed(安非他命的俗稱),和大麻正好相反。」問及安非他命對她的作用時,桑塔格說:「它讓我擺脫了吃飯、睡覺、上廁所,或與其他人交談的需要。我可以在室內一坐二十小時,不會感到孤獨、疲倦或無聊。它讓你擁有非凡的專注力,也讓你滔滔不絕。因此如果我寫作時服用安非他命,一定會設法限制用量。」

桑塔格通常先躺在床上伸長雙手寫草稿,然後才移到書桌上,在打字機或後來在電腦上打出接下來幾次的稿子。寫作對她而言,意味著變瘦,讓她背痛、頭疼,手指和膝蓋也都疼痛。她談到自己想要以比較不會折磨身體的方式工作,但她卻從未認真改變自己的習慣;她似乎需要這種有點自我毀滅的過程。她在1959年的日記上寫道:「寫作就是消耗自己,以自己為賭注。」她認為只有逼自己長時間努力,才能獲得最好的想法。此外,她也不得不承認,在某種程度上,她覺得這一切「令人興奮」。她喜歡引用劇作家寇威爾的話:「工作比遊戲更有趣。」

瓊.米契爾(Joan Mitchell, 1925-1992)

這位美國畫家具有傑出的才華,能夠透過抽象構圖召喚出自然的景色。詩人約翰.阿什貝利(John Ashbery)曾說:「她的畫讓你有一種這是戶外某地的感覺,儘管你不知道它在哪裡。」但米契爾多半是夜裡在螢光燈下作畫。1950年代,她住在紐約東村的一間套房裡,每天總要過了中午才起床,而且通常要等到日落才開始作畫。她會先放唱片、準備工作,通常是爵士樂或古典音樂。米契爾說,音樂使她「更容易發揮自己」,而且照她先前的鄰居所說,這也是向其他人表達「她進入『繪畫模式』,不容打擾。」

到那時,米契爾已經幾杯酒下肚;她通常每天下午五點左右開始喝酒,輪流灌下啤酒、蘇格蘭威士忌、波本威士忌、琴酒或夏布利(Chablis)白酒——她並不挑剔。但是她對抽象表現主義畫家醉眼迷離地把顏料潑灑在畫布作畫的刻板印象卻很敏感,傳記作家派翠西亞.阿爾伯斯 (Patricia Albers)說:「她至少有一次要一名年輕的藝術家發誓,永遠不能洩露她或其他抽象派畫家在畫室裡喝酒的秘密。」但其實這與事實相去甚遠;米契爾曾向另一個朋友承認:「不喝酒,她就畫不出來。」

米契爾作畫是間歇式,她先畫出決定性的幾筆,然後退到工作室的另一端,查看她所畫的結果,換一張唱片,再看一下,最後重新回到畫布前,再畫幾筆,也可能不畫。她的進展緩慢,有時耗費數月只畫出一幅畫。米契爾1991年說:「行動繪畫(action painting)的想法是個玩笑,這裡沒有『行動』。我先畫一點,然後注視這幅畫, 有時要看幾個小時。最後,這幅畫會告訴我該怎麼做。」

1959年,米契爾被迫離開她在東村長租的公寓後,她和蒙特婁出生的畫家伴侶尚─保羅.利奧佩爾(Jean-Paul Riopelle)移居歐洲。他們在巴黎住了幾年;1967年,米契爾用祖父留下的遺產在弗特伊(Vétheuil)買了一塊兩英畝的鄉村莊園,這是位於巴黎西北方約三十五哩的小村莊(莫內於1870年代也居於此,不過米契爾厭惡這種聯繫)。米契爾、利奧佩爾,和他們的五隻狗於1968年搬到當地。幾年後一位來訪的評論家問她:「你每天的工作情況如何?早上起得來嗎?」米契爾笑答:「不一定起得來。」她接著說:

下午一點午餐,和霍利斯(她的助手兼朋友)一起或 者我自己一個人用餐。下午,我玩填字遊戲,聽聽心理諮詢節目⋯⋯聽眾打電話提出他們的問題,那多少 能讓你覺得幸好自己沒有那個問題。 接著,在冬天,光線大約四點半就暗了下來,我在這時餵狗,不然會看不見犬舍。夏天則晚一點。接著尚 ─保羅大約七點半到九點回家吃晚飯,我們一起用餐、看電視,然後我可能會畫畫,或者我可能不看電視,而是畫畫。我在十點到四點之間作畫。大約是這樣,除非情況不好。

米契爾說,情況不好時,她什麼都感覺不到,「一切看起來都同樣沒有顏色。我和它對抗。這不是週期性的事——似乎是我水位的問題,不過我不理會它。我聽音樂,盡量活動,步行到鎮上。如果我這樣做,它就消失了,那是我唯一的樂趣。在我置身其中之時,我不會去想自己。」

1981年,米契爾和利奧佩爾分居,她獨自住在弗特伊,不過有狗為伴,也有一群常來的朋友和訪客。雖然米契爾易怒,但她仍然樂於招呼朋友,大部分的夜晚都花很多時間款待賓客美酒佳餚。之後,她洗完碗盤,(蹣跚地)走進畫室。她的畫室位於房子正後方、原先的娛樂室中,阿爾伯斯說:「她手上拿著一個救生袋,裡面有一瓶約翰走路,兩三本詩集,也許還有幾封信。」畫室是她的私人庇護所,隨時都上鎖,她睡覺時還把鑰匙放在枕頭下(有一次,畫室的廁所壞了,她也拖延不肯修理,因為她不願讓修水管的師傅進去)。一個朋友說:「感覺就像動物可窩藏的安全避難所。」

但是,其實恐怕恰恰相反——這是鬥志旺盛的堅強藝術家放下防衛的冒險場所。她曾說:「沒有人可以繪畫、寫作、感受任何東西,而不容易受到傷害。人必須非常堅強,才會脆弱。」

瑪格麗特.莒哈絲(Marguerite Duras, 1914-1996)

AP_770517013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對莒哈絲而言,寫作不是發明,而更像是發現的過程,或者更精確地說,是勇敢正視的過程。她認為寫作意味著發現自己潛意識中已經存在、完完整整、等待被揭示的事物。這個過程讓她畏縮,甚至恐懼——無疑是因為她的小說常常取材自她傷痛的童年。(莒哈絲最出名的作品是她1984年發表的小說《情人》〔The Lover〕,描述一個十五歲的法國少女與一名年紀較長的富裕中國男子的 情事,這幾乎是莒哈絲在法屬印度支那貧困家庭中成長的寫照。)

她談到自己的寫作過程時說:「就像我竭盡所能處理的危機, 這是一種征服。在寫作時,我感到很害怕,彷彿周遭的一切都崩潰了。文字很危險,承載了炸藥、毒藥,它們會施毒,接著就會湧現我一定不能這麼做的感覺。」因此她不會規律地按照時間表寫作也就不足為奇;相反的,如果她有寫書的靈感時,這個念頭就會在她腦海徘徊不去,掌控她的生活。1950年,她只花了八個月,就寫完了小說《抵擋太平洋的堤壩》(The Sea Wall)。

根據傳記作家勞爾.阿德萊(Laure Adler)的記載:「她從清晨五點一直伏案寫到晚上十一點才休息。」夜裡,她喝酒以求遺忘。1991年她在終於戒酒之後說:「我是真正的作家,我是真正的酒鬼。我喝紅酒以求入睡,接著,晚上喝干邑白蘭地,每個小時喝一杯葡萄酒,早上喝了咖啡後再喝干邑,之後寫作。如今回顧起來,我不由得為自己還能寫作感到驚訝。」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她們的創作日常》,聯經出版

作者:梅森.柯瑞(Mason Currey)
譯者:莊安祺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將由此獲得分潤收益。

窺探143位女性藝術家
如何繪畫、寫作、表演、導演、編舞、設計、雕刻、作曲……
如何迫使世界為她們和她們的成就,騰出空間!

她們的作息、迷信、恐懼、飲食的習慣,和其他精準或不那麼精準的儀式,
召喚她們的意志力和自我紀律,
讓她們保持樂觀和戰鬥力,創造她們的作品。

「她們究竟是怎麼辦到的?」請看看這143次嘗試回答的答案。

《她們的創作日常》所寫的女性來自各種的背景,她們大多數都是在忽略或排拒女性創作的社會中長大的,許多人的父母或配偶強烈反對她們努力把表現自我置於傳統賢妻良母和家庭主婦的角色之上。書中的許多人物都有子女,她們在平衡家人的需求與自己的雄心壯志之間,面臨艱難的選擇。

她們所有的人都面臨觀眾和各自專業把關者的性別歧視,其中包括編輯、出版商、策展人、評論家、贊助人,以及其他引領時尚的人士,這些人無論如何就是覺得男性的作品比較出色。甚至都還沒有考量到女性藝術家內心的障礙,她們要強迫世界為她們和她們的成就騰出空間,並忍受隨之而來的種種憤怒、罪惡感,和怨恨。

書中介紹的女性創作者如:由尤多拉.韋爾蒂、琳.方登、潘妮洛普.費滋傑羅這些在各自專業獨領風騷的翹楚,到備受讚譽的洛琳.漢斯伯里、查蒂.史密斯;由家庭生活中拼湊出零碎時間的克拉拉.舒曼和雪莉.傑克森,到拒絕家庭生活的伊莎多拉.鄧肯和艾格尼絲.馬丁;柯瑞讓我們看到這些女性為她們的藝術所做的各種大大小小(而且始終不渝)的抉擇。

引導這些藝術家的慣例(不論日常與否),琳琅滿目:伊莎貝.阿言德每一本書都選在一月八日開始動筆……希拉蕊.曼特爾靠淋浴來突破文思枯竭的瓶頸(「我是就我所知最乾淨的人」)……黛安.阿布絲做「嚙咬我心」的事……潔西.諾曼厭惡任何例行儀式,視之為「拐杖」……奧克塔維亞.巴特勒不論如何,每天都要寫作(「去他的靈感」)。

讀者將在她們的生活中,看到璀燦的心靈如何運作,為了要創作而做出的種種選擇——拒絕傳統,竊占(或偷藏)夫妻、子女,或該盡種種義務的時間。又如何影響了她們的創作。

getImage-3
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