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貼上「舔共」標籤的拜登,或許更像個「自由派現實主義者」

被貼上「舔共」標籤的拜登,或許更像個「自由派現實主義者」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拜登往往會被冠上「舔共」、「親中」的標籤,台灣人對拜登的信任度更是普遍相當低,然而與其說拜登是親中舔共,自由派現實主義者的用詞更為恰當。

新加坡國立大學考伯垂(James Crabtree)副教授10日在《外交政策》雜誌上表示,面對拜登(Joe Biden)當選,許多亞洲關鍵人物會想起歐巴馬(Barack Obama)時期,對中國軟弱的不舒服回憶。

事實上,不僅是亞洲重要的政治人物,台灣的民眾也相當擔心若拜登當選,美國會再度重回過去的對中接觸政策,雖然拜登在競選期間已改變原先態度,更不斷為此宣揚,但仍舊不減海內外民眾的擔憂,而如此的憂慮是其來有自。

拜登與中國的關係

拜登的政治生涯始於1973年,當時年僅30歲的拜登進入了美國國會成為參議員,並在之後高票連任了六屆,一直服務至2009年成為歐巴馬的副總統。

1978年中國進行改革開放後,拜登與中國的關係便開始了,1979年美國派出中共當政以來第一個國會代表團,拜登正是其中一名訪中議員,還會見了時任中共軍委會副主席鄧小平,拜登曾說過,這場參訪後,他「對中國共產黨不斷發展的本質產生了長期的興趣。」

此後,擔任參議員以及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期間,拜登成了推動美中關係的重要推手。90年代末期,是否要協助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及允許中國取得與美國的最惠國貿易地位,成為一大爭論,包括民主黨總統初選候選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內的許多政治人物都擔憂,若提升中國貿易地位,可能會對美國國內勞工帶來衝擊。

時任民主黨眾議院領導人蓋哈特(Dick Gephardt),也因為中國壓迫人權的行為,反對讓中國取得最惠國地位,現任眾議院院長裴洛西(Nancy Pelosi)在當年更指出,中國過去違反貿易協定的紀錄,一同反對;然而縱使黨內反對聲四起,黨外疑慮也相當高,拜登仍舊支持並以外交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大力協助中國加入世衛。

成為副總統後,拜登更擔下了外交的重責大任,不僅在2011年時訪中,與當時被外界猜測為中國未來領導人的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交談超過十小時,更在同一年於《紐約時報》發表題為〈中國崛起不是我們的終結〉(China’s Rise Isn’t Our Demise)的文章,強調中國的崛起不是美國的威脅,以及更成功(sucessful)的中國會讓美國更強盛(prosperous)。

從2011至2012年間,拜登與習近平就至少會晤八次,兩人還在四川的一所高中一起打籃球。在台灣議題上,2001年拜登批評小布希總統(George W. Bush)不該說若中國進攻,美國「不論如何」都會協防台灣,也投書表示支持對台使用戰略模糊政策(意即不表態是否在中國出兵時協防台灣)。

除了拜登本身,拜登次子杭特(Hunter Biden)在中國的投資關係也備受質疑以及矚目。

現年50歲的杭特為一名律師,杭特過去擁有渤海華美(上海)股權投資基金管理公司(Bohai Harvest RST〔Shanghai〕Equity Investment Fund Management Co)高達10%的股權,為公司的九位董事之一,在被川普爆料之後,才退去該職務。

渤海華美為一家私募股權投資公司,為大型金主尋求可投資的企業,大多數投資標的皆是中國的大型企業。此外,《紐約時報》去(2019)年報導也指出,杭特在中國還與上海石油公司中國華信能源(CEFC China Energy Co.)的高層們,保有密切關係,而這些高層曾意圖打入美國能源市場。

因著兒子與中國權貴的關係緊密,導致許多人質疑,拜登是否會為了己利,而背棄美國在人權、國防、經濟上的價值與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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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右)及其子杭特(左)|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後知後覺的自由/接觸派

由於以上種種的紀錄,拜登往往會被冠上「舔共」、「親中」的標籤,台灣人對拜登的信任度更是普遍相當低,然而與其說拜登是親中舔共,筆者認為,自由派現實主義者的用詞更為恰當。

哥倫比亞大學助理教授佐佐木文子(Fumiko Sasaki),就利用「理念-算計」和「親中-反中」兩個維度分成四個象限,將美國政治菁英分成五種類別的人,分別為理念型(Ideologists)、貿易保護主義者(Protectionists)、策略型現實主義者(Strategic-realists)、商業型現實主義者(Business-realists)、自由派現實主義者(Liberal-real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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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算計、親中、反中」四象限示意圖|Photo Credit: Taiwan Insight

前三者在今天的世界都會偏向反中,商業型現實主義者會為了經濟利益趨向中國,自由派現實主義在親中與反中的光譜上則是落在中間值。筆者認為,雖然拜登和其次子與中國企業主有深厚的關係,然而,觀看拜登過去的紀錄,比起商業型現實主義者,拜登更偏向自由派現實主義者。

自由派類型的人通常相當注重「人權」議題,同時也主張透過外交和多邊手段來極大化國家利益,他們認為,即使雙方並非友善關係,美國仍需與中國共存。

拜登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時,就馬上提出立法創立了一個聯邦政府資助的媒體,在中國宣傳民主價值,該媒體即為今天的自由亞洲電台(Radio Free Asia);拜登在競選時也強調必須集結盟友的力量制衡中國,批評川普的單邊外交政策;而2015年,習近平首度赴美國訪問時,拜登就曾對他說:「未來的五十年歷史,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中兩國如何駕馭我們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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