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政史》：秘密警察是濃縮的極權暴政

第四章：極權統治與秘密警察

《布達佩斯往事》講述的是一個生活在秘密警察恐怖中的故事，秘密警察無所不在、無所不能，他們手裏掌握着界限不明、神秘莫測的可怕權力。秘密警察之所以恐怖正在於它的深不可測，防不勝防，不可捉摸。這是一種存在於人們理性理解之外，但又死死地在支配他們生死命運的邪惡力量，對它的受害者來說，它最恰當的名字就是「魔鬼」。我們應該怎麼來理解這個魔鬼呢？它手裏握有的是怎樣一種致命的權力呢？它又是怎麼在把恐怖植入每一個人— 無論他是多麼的無辜— 的震顫的靈魂呢？

德國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埃利亞斯．卡內提（Elias Canetti）在《群眾與權力》一書裏揭示了權力與秘密的致命結合。 他指出，「秘密居於權力最內在的核心部位。監視行動從本質上說是秘密的。監視者隱藏起來，或者作一番偽裝，同周圍環境相適應，一動也不動，以免讓人認出來。他整個消失了，裹在身上的秘密猶如另一層皮膚，長久地保護着他，急躁與耐性的奇特結合便是他在這種狀態下的特點。這種狀態持續越久，對於突然成功的期望就越強烈」。監視者的可怕在於他有無比的耐性，你必須永遠繃緊神經，稍一懈怠，就會成為他的獵物。所以，即使你還沒有被捕獲，你已經註定逃脫不了他的利爪。他先是悄悄等待，「然後便是大張旗鼓地捕捉，這是要通過恐嚇來增強捕捉效果」。（《群眾與權力》205）^[註]

獨裁者尤其擅長這種出其不意的捕捉行動，「獨裁充分瞭解秘密，善於對它進行恰如其份的估價，並且利用秘密。當他要達到某種目的時，他知道監視甚麼，知道在他的助手當中可以利用誰去進行監視。他的欲望很多，因此秘密也多；他將這些秘密構成一個體系，使它們彼此相互保藏。他向一個人透露這個秘密，向另一個人透露那個秘密，並設法使他們永遠無法聯合起來」。（《群眾與權力》206）因此，在獨裁的國家裏，人民生活於恐懼之中，秘密警察也生活在恐懼之中，他們貢獻於恐懼，又受恐懼之害。

在獨裁專制下，沒有人能免於恐懼。正如我們在《布達佩斯往事》一書裏所看到的，「每個人都受人監視，而監視者卻從不知道他究竟監視別人甚麼，他只是必須記下對象的一言一行，時常彙報，讓統治者瞭解被監視人的意向」。但在《布達佩斯往事》故事的背後，「監視者自己也受到別人的監視，並且別人的報告修正着他的報告。這些人就如同盛裝獨裁者所透露的秘密的容器，獨裁者始終能瞭解容器的可靠性與安全性，並能估計到哪些容器已經滿得要溢出了。他有一個完整的秘密系統，只有他一人有鑰匙。他覺得完全信賴任何一個人都是危險的」。（《群眾與權力》207）

獨裁權力的性質從它如何掌握秘密就可以看出來，「獨裁包括不公平的看透，即有權力的人看透別人，卻不讓別人看透他，他必須比別人都緘默，沒有人能瞭解他的想法和意圖」。（《群眾與權力》207）人們不害怕開放社會的政府執政方式，甚至有人嘲笑它沒有效率的，不具有「制度優勢」，這同它缺乏秘密性有關。不像密室商議那樣，議會裏的辯論是當眾進行的，對立的意見在這裏相互較量，互相揭露弱點。即使有所謂的秘密會議或聽證，也難以長久保持秘密，新聞界的職業好奇心，以及某些人對經濟利益的考慮往往會導致洩露秘密。

就保守秘密而言，獨裁的制度優勢在於，如果只有單獨一個人，或是由他的親信組成的一個很小的團體，就能守住秘密，「秘密協商在小團體內進行似乎是最安全的，並且小團體要以保守秘密為宗旨，對告密行為予以最嚴厲的懲罰。不過最好由單獨一個人來作決定……獨裁的權威主要在於人們給予它秘密的集中力量，而民主則使秘密廣為人知，其力量也隨之減弱」。但是，這樣的制度優勢也是制度劣勢，「所有秘密都集中在一方或是一個人手裏則必然最終成為災難:對於掌握秘密的人是災難性的……災難還會波及所有與此相關的人。每一個秘密都是爆炸性的」，當秘密爆炸的時候，所以的秘密裏都有獨裁者的罪證。（《群眾與權力》209）

（待續）

註：埃利亞斯．卡內提：《群眾與權力》，馮文光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出自此書的引文在括號中標明頁碼（《群眾與權力》）。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暴政史》，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作者：徐賁

牛津大學出版社

在人類歷史的任何一個時期，人們遭受的暴政之害都遠甚於他們所受的自由之益，然而，奇怪的是，討論自由的書籍數不勝數，而剖析暴政的書籍卻少之又少。這種學術關注的失衡一直延續至今。儘管歷史上暴政頻繁，但很少有政治哲學家把暴政本身當作一個核心理論問題來討論。

本書第一部分回顧貫穿於古代暴政和現代暴政的一些彌久常新的專制統治原則。專制暴政「有一樣東西要死死抓住，那就是權力；必須奉為一項基本原則」。只要人性的幽暗和軟弱不變，這些馭民的原則只要做一些技術性的修正和更新，也就會永不過時。

第二部分討論20世紀的極權暴政和領袖崇拜——希特勒、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尤其是共產意識形態國家的領袖個人崇拜。個人崇拜是領袖崇拜的極端形式，它經常被錯誤地理解為只是因為某個政治人物的個人權力慾望失度、道德操守低下、個性強梁霸道才出現的特例情形。