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師看「讓座鈴」:讓座是個人決定,但又給道德束縛,結合成「弊大於利」的半吊子制度

心理師看「讓座鈴」:讓座是個人決定,但又給道德束縛,結合成「弊大於利」的半吊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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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認為「讓座」文化在台灣算是非常成功了,與其當下不斷提醒民眾「各位注意!有人需要座位」,不如在「情境外」提升讓座的意識宣導,並與流行元素配在一起帶動風潮。

延伸閱讀:讓不讓座是個問題:台北市公車試設置「讓座鈴」,有需求者自己按

志明搭公車,上去後發現一般位置都滿了,他只好坐後門上車的第一排博愛紅椅。此公車路線行經四家大醫院,志明心裡有底,看病的人多,應該坐不了多久,讓坐是一定要的。

下一站,拄著柺杖的老婆婆從前門上車,靠卡感應後,她按了「讓座服務鈴」,觸發系統廣播,此時前後門區間的博愛座有人讓座。

下一站,雖然不明顯但看得出來的懷孕婦女從後門上車,靠卡感應後,她按了「讓座服務鈴」,觸發系統廣播,此時志明趕緊讓座。

下一站,摀著肚子的撲克臉年輕人從前門上車,靠卡感應後,他按了「讓座服務鈴」,觸發系統廣播,此時博愛座已坐滿年長者,公車駕駛柔性勸導,希望一般座位可以有人讓座。一、兩分鐘後車尾最後一排有人讓座,駕駛轉告年輕人,他穿越人群走到位置上坐下......

公車上的社會情境

公車上也屬社會情境,由往同方向的群眾短暫流動而成,人來人往上下車,熟悉路線者休息、聽音樂、看手機,第一次搭者緊張地看著窗外,就像在大馬路上一樣。

人們各做各的沒有交集,隱約有所共識:「不要干擾他人,也不要引起關注」,隱身在群眾中到達目的就好。如果公車非常擁擠,更要互相遵守才能相安無事,所以才延伸出公車上勿飲食、勿大聲喧嘩、背包要放前面等行為限制。當你干擾他人,就會被目光關注/施壓,若有些人厚臉皮不管共識,客運公司只好祭出規定與罰則。

「讓座」是這些人際界線的唯一例外,因為是體恤/同理他人的美德行為,故允許一定程度的變動。那麼「讓座」行為的心理歷程怎麼來的呢?

  • A. 訊息選擇:民眾是否看見、知道那個人有需要,例如老婆婆和孕婦。有時候不讓座並非沒有同理心,而是當事人正在聽音樂、看書,沒有看到(或故意不看)而已。
  • B. 認知過程:認知過程是心理將所有資訊綜合判斷,例如「在一般座位上,我累到快睡著,還要盯著門口看有人需要讓座嗎?」每人結論均不同,相對的,把博愛座讓給看起來有需要的人,便是毋庸置疑、慣性遵守的社會規範。
  • C. 行為選擇:決定要讓座了,怎麼執行也有關係,老婆婆從前門上車,坐後門旁的志明就不用急,從後門上車的孕婦,志明就得當仁不讓,跟距離、順序、影響他人程度都有相關。總不能在後門向老婆婆大聲嚷嚷「老婆婆,請往後面走,我這裡有位置!」如果這樣,豈不是志明假設他人不會讓座,自己搶功了嗎?人們會預設「他人會怎麼想自己」,被他人觀感制約。

從上述歷程來看,需要位置的人「被看到」很重要,才能啟動讓座的行為選擇,那麼有隱形需求——即從外觀上看不出來卻有需要的人怎麼辦?

這也是北市府在公車上試辦「讓座鈴」和「廣播服務系統」的用意,讓有需要座位的人自己按鈴,觸發讓座廣播,以聽覺形式提醒乘客讓座。以心理歷程來說,突如其來的鈴聲及廣播能提醒他們注意新訊息:有人需要座位,有誰是好心人願意讓呢?

「讓座鈴」弊大於利,帶來更多困擾

問題來了,即使訊息被注意到了,那麼會不會「還是沒人讓座呢」?

肯定會。常搭公車的人就會明白,那些打盹、用耳機聽音樂、玩手遊的人,即使是鈴聲或廣播也無法中斷他們手邊的事;有些人則是自身狀態不好、過於勞累,只好聽而不聞。到最後願意讓座的人一開始就會讓,不會的還是不會,畢竟公車只是短途載客的工具,還不至於不讓座別人會撐不下去的地步。

「讓座鈴」和「廣播服務系統」增加了訊息被注意的機率,效果如何還有待考驗。問題來了,其負面效應卻是大大抵觸了「不要干擾他人,也不要引起關注」的社群共識。想想看第三站上車的年輕人,經此系統提醒,全車皆知,讓司機幫他喬位置,在眾目睽睽下如走星光大道般抵達座位,驚動全車,既引起關注也干擾了他人,我想他下次不敢再按了。

讓座成了有形的提醒,但非強制規範;「自願讓座」是個人決定,但又給道德束縛。兩者結合變成半吊子的制度:「提醒對方但不一定要做」,請問究竟要傳達什麼意義?

一旦箭射出去卻讓座不成,想坐的人尷尬(O.S. 怎麼大家都不讓?社會無情),在位置上的人也如坐針氈(O.S. 快點!誰趕快讓座,但不是我……呼,還好……哇!下一個又按鈴,下次不要坐好了……),這設計豈不是常常製造讓人為難的情境嗎?

問題來了,若無人讓座,公車司機還得加強廣播負責找座位,他變成管理者、接待者以及仲裁者。嘿,別忘了,他應該專心當司機。

打造友善搭車環境,何必執著於當下規定

設計友善環境得遵從「不要干擾他人,也不要引起關注」的共識,較能讓有需求又不想被知道的人,願意尋求幫助與得到幫助,這與自尊有關,每個人並不喜歡自己的需求造成別人的困擾。例如「待用餐」的設計,提供協助的餐廳只用海報標示,不必驗證身份,在菜單上勾選待用餐,讓需要的人默默進來、默默吃完、默默離開,與店家彼此心領神會,隱身於常人之中。

又例如台北捷運「博愛座識別貼紙」,有需求的人就索取貼紙,靜靜地採用視覺提醒,沒有大肆宣揚,為讓大家多認識貼紙功能,還與知名插畫家合作,一推出就引起話題。

而原本「博愛座」的設計,也沒有規定年長者、孕婦、行動不便及身體不適者才可坐,一般民眾也能坐。博愛座設置為紅色便是提醒大家看到有需要座位的人時,可以適時地讓座。

上述成功案例都提醒我們,打造友善環境,不一定要執著於當下規定。我認為「讓座」文化在台灣算是非常成功了,與其當下不斷提醒民眾「各位注意!有人需要座位」,不如在「情境外」提升讓座的意識宣導,並與流行元素配在一起帶動風潮。

我認為可以針對心理歷程的各階段特性,做以下的調整:

一、訊息選擇的調整

訊息的提醒,宜使用「視覺上」大面積的結構提醒,位置或顏色要醒目。以公車為例,前門與後門的區間座位已非常明顯被區分出來,想要坐久一點、避開讓座的人自然會往後走。

二、認知價值的宣導

「讓座文化」是否能像「待用餐」那樣被帶動,是種價值認同;一旦建立了,人們就會毫不猶豫行動,不需驗證或在乎是否有人濫用。

宣導新的價值,講故事最為有用。從非說教的故事裡,讓民眾體會讓座雖無法馬上看見成效,然事實上讓有需要的人得到無比溫暖,例如過去有張鼓勵民眾捐血的海報,一位小女孩說:「雖然我不認識你,但是我謝謝你」,就很令人認同而願意捐出熱血。

三、行為楷模的參照

經認知歷程選擇的行動,光是「思考」就令人傷透腦筋,因此「怎麼讓座」的行為若事先能以社會劇影片宣導,在公車上播放或海報廣告,其具體行為與認同楷模也能提高民眾讓座意願,畢竟「跟著做」是比較容易的。

從心理學角度看友善環境,是讓使用者的心理負擔變輕,讓協助者易於操作。雙方最後從彼此行為裡得到正向回饋,而不是道德壓迫和法律規定,做出合宜卻不情願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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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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