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券限制消費自由?經濟學家如何看疫情下的「無條件基本收入」

消費券限制消費自由?經濟學家如何看疫情下的「無條件基本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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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教授Guy Standing認為,在疫情下討論基本收入是非常好的時機,因為政府應該讓社會上所有國民都能具有「韌性」:假若最底層的30%人民能享有經濟安全,那麼整個社會都能一同渡過難關,只要最底層的人生病了,整個社會都將被擊倒。

文:宋至晟、黃允則(台灣無條件基本收入協會)

2020年的開展似乎不是那麼順遂。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蔓延全球,數億人因而失去工作,這可能是自經濟大蕭條以後,全球經濟面臨最嚴峻的考驗。也因此,各國政府紛紛祭出多種紓困政策來挽救經濟,而在這之中,基本收入一詞又成為眾所矚目的議題。

台灣無條件基本收入協會(以下簡稱UBI Taiwan)有幸能在今(2020)年八月初以線上專訪的形式採訪英國經濟學家Guy Standing,探討疫情對全球的衝擊與各國政府的因應之道。

同時也是《寫給每個人的基本收入》一書作者的Guy Standing在此次採訪中,提到疫情之於社會的影響。他認為,此次疫情讓我們了解到,人們需要透過一種新的收入分配方式,來給予人們安全感。儘管基本收入(Basic Income)不是解決問題的萬靈丹,但仍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元素之一(progressive vision to a great society.)。

Guy Standing作為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發展研究教授,以及基本收入的全球性組織(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 BIEN)的創辦人,他認為隨著全球化的開展,社會中的非典型勞動者,長期處於低薪、工作不穩定的情況,這些社會上的「不穩定無產階級」對於疫情衝擊的抵抗程度尤其低落。

另外你可能聽過、看過或感同身受的一本書──《不穩定無產階級》,Guy Standing正是這本書的作者。作為相當多產的學者,他非常關注勞工經濟領域、勞工政策、社會安全網等議題,近年來更是關注不穩定無產階級的興起以及基本收入的必要性。

他始終認為,經濟安全感應是公民的權利,透過給予經濟安全感來促進社會進步價值。儘管基本收入無法給予人們完整的富足,但只有人們滿足基本的安全感以後,才有能力去長期規劃人生。

以下是Guy Standing(以下簡稱Guy)接受UBI Taiwan專訪記要,以第一人稱呈現訪談內容。

UBI Taiwan:你會如何定義無條件基本收入,它的核心概念為何?

Guy:基本收入有個非常重要的基本概念,即每個合法公民都應享有最基本的經濟權利。

這個權利保障人們能獲得維持基本尊嚴與生活保障的現金,並且是以無條件,且個人的形式給付。也就是說,不論任何種族、年齡、性別,就業或結婚與否,都不會是影響一個人是否能領取基本收入的因素。

我通常會使用基本收入而非無條件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這個詞,因為在實務上基本收入的政策很難真的涵蓋所有人。若在台灣實行基本收入的政策,可能會有一些非法移民,或是常居國外的台灣人,不會被認為是這個政策所應保障的對象。理想上,我們當然希望基本收入是人人都能享有,但在實務與政治上仍可能會有些限制。

基本收入有幾個重要的核心價值:

第一,國家應把全體國民所集體擁有的公共財富回饋給人民

這個概念又被稱為社會紅利(Social Dividend)。在現行的社會中,我們都能繼承來自過去祖先所擁有的私有財富。若以相同的概念來解釋,任何一個公民,都應有權利共同享有國家的財富。

第二,提升人的自由

基本收入透過滿足基本需求,提升經濟安全感,能使人們有擁有拒絕的權利,以及反抗權力壓迫的權利,進而獲得更多自由。尤其是在社會中相對弱勢的族群。

舉例來說,在現今的社會中,大部分女性仍然處於較弱勢的地位。在過去許多基本收入試點計劃中都能發現,基本收入能協助女性脫離不良的家庭關係(如:家暴),因為基本收入能保障她們離開這些關係後,仍有能力可以獨立生活。

第三,提供最基本的安全需求

「安全感」是每個人都需要的基本需求。有研究指出,當人在經濟不安全的狀況下,會造成人的智商衰退,使人的理性思考、策略規劃、與人相處等能力都受到嚴重的影響。

近期由於疫情的衝擊,不論是個人、家庭或是社會都變得脆弱,安全感的重要性就更被凸顯,這也是我們在疫情期間學到非常重要的一課。

也因此,我認為我們需要基本收入制度來面對未來的世界。它或許不是解決所有社會問題的萬靈丹,但絕對是一個進步社會中所需包含的重要元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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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中央社

UBI Taiwan:在疫情期間,台灣社會也有許多因應疫情的政策討論。目前台灣所採取的政策是以振興券的方式提升民眾消費;另外,現金的紓困則是針對特定的對象(如:計程車司機),以確保政府的預算提供給真正需要的人。你對台灣的因應政策有何看法?

Guy:我非常反對使用任何形式的消費券(voucher,包含振興券、現金券等),因為這限制了人們的自由。

採用這種消費券政策的政府或政治人物認為,他們瞭解所有人民的需求,以及想控制人民如何使用金錢。這種做法不同於可以自由使用的現金,使人民只能依照政府的規則,在受限制的範圍內使用這些消費券。同時,要建立一個消費券系統的行政成本是非常高昂的,而且在過程中非常有可能產生貪污舞弊的問題。

現金紓困政策的部分,我也反對只將現金補助提供給特定的族群。不論是在制度面如身份認定上的問題,以及政策制定層面上究竟應納入哪些組群作為紓困對象,都是非常複雜難解的問題。

以計程車司機為例,我們要如何定義一個人符合計程車司機的紓困標準?若是一位家庭主婦三天在家照顧家人,只有兩天在外執業工作,她算是計程車司機嗎?她能領取現金紓困嗎?

更進一步的問題是,難道只有計程車司機需要補助嗎?例如護理師、清潔人員等在疫情期間同樣深陷危險工作環境的職業,難道就不應獲得補助?這樣的問題,也同樣會發生在針對貧窮人口的紓困政策上,使弱勢族群陷入「貧窮陷阱」而無法脫離貧窮。

因此我認為,比起透過繁雜的制度與審核程序找出需要協助的對象,不如直接提供台灣所有合法公民一筆基本收入,並調整稅制讓富人不會因此更加富有,會是更有效益的解決方案。

民眾郵局領三倍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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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I Taiwan:疫情造成全球性的影響,也看到許多國家實施緊急紓困的相關政策,你會怎麼評價歐美各國的紓困政策?

Guy:我們可以看到,尤其是美國社會,他們處在不斷儲備必需物資的緊張狀態。在疫情大流行之前,有許多人已然生活在不穩定的債務邊緣,在龐大的經濟壓力下產生了放棄和輕生的念頭。

我們也發現疫情爆發後,失業者和無家者的人數大幅增加,人們變得極度仰賴食物銀行、施食處(soup kitchens)等慈善機構來維持生計。但這些人卻悄無聲息地被排除於政府的恢復計劃之外,得不到任何應有的幫助。

不該是這樣的,那些龐大的慈善機構,是寄託於個別人士的慷慨和金錢的前提下運作。但是,它破壞了社會,更破壞了團結。慈善國家的形成是整體社會責任的失落,讓大部分的人都失去了尊嚴。

另外,就我觀察,目前各國的紓困政策普遍存在著一些問題,例如要求審查程序和額外發行救助券,導致行政成本過高;還有請領條件過於嚴格,使需要真正幫助的民眾無法得到協助;以及產生福利依賴現象,連帶降低了請領者的工作動機等等,造成這群在疫情之前就沒有穩定工作和健康保險的「殆危階級」(precariat),無法獲得工資補助和基本的健康保障。

我相信,人民真正需要的是重新分配所得的體制,但目前看到的紓困政策做不到制度上根本的改變。這些方案想讓社會、個人「恢復」到疫情之前,但就如同我剛剛所說的,社會上存在某些群體,早已處於不穩定勞動與經濟的懸崖邊緣,歐美各國的紓困政策無法真正挽救他們的生活。

事實上,歐美各國提出的紓困政策足以實施基本收入了。我會認為,這波疫情應該可以是人們嘗試基本收入政策很好的起點。

People fill Madrid's Puerta del Sol square during a rally by Spain's anti-austerity party Podemos in Mad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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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I Taiwan:許多媒體都表示西班牙成為第一個通過基本收入的歐洲國家,你怎麼看待西班牙國會近期通過的政策?

Guy:雖然媒體都用基本收入來稱呼這個政策,它也確實為西班牙的貧困人口帶來不少幫助,但很可惜地,它並不是基本收入。這個政策依然有規範請領的條件,並以去年的家庭總收入作為是否屬於貧窮家庭的衡量標準。在西班牙受疫情影響如此嚴重的情況下,社交與商業活動多被封鎖,許多「今年」因疫情陷入經濟困境的家庭,並無法受益於近期通過的政策,將顯得非常脆弱。

UBI Taiwan:台灣人崇尚勤儉美德,因此我們在倡議時經常聽到「不勞而獲」、「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等質疑,你會如何回應類似的說法?

Guy:首先我想強調,這樣主張的人,邏輯上應該也要主張廢除繼承和遺產的概念,但往往沒有。

回到正題,我們可以將基本收入解釋為一種社會遺產,對往後社會的福祉給予貢獻。即便像Milton Friedman這樣堅定的右翼經濟學家,也明白在市場經濟之下,每個人都必須具有一定程度的安全感,個人決策才能變得理性,並使整體社會能做出好的選擇。另一方面,不少心理學家也指出,經濟的匱乏將改變我們的心理狀態,使人們失去控制情緒的能力,甚至降低認知能力和智商。

UBI Taiwan:在疫情期間,協會提出了緊急現金方案,並積極拜訪各黨政要。你有非常豐富的國際推廣經驗,在政策推動上,是否可以給台灣的倡議者和支持者一些建議?

Guy:我認為在這個時機點去討論基本收入,是非常強而有力的。在一般的情況下,問題難被凸顯,大部分的政治人物只願意私下表態。他們不願意引領,只樂於追隨(They don't lead. They follow.)

在論述上,應該要求政府讓社會上所有國民都能具有「韌性」(resilience)。這件事在疫情期間尤其重要,假若最底層的30%人民能享有經濟安全,那麼整個社會都能一同渡過難關;反之,幫助最頂端的階級是沒用的,只要最底層的人生病了,整個社會都將被擊倒。

新加坡小印度街頭巷尾空蕩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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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應該強調社會團結、社群連結,並賦予人們韌性去克服各自生活的困難和挑戰,特別是在經濟層面受到嚴峻威脅的時機,這是非常有說服力的。

我也鼓勵要多與年輕的受教育者溝通,這群人大部分是不穩定無產階級的一員,對於經濟匱乏的無力感受最為深刻。他們也普遍對公共政策的討論抱持著開放的態度,相信這群年輕人可以同感現今社會種種的不友善,他們將會是改革的驅動力。

最後,從我這四十多年來致力於這個議題的經驗告訴各位:改變很艱難,但不要為此感到孤單或沮喪,我們沒有理由憤世嫉俗或認輸,相信未來很快就會看到真正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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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