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科技綁架的智慧城市》:「科技有色眼鏡」的問題在於,複雜的社會議題很難簡單俐落的解決

《被科技綁架的智慧城市》:「科技有色眼鏡」的問題在於,複雜的社會議題很難簡單俐落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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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認為科技可以解決棘手問題的觀念,被科技評論家葉夫根尼.莫羅佐夫(Evgeny Morozov)稱為「解決主義」,說好聽點是種誤導,說難聽點則是種兩面手法。本書的目的是揭開隱藏在智慧城市中的政治,並解析科技對於市政和生活的諸多影響。

文:班・格林(Ben Green)

由於新科技的發展讓先前無法想像的功能,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現代都市似乎正迎來革新突破的時刻。我們希冀這些科技和奠基於此的「智慧城市」可以帶來巨大的益處:日常生活中每一件物品都嵌入感測器,能夠監控周遭的環境,而機器學習演算法則能運用這些資料來預測即將發生的事件,並且將市政服務的效率和便利性提升到極致;透過應用程式、演算法和人工智慧,這些新科技將可以減緩交通堵塞、重建民主制度、預防犯罪,並且創造免費的公共服務;智慧城市是我們夢想中的都市。

從大型科技公司、歐巴馬政府到全國城市聯盟(National League of Cities,譯注:美國倡議組織,是代表全美一萬九千個城市和鄉鎮與四十九個州的聯盟),智慧城市的概念已經獲得廣大支持,也逐漸成為未來城市治理的共同願景。二○一六年針對美國五十四座城市進行的調查發現,這些城市總計已經實施或計畫推行將近八百項智慧城市專案。

科技公司思科(Cisco)的執行長及副總裁如此描述我們未來的走向:「根據定義,智慧城市要能夠整合三個以上功能領域的資訊通訊技術。簡單來說,智慧城市必須結合傳統基礎建設(道路、建築等等)和科技,來讓居民的生活更加豐富。」這段概括的描述——將資料和技術應用在傳統物品或程序,以提升效率和便利性——清楚定義了什麼是讓都市或是其他各種事物變得「智慧」。根據這項定義,我會在全書中將「智慧」一詞當作專門術語使用。

然而,智慧城市的願景卻相當不切實際,這其中的謊言源自「智慧」本身的定義,因為這種定義過度地強調科技的力量和重要性。看看思科是如何單用科技的應用程度,來判定城市的進步與否,正是這種觀點導致了「智慧十字路口」、預測性警務和LinkNYC(本書後段會再次提到這些例子)隱藏的危險。我們會漸漸發現到,智慧城市的問題不只是科技根本無法帶來我們所希望的好處,還有為了追求智慧城市而布署科技的做法,通常會扭曲和加劇科技本應解決的問題。

儘管智慧都看似是烏托邦,事實上卻是以激進而目光短淺的方式,將城市的概念包裝成科技問題。如果用這種觀念重新建構都市生活和市政管理的基礎,只會催生出表面上看似智慧,但實際上卻充滿不公義和不平等的城市。智慧城市會是個充滿威脅的空間:自駕車橫行市中心,將行人排除在外;公民參與被侷限在透過應用程式取得服務;警察利用演算法合理化並延續種族歧視執法的惡習;政府和公司透過監視公共空間來控制大眾的行為。

科技是可促成社會改革的重要工具,但透過以科技為主的方式推動社會進步,從一開始就注定只能帶來有限的益處,或甚至是導致意外的負面後果。就如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曾寫道:「設想問題的方式會決定哪些解法值得考慮,哪些則不值一提。」社會學家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更指出:「改變手段,所有與其相關的社會理論也會改變。」杜威和拉圖爾的邏輯論述,正好點出智慧城市的夢想是如何的偏離正軌:當我們把每一項社會議題都當作科技問題看待,眼中自然只有科技的解決方案,而排除了其他可能的解方,最終限縮了我們對城市可能和應有的想像。

我把這種觀點稱作「科技有色眼鏡」(technology goggles),追根究底,這種有色眼鏡建立在兩種觀念之上:第一,科技可以針對社會問題提供中立且最佳的解決方案;第二,科技是推動社會變革的主要機制。科技有色眼鏡遮蔽了所有源於社會和政治影響力的障礙,因此任何人只要戴上,就會把都市生活的各種缺點視為科技問題,並且選擇性地判定這些缺點是只有科技才能解決的問題。

正因如此,戴著科技有色眼鏡的人會將都市面臨的挑戰,例如公民參與、都市設計和刑事司法等議題,解讀成效率不足的後果,而且只有科技才能改善,這些人也深信所有問題的解方是變得「智慧」,亦即網路連結、資料驅動,以及根據演算法做決策,一切都是為了提升效率和便利性。這些科技狂熱信徒將科技視為可以或應該要修正的主要變因,而忽視了其他目標,例如政策改革和政治權力轉移。

科技有色眼鏡最根本的問題在於,複雜的社會議題很難有簡單俐落的解決方法,即便有也相當罕見。城市設計師赫斯特.萊特(Horst Rittel)和梅爾文.韋伯(Melvin Webber)將與都市相關的社會議題,稱作「棘手問題」(wicked problems),由於太過複雜以至於答案不可能會有完全客觀的對錯,因此「討論『最佳解決方案』完全沒有意義」。

認為科技可以解決棘手問題的觀念,被科技評論家葉夫根尼.莫羅佐夫(Evgeny Morozov)稱為「解決主義」,說好聽點是種誤導,說難聽點則是種兩面手法。

然而,科技有色眼鏡的產物不只限於立意良善卻效果不佳的小裝置,甚至還催生出可能重塑社會的危險意識形態。經由所謂的「科技有色眼鏡循環」,這種觀念會依照科技的邏輯,讓行為、優先事項和政策都變得扭曲。循環分為三個階段:首先,科技有色眼鏡營造出所有問題都可以也應該透過科技解決的假象,而這種印象導致大眾、公司和政府投入開發和採用新科技,只會了讓社會更有效率和「智慧」。

隨著市政當局和都市居民紛紛採用這些新科技,他們的行為、態度和政策都會被科技工具所隱含的錯誤假設和優先標準重新形塑,於是,科技有色眼鏡的觀念又再次強化,進而鞏固了符合這種觀念的科技。在這個過程中,其他並非奠基於科技的目標和願景會變得更沒有存在感,也更難以落實,最後科技有色眼鏡的觀念就成了我們腦中根深蒂固的共同想像。

在這些科技和隨之而來的社會變遷背後,其實就是政治,因為科技並非只是中性的工具。就如同政治理論學家朗頓.溫納(Langdon Winner)在著作《鯨魚與反應器》(The Whale and the Reactor,暫譯)中所指出的,科技「含有特定形式的權力和威權」。溫納更進一步解釋道:

科技創新其實很類似於建立公共秩序架構的立法行為或政治創舉,其影響力會延續到世世代代。基於這個原因,眾人對於政治中的規則、角色和互動有多麼謹慎關注,就應該要對以下這些事件抱持同等的態度,包括建造高速公路、架設電視網路,以及為新機器打造看似無關緊要的功能。這會導致社會大眾分歧或團結的議題,不只存在於政治制度或措施本身,同時也存在於伸手可觸及的鋼筋水泥、線路和半導體、螺栓和螺母等實物中。

城市在應用更新穎、更有效率的科技時,難以迴避價值和政治的角力。我們開發和布署智慧城市技術的方式,將會造成影響深遠的政治後果:誰可以取得政治影響力,用什麼方法維持社區治安,誰又會失去隱私權。然而科技有色眼鏡卻讓其追隨者誤以為複雜、有規範性但又無可避免會引發爭議的政治決策,是可以簡化為客觀且高科技的解決方案。把都市議題當成科技問題看待的同時,倡導智慧城市的一方,等於是忽略了這些問題的規範性和政治因素,進而選擇用科技的標準(例如效率)來評估解決方案,而沒有意識到這種做法後患無窮。

亞當.格林菲爾德(Adam Greenfield)是最早針對智慧城市提出尖銳批評的人物之一,他在二○一三年的著作《反對智慧城市》(Against the Smart City,暫譯)如此解釋,這種思維「實際上是宣稱任何已知的個別或共同人類需求,都有一種而且只有唯一一種普世皆然且無比正確的解決方案;這種解決方案可以透過操作科技系統並搭配輸入適當的資訊,經由演算法實現;這種解決方案也可以應用在公共政策中,完全不會遭到扭曲」。

這樣的思考邏輯讓智慧城市看似價值中立又能造福眾生,彷彿這是邁向進步唯一的合理途徑。思科的「都市創新」團隊表示:「討論的重點已經不再是為什麼『智慧城市』方案對於城市有益,也不是該採取什麼行動(有哪些可行的選項),而是要如何落實智慧城市的基礎建設和服務。」

IBM總裁暨執行長山繆.帕米沙諾(Samuel Palmisano)在二○一一年舉辦於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的「進階智慧城市」(SmarterCities)論壇中,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請思考一下,運輸系統背後有什麼意識形態?電網呢?都市的食物或水源供給?……如果進階智慧城市系統的先行者……確實有共同的意識形態,那一定就是:『我們相信有更智慧的方式能解決問題。』」

這種修辭暗示整個社會都已經對於理想中的城市達成了共識,或者,也許這樣的共識基本上就是建立在智慧城市充滿各種美好的可能性。對於這些科技專家而言,提升效率的好處實在是太過顯而易見,所以智慧城市的概念可以凌駕於社會和政治討論之上——呿,那些是多麼過時的做法。

當然,都市中如大眾運輸和用水等系統都隱含著意識形態,看這些例子就知道:為了興建連結市中心和白人郊區的高速公路,沿途的黑人社區在上個世紀被迫拆除;或是密西根州弗林特(Flint)絕大多數的黑人和貧窮居民,自從州政府在二○一四年為了節省支出而決定開始徵收都市水源費,就一直在使用有毒的含鉛水;還有政治理論學家溫納著名的論述,解析建築師羅伯.摩斯(Robert Moses)是如何刻意將通往長島(Long Island)的高架橋設計得特別低,防止紐約的窮人和少數族群(通常會搭乘客運而不是私人轎車)前往由他設計且獲獎肯定的海灘。

然而,使用量化和技術性的方法時,很容易就會落入客觀假象的陷阱——「根據數字做出的決定……至少可以展現出公平和不帶個人色彩的表象。」歷史學家西奧多.波特(Theodore Porter)如此解釋:「量化就是用一種看似沒有做決定的決策方式。」

為社會議題尋找客觀又技術性的解決方法,是很誘人卻非常危險的想法,尤其當我們面對像智慧城市中那些技術一樣強大的科技。相信有這種理想答案存在,會導致我們低估科技對社會和政治的影響力,並且忽略其他可以用於解決相同問題的替代方案。以科技進步之名,阻絕了合法的政治討論過程之後,這種假設中立立場存在的想法很容易鞏固現況,同時也會阻礙更系統性的改革。

本書的目的是揭開隱藏在智慧城市中的政治,並解析科技對於市政和生活的諸多影響。

「智慧城市」如此動聽的用詞暗示著科技是無可避免的發展方向,僅有單一特定的形式,而且是社會和政治進步的主要驅力,而這種常見的觀念就是所謂的「科技決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科技有色眼鏡背後的思維是,採用更新、更快且更精良的科技是改善都市的唯一方法,但是科技專家卻沒有探討這些科技應該如何設計,又該促成哪些社會效益,反而一味宣稱智慧城市是唯一可行且理想的都市未來。

事實上,科技並不是無可避免的發展方向。我們在設計和開發一項技術時,其實已經選擇了特定價值和特定目的,科技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受到人為形塑。因此,任由科技建構社會,就等同於讓設計和布署科技的人,握有難以察覺卻極為重要的權力;我們必須要嚴格審視這些工具隱含的價值,以及誰有權利選擇這些工具。舉例來說,有不少科技的功能是以提升效率的方式解決社會問題,然而這種方式並不代表科技本身沒有任何價值判斷。效率是一種標準化的目標:著重於特定的原則和效益,同時也犧牲了其他的原則和效益,通常這意味著改變社會地位和資源的分配方式。

決定應該要重視哪些原則以提升效率,換言之就是在決定哪些事物應該要提升效率,所以自然需要政治手段來協調各種相互競爭的標準化目標,儘管思科公司認為不需要著墨於這個關鍵問題。就如哲學家馬歇爾.博曼(Marshall Berman)發自內心的疑問:「當我們面對成功/失敗這樣的分類……我們必須自問:以什麼標準?以誰訂下的標準?為了什麼目的?為了誰的利益?」

在前文討論到的交通最佳化範例中,有效率的自駕車車流可能意味著行人和自行車騎士被排除在都市街道之外,因為這些人會妨礙交通狀況。基於同樣的道理,強調公民參與的效率可能會讓市政府淪為客服機構,讓相對較膚淺的公民需求優先於更深層的需求,進而加劇不平等的問題。在我們深究上述和其他智慧城市計畫的過程中,不斷發現效率雖然看似客觀和對最有益於社會,實際上卻可能造成意外且不公義的影響。

此外,當我們透過科技所提供的功能,決定採用特定的措施和優先順序時,就等於是將特定的社會和政治價值投射在科技之上,而一旦科技嵌入社會和政治體制,其影響力就會受到其中的價值和做法形塑。例如,即便預測性警務演算法可以提供準確而無偏見的犯罪預報,這項功能依然無法決定我們運用預報的方式。我們選擇派遣警察前往自認的犯罪熱點,其實就是任由這些演算法加劇現行刑法制度的歧視作為和政策,無論這項技術的本質如何。

然而這種選擇和犯罪預測所造成的影響並非不可避免:部分城市正在運用類似的演算法促進社會正義,也就是用於辨識入獄的高風險個人,並且主動對這些人提供社會服務來避免憾事發生。換言之,不論我們的科技有多先進,我們都無法逃避決定如何使用科技的規範性和政治過程。

此外,科技的設計和政治結構可能會產生和其標榜功能幾乎無關的影響,例如LinkNYC之所以令人如此不安,原因並不在於這項科技名義上的應用方式,畢竟免費公共Wi-Fi是每座都市都該提供的服務,而是達成這項服務所採用的方式:透過蒐集和販售大眾的資料來取得資金。

另一個類似的例子是,地方政府越來越常根據演算法的輸出結果,進行重要決策(例如針對犯罪被告判刑以及為學生分發學校),儘管這些演算法所提供的資訊可能會影響人的一生,市政府通常鮮少,甚至完全不會讓人民有深究演算法開發或運作方式的機會。即便這些演算法真的能改善特定決策的準確度,卻也讓市政府更像是無法問責的黑盒子。事實上,以上這些技術功能都可以透過更民主的框架來實現,但前提是我們必須集結各方的政治意願來打造這些科技。

最後,有些非技術性的因素限制了科技的影響力,也阻礙了科技發揮反映在科技有色眼鏡中的理想效果。例如有許多人認為,通訊科技進步有助於迎來政治參與和對話的光明新時代,然而這些美夢並未實現,因為民主決策和公民參與的根本限制,並不是效率低落的資訊或溝通傳播,而是權力、政治和大眾的動機。基於相同的道理,即便是擁有巨大潛在效益的科技,如果使用或管理不當,還是可能造成駭人的後果。事實和智慧城市倡議者口中的童話故事正好相反,科技本身幾乎沒辦法創造價值,而是應該要經過審慎思量並容於市政框架之內。

本書囊括許多科技信徒預測科技影響力失準的案例,而這些失敗源於他們忽視了眾多社會和政治議題的決定因素。儘管科技確實有改變社會和政治情勢的力量,卻也深受這兩者影響:追根究底,科技的影響力多半是取決於運用科技的情境和方式。

所以,科技決定論其實導致了我們被科技可能促成的各種益處蒙蔽,關於城市科技的討論也因此失焦。當我們讓科技代勞一切,就等於自願放棄規劃理想世界願景的行動力,而認為科技發展只有單一方向的想像,更是讓我們陷入無意義的正反激辯:贊同採用新科技的一方被視為創新派,反對的一方則會被貼上「盧德主義者」(Luddites,譯注:十九世紀英國對抗工業革命和反對紡織工業化的社會運動者,現在用於形容反對改進工作方法或採用新機器的人)的標籤。

從這個角度看來,智慧城市大部分的優勢其實是建立在和假想敵——「愚笨城市」的對比之上,也就是堅持己見拒絕採用新科技又墨守低效率成規的市政體系。智慧城市的支持者把這項理念包裝成改善愚笨城市的必要解決之道,卻沒有分析科技的社會影響力,或是考量替代的設計方法,於是智慧城市就這樣奠基於錯誤的二分法,導致我們看不清科技和社會變動的各種可能性。我們陷入了毫無意義、自我重複的疑問迴圈:智慧城市比愚笨城市好嗎?而無法討論更根本的問題:智慧城市是否真的就是最有利於民主、公正和平等的都市未來願景?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被科技綁架的智慧城市》,行人出版

作者:班・格林(Ben Green)
譯者:廖亭雲

科技很是很棒的工具,但不是最終答案!
當台灣許多都市正準備轉型成智慧城市時,我們真的已經瞭解這代表什麼了嗎?或者我們只是被科技沖昏頭罷了?這本書將會改變你對科技的看法!
深入且敏銳觀察當代智慧城市發展,生動舉出許多實際案例,帶你看見智慧城市發展趨勢與困境!

你知道你被科技系統監控了嗎?
你知道免費WI-FI可能竊取你個資的大數據嗎?
你知道影響你是否被判定可能犯罪而遭到逮捕的科學數據,可能充滿歧視與偏見嗎?

在「科技決定論」的邏輯下,
我們該如何脫掉「科技有色眼鏡」,不以科技作為改善都市的唯一方法?
我們該如何警覺到「智慧城市」背後所隱含的政治性、階級性,及其被特定集團把持的危險?
我們該如何以「適當的智慧」,打造出一個民主、公正與平等的「適宜智慧城市」?

當全世界暢談智慧城市的好處——科技大量介入日常後,會使生活更便利、更有效率時,班.格林在《被科技綁架的智慧城市》一書中,透過分析眾多的案例,讓我們看見「科技至上」邏輯的限制與危險,並提醒我們對於科技過度美好的想像,反倒可能會忽略人真實的需求、加重社會不平等或被特定集團掌握監控。

我們總是期待科技或人工智慧可以解決都市的諸多問題,因而積極嘗試以其提升全人類的生活品質,但本書透過未來交通的想像規劃、預測犯罪系統的運用到免費Wi-Fi的使用等,一一解析智慧城市忽略的問題與可能陷入的困境,指出我們創新新穎的科技並非解決都市問題的唯一方法,及被這種方式所忽略的人文關懷。是以,班.格林以此書提醒我們,唯有讓科技歸於適當的位置,我們才有可能打造出真正公正、民主與平等的社會,不至於讓科技反客為主,取回未來城市的掌控權。

格林為應用數學家,曾任職於紐約大學與耶魯大學的科技研究機構,更曾服務於與美國波士頓的公共服務與市民參與案例的相關數據分析機構。目前他致力於關注科技與社會的研究和創新,注重人性的科技服務。因此,在此書中,格林才能如此詳盡地分析美國城市發展中科技應用的優缺點,並切中要點地批判當代城市發展中科技導向的弊端。

在「智慧城市」的觀念日漸在全世界蓬勃發展,甚至被視為是解決都市問題的唯一解方時,《被科技綁架的智慧城市》一書帶領我們拉高視野,在全世界被「科技」全面凌駕之前,先發出警訊,點亮一盞警示燈,讓我們看到在科技發展的亮光之下,未被即時發覺的陰暗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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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行人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