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新感覺》:香港/陽剛 vs. 台灣/陰柔,當性別化的地理想像進入社會集體潛意識

《中港新感覺》:香港/陽剛 vs. 台灣/陰柔,當性別化的地理想像進入社會集體潛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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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港人紛紛重新凝視這個親近的地緣他者,並毫不保留地抒發愛台灣之情。除了香港近年政治紛擾、經濟發展遲滯、社會流動趨緩的脈絡之外,究竟該如何解釋如此集體想像的變化?這樣的變化又是以什麼樣的方式表達?在台港人敘事中愛的政治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文:黃宗儀

愛台、愛港與反中:「小確幸」與情感政治

如本森所言,刻板印象常被用來合理化移民動機,並顯示其對他者之域的文化想像(例如在法國鄉間的英國移民)(Benson, 2011: 119-122)。港人對台灣的「小確幸」刻板印象即是生活方式型移民敘事中港人用來定義台灣作為好地方的核心概念,也是理解「哈台」現象的關鍵。在深入分析生活方式型移民或者香港媒體盛讚褒揚的「小確幸」意涵之前,先將此語置入台灣的現實來檢視其曖昧與複雜。

在大眾媒體的脈絡中「小確幸」保留了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原來的用法,意指「人生中小而確切的幸福」[1](2002:80-81),泛指日常生活中隨手可得、看似微不足道的樂趣,代表一種知足常樂的正向心態。隨著此語的流行,開始出現對台灣「小確幸」文化政治的解讀。例如,日人本田善彥(引自杜宗熹,2016)指認「小確幸」為台灣政治逃避主義遺留至今的託辭:「『這個國家』」早期為『偏安』,但元氣和志氣喪失後,多數居民活在桃花源記般的『避秦』境界,可憐自己,迴避棘手議題,只在乎眼前的「小確幸。」[2]

趙剛(2014)以更批判的觀點指出台灣「小確幸」文化的逃避主義,反映的其實是在高度問題化的社會情境中的一種「苦中指樂」:「它是這個資本主義世界中飽受不確定與無望感的青年人與中年人的挫折與痛苦的一種表達。它是一種失去理想、夢想、未來,或任何自我超越可能的『主體』的自衛/自慰性精神狀態。」

除了「苦中指樂」的虛無幸福感外,趙剛進一步指出「小確幸」更涉及台灣的政治主體建構:「『小確幸』遠遠不只是一個軟綿綿的生活態度,而是一個強悍的政治建構」——「80與90年代民主政治之後台獨運動第三波主體自尊感的建構,是以『小確幸』作為『文化無意識』。在這第三波裡,『中國崛起』被論述成『中國威脅』的單一可能性,青年學運的『台派』以『小吃』、『捷運文化』、『最美麗風景是人』指認『小確幸』,並進行政治動員。」[3]

文化評論者張鐵志亦藉由「小確幸」指認同樣的歷史群體,但有別於趙的批判,他為「小確幸世代」辯護,認為此語除了消費層面的意義,代表某種生活方式的追求之外,趙剛所謂「台獨運動第三波主體」其實是新時代價值的創造者,代表多元價值:不以競爭力或賺大錢為最高價值,而是追求自我實踐(微型創業、返鄉創業等等)(張鐵志,2016:54)。

換言之,「小確幸」的台灣新世代是繼承了80年代以來台灣民主運動與社會運動的價值,「讓環境保護,社區改造,多元平權,民主參與等改變台灣社會……並且讓這些價值開花結果」,其實日本等先進國家青年早就有如此的實踐(2016:54-55)。上述不同立場的解讀凸顯了「小確幸」一詞在台灣的意義乃是同時指涉生活態度、消費行為以及新社運世代/政治主體,承載了矛盾衝突的文化與政治意涵。

「小確幸」文化跨境流通之後,在港人的移居/移民故事中成為描述移民動機以及對比移居地與故鄉差異的常見修辭。生活方式型移民書寫的一個典型的敘事邏輯是移居者藉由對移居地的歸屬感與認同,來定義其追求的好生活。同時,移居者經常比較移居地與原居地的好壞(冷漠疏離的危險大都會/和善熱情的安全鄉間鄰里,寒冷陰鬱的北國/溫暖晴朗的南國,水泥叢林的高壓生活/原始自然的緩慢悠閒),進而重塑新身分與投射新生活願景。

在港人的案例中,移居地台灣的種種美好皆可藉由「小確幸」一言以蔽之,此語不僅是台灣文化與生活風格的同義詞,也成了吸引港人來台定居的主要原因。就此而言,港人眼中台灣「小確幸」和一般台灣媒體用法的意義一致,也就是某種生活方式的追求。

這類敘事中反覆可見「小確幸」作為描述台灣好生活的綱要。例如,定居新北市淡水的插畫家Emily在序言中自述:「生活必然有些苦的地方,但這本書要說的是我在台北嘗到的甜,一些台北獨有的,微小但確切的幸福。」(2012:13)黎慕慈書中以「小確幸」作為擁抱台灣的理由的分類主題。此外尚有香港《經濟日報》的專題報導以「香港人眼中台灣人的八個『小確幸』」為題,分析台灣對香港的吸引力。在這些香港移民敘事中,「小確幸」成了追求美好生活而移民的現成語彙,意指許多時下流行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與反消費主義的態度。

例如,不少故事中的台灣是實現慢活與綠色運動的天堂,充滿田園樂趣:「〔台灣人〕推崇休閒生活,享受生活中的『小確幸』……具體來說,就是一旦厭倦了台北的辦公室工作,可以跑到台東,退隱高山自種田,結間茅屋白雲邊,在台灣,這並不是稀奇的事。」(黃璟瑜,2016:149)此處呈現的田園理想建立在地理空間的壓縮想像(台北與台東零距離),以及將台灣人浪漫化為隨興自在的現代陶淵明(能隨時放棄辦公室的工作隱居深山或下鄉種田)。

有趣的是,雖然一般生活方式型移民理想的田園是指與大都市相對的純樸鄉間,因此此類移民常被視為反城市運動的表現(Benson and O’Reilly, 2009; Hoey, 2009; Benson, 2011),但在移居港人的好生活書寫中,台灣的田園風景不僅指涉真正的鄉村原野還涵蓋了現代都市。例如,《樂戶台灣》的作者黃璟瑜在簡介中描述移居台灣的動機:「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到高雄小住,當地人的熱情、和善,讓我感動萬分,更由此發現理想生活的原型,從而萌生移居台灣的念頭……現居於高雄過著優哉游哉的日子。」(2016)許多中年中產階級來台工作或享受退休生活的港人,正是訴諸此類修辭來描述身為生活方式型移民的經驗。像黃璟瑜這般對台灣的城市(高雄或台北)懷抱田園想像的香港人所在多有。

Emily介紹台北生活的圖文書便具體地展現了如此的浪漫田園想像——在台灣即使隱於市也能坐擁溫暖人情、閒適生活以及近在咫尺的自然生態。全書以插圖為主文字為輔,溫暖甜美的童話風格夢幻地呈現了台北好生活的主旨,其中「散步就是散心」一節刻畫了大安森林公園、淡水紅樹林步道與無名小巷弄的休閒風情。作者說:「巷弄的有趣之處,就在於這些不足道的小發現。」(2012:59)在Emily的畫筆下,台北堪比19世紀漫遊者的天堂巴黎,一個只要漫步其中便歡快無比的城市。

其實與台北相較,香港並非沒有郊野綠地或公園步道,更不乏小巷弄,何以在台北能樂於尋找巷弄中的小發現,但在香港卻不能?再者,台北巷弄街道實非步行者天堂,潮濕多雨之外,更不用說都市規劃不佳,多半停滿機車或堆放商品。如此美好生活想像的破綻或可歸因於上述生活方式型移民的「小確幸」再現其實類似觀光客的凝視。在此類敘事中,台灣的地景在港人凝視之下成為浪漫化的田園理想(idyllic ideal),某個意義上仍不脫「後花園」的意象。

「後花園」一語具有殖民色彩(如法國前殖民地象牙海岸有法蘭西的「後花園」之稱),一般意指近距離、低物價,適合短期休閒旅遊之地,並暗示觀光客與觀光地的發展差異與現代性位階高低。台灣作為香港「後花園」的說法十分普遍,[4]暗指兩地現代性發展的高下之別。值得注意的是,對今日香港人而言,台灣這個「後花園」似乎從短期旅遊之地轉變為理想生活之夢土,現代性發展的落差被賦予不同的價值,原本「鄉土台灣」可能意味著窮鄉僻壤與化外之地,如今卻成了悠閒慢活、友善生態的桃花源。

港人紛紛重新凝視這個親近的地緣他者,並毫不保留地抒發愛台灣之情。除了香港近年政治紛擾、經濟發展遲滯、社會流動趨緩的脈絡之外,究竟該如何解釋如此集體想像的變化?這樣的變化又是以什麼樣的方式表達?在台港人敘事中愛的政治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首先,在這些移居/移民敘事中常見求愛的語言(language of courtship)——「墜入情網」、「一見鍾情遇上夢中情人」、「尋找白馬王子」、「跟台灣談戀愛」等詞彙屢見不鮮。這是一個有趣的特色:一方面,這類語言的頻繁出現對於不直接表達情感的香港人來說並不尋常;另一方面,雖然生活方式型的移民也常以近似的詞彙描述移居之地,例如,移民葡萄牙鄉間的英國人談到移民經驗時,會說自己「完全愛上了此地」(Torkington, 2012: 83),但港人的台灣敘事中出現的「愛」並非僅隨興一提、輕描淡寫,而是以各種通俗劇的求愛語言,將移居之地比喻為慾望客體。

幾個具體的例子可以清楚看到這個浪漫化的傾向。插畫家Ali為《島嶼.浮城》一書寫的推薦詞便使用了如此的語言:「《島嶼.浮城》記錄了21世紀的香港人怎樣跟台灣談戀愛的故事,從相識、交往、以至計畫白頭偕老的生活歷練實證……」年輕作家紅眼則是以失戀的經驗來描述他旅居台灣幾年之後首次以觀光簽證入台時的心情:「就像多年以來牽手逛街的戀愛,如今見面卻要隔開五釐米,有一種失戀的哀傷,我已經『被不屬於台灣了……』。」(李雨夢,2015:249)某個意義上,這樣的慾望投射類似19世紀以來的他者敘事,此類敘事的主體常將他者陰性化來確認自身的陽剛位置與現代性發展之優勢。

其實如此的性別化他者傾向早已出現在香港的影視與媒體中。例如,在回歸前的經典愛情片《甜蜜蜜》(陳可辛,1996)中便有跡可尋。片中的幫派大哥「豹哥」偷渡來台之前以玩笑話安慰情人,要她不必以他為念:「不用擔心,我很有辦法的,在台灣有很多老婆,高雄有一個,台中有一個,花蓮有一個,阿里山也有一個……。」片中暗夜送行的場景凸顯了黑道大哥的鐵漢柔情與風趣幽默,角色的說服力來自於將台灣的形象陰性化,提供落難的香港陽剛主體既現實又虛構的庇護,使其既能遁逃於法網之外,又能坐擁妻妾成群。此處對他者的凝視潛藏現代性主體對化外之地的刻板想像。

近年台灣的陰性氣質的具體形象是「台妹」,此語泛指所有年輕台灣女性。香港媒體報導將「台妹」再現為溫柔順從、有女人味,而這樣的他者形象對比的是強勢獨立、要求高的「港女」與向來形象不佳的大陸女性。[5]如有網路媒體專欄作家直言港男喜歡台妹,主要因為「台灣女生就是天生會撒嬌的能耐……香港女人太聰明,太有成就,太bossy;台灣女人的笨,剛好補上男人缺少的那一塊自尊」(李聲揚,2017)。[6]即使是聲援港女批評台妹的報導都強調:「講起台妹,最令港男幻想亦最令港女討厭嘅,就係台妹嘅嬌嗔。可能因為港女嘅『獨立』,更令港男追求台妹呢啲小鳥依人嘅溫柔。」(路以苡,2016)

此類媒體再現、傳播的「台灣」與「台妹」提供了既成的文化形象,空間被性別化並賦予差序價值(香港/陽剛,台灣/陰柔)。當性別化的地理想像進入社會的集體潛意識,訴諸男歡女愛來描述移居台灣的經驗與對台灣生活的嚮往似乎也就不足為奇了。

值得注意的是,港人移居/移民故事中以愛戀修辭所表達的台港關係,除了對他者的深情凝視之外,更與對故鄉香港的情感息息相關。如前所述,生活方式型移民敘事中普遍可見的是將移居地與故鄉相互比較。在香港的案例中一個特別的例子是兩地人民對家國的愛的表現方式——前者似乎總是直言無諱,而後者多半有口難開。例如,黎慕慈說:「問台灣人愛不愛台灣?跟問香港人愛不愛香港?答案比例絕對截然不同。」(2014:11)李雨夢(2015:196、276)也以其書中幾個故事指出,在台港人深感困惑的一點是似乎台灣人可以很輕易地說出愛台灣,但現在恐怕沒有太多香港人能自在地說他們愛香港。

乍看之下,台灣人的愛國成了香港人的對比——以近年的狀況來說,港人對北京與特區政府表達強烈的失望、反感與不信任等情緒,並將愛轉向他方,一個似乎能提供好生活的承諾之處。但必須深究的是,當「愛國」似乎與香港作為共同體的諸多基本價值扞格不入,但「愛國愛港」這類政治主張又將「愛國」定義為「愛港」的前提與必要條件時,身處特區的香港主體應如何、或是否能投注對國家的情感?如此的複雜情感/情緒又該如何表達?某種程度而言,近年香港的「哈台」現象可視為港人對上述難題的回應。

因此,在這些移民敘事中,「愛台灣」並非只是針對移居地單一對象的情感/情緒投注,而是透過對台灣(親密的他者)的好感來表達對於自身(追求好生活但不忘香港的跨境主體)與中國的種種複雜感受。舉例而言,來台經營咖啡館的夫婦Raymond與Kia的故事呈現了愛在心口難開的香港人心境:「『愛台灣』、『愛台北』、『愛台南』,說起愛的時候台灣人臉上總會掛著得意的面容,反觀自己和香港,我們從不輕易說出愛香港的字眼,總會覺得異常肉麻。那些在香港打著『愛』旗號的團體,往往利用令人起著雞皮疙瘩的愛國情懷操弄著人們的情感,於是愛這個字,很難說得出口。」(李雨夢,2015:70)

如這些生活方式型移民所言,「愛香港」一語如今已與中國的愛國主義無法脫鉤。如此一來,對香港家城難以表述的愛,部分歸因於港人不認同「愛國愛港」的宣傳口號或者如「愛港力」等親中團體。對許多年輕港人如Raymond與Kia而言,愛(中)國被設定為愛香港的前提,但如此的前提違背了他們的情感經驗以及香港諸多基本價值。於是,當「愛港」隱含了親中愛國的政治主張,抱持不同政治理念與認同,或無法感受自身對「祖國」之愛的港人也可能因而失去了表達對在地情感的語言[7]。

另一方面,移民台灣的身分提供了移居港人一個新的脈絡與契機,讓他們重新檢視過往的生活並藉此表達他們對於香港的情感。在生活方式型移民的故事中,有不少港人被問到對於離開香港到台灣的感受時,指出遠離家鄉的新生活讓他們以不一樣的方式看待香港,且得以重新審視在雨傘運動之後對家鄉的愛與責任(李雨夢,2015:278)。作家紅眼的故事便見證了如此的心境轉變。他自述經常往返台港的自己是個對於香港或任何駐足的城市毫無情感依附或任何感覺的都會人;然而,在雨傘運動後一次返台的心情讓他有了新的體認:「我才終於明白我真正在意的正是我的家鄉,香港。」(250)

李雨夢以這則故事得到的啟發作結,她寫道:「我開始明白,對某些人來說,不是對香港沒有歸屬感。而是因為離家不夠遠,看不見家的全貌。以及對自己心中所繫掛的地方,那最深層的愛護與難以言喻的情感。」(250)紅眼的故事顯示,時間與空間的距離容許生活方式型移民不僅在移民初期比較「此地/他方」,並能在之後反思對家鄉的情感,尤其當家鄉有難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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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愛台」除了用來表達「愛港」,亦是一種仇恨修辭,表達港人對國家的不滿與失望。在這些敘事中,對台灣的好感常引發港人抒發自身對今日失落的香港的情感/情緒,或表感傷或顯憤怒。在眾多的敘事當中普遍出現的對比是台灣的幸福美好與香港的問題重重,當香港今日的種種困難(政治、社會、經濟與環境等)反覆指向中國因素,港人對台灣田園想像的熱愛也一再伴隨著強烈的反中情緒。換言之,在此類敘事中,對於台灣是個好地方的禮讚同時直接或間接表達了對中國的反感。以下兩個例子或可證明此觀點。

Kiky與Jacky是一對移居南台灣偏鄉後灣經營民宿的年輕夫婦,兩人「因為深愛這片土地,所以希望能為當地出力,特別是環境保育這一塊,他們的態度與後灣居民的立場是一致的」(227;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這個民宿故事的保育理想對比的是迎合毫無環保意識的陸客的觀光景點(如墾丁)(229)。兩者的比較顯示民宿主人歡迎的客人絕非喜歡到墾丁旅遊的陸客。民宿女主人強調生活方式型移民不僅要為在地社區付出,並且必須入境隨俗:「移民不是有錢就了不起,如果你準備要去一個地方展開新生活,卻又不打算適應及貢獻當地的社會,這種心態與行為跟蝗蟲又有什麼分別呢?」(216)

敘事中出現的「蝗蟲」比喻,明白指涉近年港人認為造成香港社會問題與生活壓力的內地人(陸客、水貨客、內地孕婦、陸生等等)。又如,退休記者黎慕慈的自序陳述了移民台灣的理由,也是她告別香港的原因:「生活的品質,不是決定住在哪一區吃過多少米芝蓮餐廳,是平日可以漫步街頭,休假可以徜徉大自然,是在路上看到樹木與腳踏車,而不是金行與藥房。」(2014:10)與台灣悠閒生活方式對比的是香港消費主導的生活:豪宅與美食在道德上難比反璞歸真的美德,樹木與腳踏車則進一步凸顯藥房與金行這類討好陸客的消費空間,代表香港近年的惡托邦(dystopian)地景。

在這兩個例子當中,「愛台灣」背後的價值無論是社區意識與生態保育,或者簡單生活與崇尚自然,皆指向「小確幸」文化。若以趙剛的觀點來看,與台灣的情況類似,「小確幸」亦提供了港人表達反中情感/情緒的具體詞彙。在此意義上,以在台港人,尤其是年輕世代的移居港人如Kiky與Jacky來說,「小確幸」也如趙剛所言,不僅是生活態度更是一種政治表態與主體建構。

註釋

[1] 「小確幸」取自日文「小さいけど確かな幸せ」的漢字。

[2] 參見杜宗熹(2016)。

[3] 參見趙剛(2014)。

[4] 關於「台灣作為香港後花園」的說法,主要用於形容台灣的地理位置鄰近香港(馬岳琳,2011),「彷彿在香港不能實現的都可以在那裡〔台灣〕成真」(李秀嫻,2016),也能忙裡偷閒的安排假期到台灣「充電」,「補充『養分』」(鄧予立,2009)和「釋放心情」(孫儀威、林豔,2013)。

[5] 最近的例子包括港劇《不懂撒嬌的女人》(2017)。劇中來自上海與台南的女性角色分別代表潑辣豪放與溫柔可人,對比直率有效率但不懂得撒嬌的香港女性。

[6] 又如:「港女太強勢硬朗,聰明能幹但就是欠一點圓滑柔勁……港男總愛台妹嬌嗲、日本妹可愛,每次提起港女總耍手擰頭」,參見楊麗珊(2016)。

[7] 由此觀之,或許可以理解為何本土派常訴諸仇恨修辭來表述對香港的關懷與認同。對某些港人而言,反中的激烈話語是訴說香港之愛的唯一語言。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中港新感覺:發展夢裡的情感政治》,聯經出版

作者:黃宗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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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00年初至2015年的時間跨度,
從文化政治與感覺結構的分析框架,
探討新的中港台發展敘事如何在都會空間中生成,
尤其關注此一過程對於新興社會主體的形塑。

《中港新感覺:發展夢裡的情感政治》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聚焦中國,在「中國崛起」以及此後「中國夢」的論述脈絡之下,探究發展的大敘事孕育了怎樣的感覺結構,又再生產了何種文化想像與社會新主體。第二部分以香港為主軸,聚焦中港矛盾與港台連結現象,試圖論證香港如何回應如北進或區域整合這類主流發展論述,同時分析香港近年出現的新城市發展連結與主體性的建構方式。新的發展敘事是以本土爲訴求、反中爲內在結構、情感政治爲依託;在此情感結構下,台灣成為香港重要的參照與連結的新對象。透過分析文化文本與論述,本書試圖建構跨地域視野的可能性,亦即打開封閉在國族或本土中的局限與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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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