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戰後的野蠻歐陸》:歐洲唯一歡迎德裔的地區,就只剩下德國而已

《二次大戰後的野蠻歐陸》:歐洲唯一歡迎德裔的地區,就只剩下德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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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二戰結束後的四年裡,至少有三百二十萬名難民在蘇聯占領區裡落地生根,甚至另一說可以高達四百三十萬人。這之外還有三百萬上下的難民是將蘇聯占領區當作中繼,之後又遷移到德國的其他地區。

文:齊斯・洛韋(Keith Lowe)

「返鄉」回帝國

各種數據只要跟在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九年之間的德裔驅離工作扯上關係,都會非常挑戰人的想像力。其中難民人數遙遙領先的第一名,是奧得河與尼薩河以東,已經被納為新波蘭國土的土地——德國政府的數據顯示有將近七百萬人。另外將近三百萬人則從捷克斯洛伐克被移出。這再加上其他地方逾一百八十萬的難民,德裔遭驅離的總數來到一千一百七十三萬人。

德國占領區分成不同區域,而每個區域面對大量湧入的難民有不同的處理。其中準備最不足的,應該得算是蘇聯占領區,因為其間的鄉鎮與城市正好是被戰爭摧毀得最徹底的一群,同時各種值錢的東西也正為了當成給蘇聯的戰爭賠款而被洗劫一空。

戰後的難民如潮水般湧入,多數來自新波蘭,但也有部分來自捷克斯洛伐克。截至一九四五年的十一月底,已經有上百萬顛沛流離而近乎一文不名的難民在那兒求取起碼的生計。而在二戰結束後的四年裡,至少有三百二十萬名難民在蘇聯占領區裡落地生根,甚至另一說可以高達四百三十萬人。這之外還有三百萬上下的難民是將蘇聯占領區當作中繼,之後又遷移到德國的其他地區。

英國占領區,因為未與任何進行驅離的國家接壤,所以有多一點的時間可以準備。在一九四五年的秋冬,英國組織了代號為「吞沒行動」(Operation Swallow)的工作來增加對數百萬難民的接納與收容。

從一九四六年二月到一九四七年十月,八列火車往返於斯塞新與呂北克(Lübeck)之間,每一列都以有蓋的貨運車廂提供單趟兩千人的總運量。其他的列車則將難民從卡瓦夫斯卡(Kaławska)載往馬林塔爾(Mariental)、阿爾沃斯多夫(Alversdorf)與弗里德蘭(Friedland),而從一九四六年四月起,難民也開始走海路被輸往呂北克。

依循上述的各個管道,幾乎有一年半的時間是天天都有約六千名的「東歐」德裔被送進英國占領區。到了四○年代末期,在英國占領區住下的新住民已逾四百二十五萬。

再往南,美國人持續接納著來自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的難民,總數超過三百五十萬人。這樣的人數讓美國占領區當局有點應接不暇,也因此到了一九五○年代的開端,難民營裡都還有數十萬人在苟延殘喘。

按照美國在西德的軍政長官,路休斯・克雷將軍的說法,難民湧入造成在西德的英美占領區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在東德,根據其第一任總統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表示,人口的增幅高達百分之二十五。這些人口增加對於整個德國的影響(排除收容難民較少的法國占領區),幾近達到了災難的程度。

占領區多數的城市,都在戰時被盟軍轟炸到片瓦不留,加上德國的基礎建設在遭受重創後,根本無力吸收這麼多的額外人口。由此即便是來到德國後,難民們也持續數以千計地死去,因為在千辛萬苦向西來到德國之後,他們依舊得不到生存所需的住所、醫療與食物。

對於要在德國就業與融入社會,都最弱勢的那一群而言(這些人多半拖著病體,或者上了年紀,要不就是寡婦還帶著孩子),他們只能期待在難民營中一待就是好幾年。

這些營區裡的狀況,有時不會比要在斷垣殘壁中棲身好上多少。像由巴伐利亞紅十字會對丁戈爾芬(Dingolfing)營區所做出的報告,就提到有大量的傷病者與染上肺結核的人住在擁擠的環境裡。他們沒有像樣的鞋子、衣服或寢具。在另外一處位於斯波爾漢默(Sperlhammer)的營區,會漏水的軍營牆壁只能用紙板糊住。

但更糟糕的是,是難民營所經歷到的社會與心理問題。來自東歐或蘇台德地區的德裔,有時候會被其他德國人視為外國人,而緊張的關係往往便由此而生。一如克雷將軍在一九五○年所說:

在跟德國本土脫離好幾代人之後,這些人甚至已經說著不同的語言。這樣的他們已不再與德國人共有相同的習俗或傳統,也不再把德國當成原鄉。他們無法接受自己遭到了永世的驅離,他們的目光、心思與希望,全都朝著真正的家鄉而去。

一名出身匈牙利而遭到驅逐的德裔說對跟他一起的難民而言,要在德國重建新生活並非易事,「一方面他們失去了家鄉與幾乎全數的有形財產,一方面他們失去了自己的身分。」社會民主黨人赫曼・布里爾(Hermann Brill)形容他看到的難民是深受打擊而驚魂未定。「他們覺得腳下一空,踏不到東西了。我們覺得理所當然的東西,包括生活經驗帶來的安全感,包括身而為人的自由與價值,全都蕩然無存。」

一九四六年七月,蘇聯針對萊比錫的政治情勢提出了報告,當中描述難民們仍「深陷於抑鬱」,且是「萊比錫人口結構裡對政治最冷感的一群。」因為無法適應新的環境,這群人只一心一意夢想著要越過邊界,回到他們代代世居的家鄉。

全面驅離

但返鄉,是這些德裔被否決掉的一種權利。他們遭到驅逐,從一開始就是永久性的,而出於這種政策設計,邊境的控管也一天比一天嚴厲:德裔想走沒問題,但走了就不要想能再回來。

再者,他們受到的驅離只是一種大規模行動中的第一階段:他們走了之後,母國便開始透過各種方式來抹除他們曾經存在的痕跡。事實上在德裔被趕走之前,波蘭與捷克斯洛伐克就已經開始為城鎮、村莊和街道改名。有些村子從來沒有過波蘭或捷克文的名字,政府會為其重新命名。德國的紀念碑會被拆除,原地豎立起捷克或波蘭的新地標。

納粹的萬字標記被四處取下,唯許多年後,不少牆上仍能看得到它們的陰影。德語遭到禁用,少數(放棄德國國籍而)獲准留下的德裔,也會被建議不論公開或私下,都儘量改說波蘭語與捷克語。

學校裡不准教授蘇台德地區或西利西亞等地區的德裔住民史,反倒是會說這些地方自古都是波蘭與捷克的領土,而德裔是外來的侵略者。

波蘭新獲得的土地,會被稱為「收復的疆域」,同時這些地區的波蘭孩子會被灌輸民族主義的口號,像是「我們以前在這兒,我們現在在這兒,我們以後也會繼續留在這兒」,或是「這些區域是我們收復的祖產」。邊境地區的學子不得學習德文,就算是當成外語來學也不行,但在波蘭的其他地方就沒有這一條限制。

像這種嶄新的民族主義神話,不光是在校園裡對年輕人教授,即便是成年的人口也會被猛灌這樣的政治宣傳內容。像在弗次瓦夫,官方就辦理了一項「收復疆域大展」,並獲得了一百五十萬的人次參觀。在各種刻意強調波蘇友好的政治性展覽中,有一個極具規模的歷史部門,其中波蘭與德國間的關係更是展示的重點。

尤其獲得著墨的包括兩國之間上千年的衝突,包括波蘭回歸其「皮雅斯特之路」(Piast Path,典出中世紀的皮雅斯特王朝,也就是違抗日耳曼國王,以西利西亞為核心,創建出第一個獨立波蘭政權的王朝),也包括一項名為「收復之疆土自古屬於我們」的展覽。

但這當中的重點不只在於新領土的取得,也不在於故土的收復:其背後的意義在於歷史的重新書寫。在嶄新的民族主義波蘭中,任何一絲德國本土文化的蹤跡,都得抹煞務盡——這裡必須徹徹底底,成為波蘭人的波蘭。當時的官方政策也承認困難的不是領土的收復:「我們鎖定的是一個困難許多,也複雜許多的目標:千百年來在這些土地上,千絲萬縷的日耳曼文化浸淫,我們要連根拔起。這不光是把標誌取下,把紀念碑打掉那麼簡單而已,這是要將日耳曼化的精髓,從生活的每個環節中抽離,是要讓日耳曼化的成分,從此消失在百姓的心裡。」

同樣的局面,也出現在捷克斯洛伐克,該國的總統愛德華・貝奈斯呼籲的不只是「德裔人士的清除到底」,更是「讓德國對我國再無一絲影響力」。

這麼一來,蘇台德、西利西亞、波美拉尼亞與普魯士的德裔居民想要重返家鄉,就是困難兩字以外,更顯得有點失去了意義,因為他們魂縈夢牽,想要回到的那個地方,已經不存在於這個世界上。他們曾經生活的社區、承襲的文化、操使的語言,都已經屍骨無存。甚至於有時候肇因於戰火的摧殘,他們曾經生活於其間的足跡都已經被抹除殆盡,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全然陌生的東西:一個成員幾乎全由不同族裔構成的,嶄新的社會。

要抓著這種種族歧視的態度,去譴責一九四五年的波蘭人與捷克人不該如此對待他們的德裔少數民族,並非難事。但有件事我們不能忘記,那就是這種態度並不是從憑空而生:戰時在德國種族政策下所受到的殘酷待遇,正是波蘭與捷克人會有這種反應的主因。

波蘭與捷克人的做法固然殘酷,這點無庸置疑,但比起納粹,波蘭與捷克人行為背後的意識型態,其實溫和許多。雖然有若干立場極端的文獻,對戰後的驅逐提出了特定的評價,但不論是波蘭還是捷克,其實都未對其德裔採取種族滅絕的政策立場——他們追求的,從來都只是讓德裔的少數離境,而沒有要趕盡殺絕。

同時相關的驅離行動,背後也不純然是由復仇所驅動:一開始,這只是為了預防民族間產生衝突,一種出於實務面考量的做法。今日的人類會覺得只為了一種立論薄弱的民族主義意識型態,就在戰後將數百萬人連根拔起,是駭人聽聞的事情,但那是個大量遞解人口是家常便飯,全歐滿布著數百萬流離失所者的年代,亦即或許是那樣的時空背景,才造就了世人對那種事情前所未見,也絕後至今的接受程度。

發生在波蘭與捷克的事情,並不是特例。同樣的過程,事後也證明會發生在其他國家,特別是像在匈牙利或羅馬尼亞,話說這兩國都有操德語的多瑙施瓦本人(Danubian Swabian)被驅逐到德國與奧地利。其中在羅馬尼亞,這樣的驅逐行動基本不帶有什麼激情,羅馬尼亞對少數德裔基本沒有敵意。

唯尋常百姓的想法無關乎大局,畢竟驅逐德裔是官方政策的一環。在戰後的歲月裡,歐洲唯一歡迎德裔的地區,就只剩下德國自己而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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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二次大戰後的野蠻歐陸:充滿復仇、內戰與種族清洗的血腥之地》,馬可孛羅出版

作者:齊斯・洛韋(Keith Lowe)
譯者:鄭煥昇

翻轉「正義vs.邪惡」、「歐洲從灰燼中復興」的傳統二戰史觀
改變你我對近代歐洲史認知的傑作

歐洲的亂局並未因1945年德國戰敗而結束
在這片揚棄了道德價值、不知法治為何物、人命卑賤如草芥的野蠻大陸
正上演一幕幕相殺相仇、秋後算帳的黑色荒謬劇……

這是一本研究二戰後初期歷史的開創性作品,作者齊斯・洛韋利用了八種語言的原始檔案、訪談紀錄、學術著作,細細描寫二戰結束後到冷戰開始前,這段過往歷史學家較少碰觸到的關鍵亂世。

在這本近三十萬字的作品中,作者首先勾勒二戰到底毀壞了歐洲人在物質上和心理上的哪些東西,接下來會點出戰後席捲歐洲各地「復仇浪潮」,理解人們復仇的動機、邏輯與意義。最後,則講述因復仇之心而造成的種種暴力行為,諸如種族清洗、內戰等反人類行為,是如何撕裂了從波羅的海到地中海的眾多歐洲人民。

作者也自陳,本書除了特別關注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九年這段,過往未曾好好獲得書寫的歷史,也要擺脫狹隘的西方(西歐)視角,因而大量採用東歐國家的歷史文獻資料。此外,作者也希望能破除因政治意識型態而造成的歷史迷思、捏造出的不實數據,能將更全面觀照、更具反思性的歷史展現在讀者面前。

二次大戰後的野蠻歐陸
Photo Credit: 馬可孛羅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